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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人”
国生青年时期的艰苦岁月,跟我讲过不止一次。每一次我都一一记录下来,现在,他所讲的一件件、一桩桩的事例,本子上还保留着,页面都泛黄了,浸透了他的悲喜。我尽最大的努力,把他劳动的状况还原,勿使走样。
国生生长在农家周围,不仅接触的是地道的农人,给他影响最大的也是劳动,渐渐的,“农”字与他形影不离。十岁左右,他也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拿把小镰刀,去河滩割草,河滩上的蒲苇比他还高,不一会就割一小筐,背回家晾晒在门前大院里,日子长了,堆积成小小的圆垛,供家里烧火做饭。而叔叔伯伯们可了不起,他们使用宽宽的钐镰,绑在长杆上,抡开臂膀,一扫就是一片,铺展得远远的,蒲草就地晾晒,积成大垛,秋冬作为燃料取暖、烧饭。孩子们藏猫猫,一头扎进蒲草垛,绵软清香,屁股可还露在外面。等国生长大,广阔的河滩开辟成了田地,蒲草彻底消失,那清香永远嗅不到了。
有一年,闹饥荒,食堂散了,粮食光了,人们饿得眼睛发蓝,冬天里去河滩刨蒲根。全村老少男女,轮动大大小小的四齿镐,阵势雄壮,把河滩翻个遍。这一年老天爷悲悯,可怜饥饿的人们,让那蒲根又粗又肥。晒干压面做饼吃,蒲根面呈红棕色,用仅有的一点玉米面包裹着蒲根面,蒸馍,起了个好听的名字——金裹银。虽然吃了拉不出大便,到底救活了乡亲们。第二年开春,准许各家各户大搞拾边地,就是集体的大田之外的荒坡野地,谁开垦就归谁种。饿怕了的乡邻,争先响应,形成了一个火热的、自发的运动。有人半夜起身扛起镐去开荒,开荒多的受到村人的称赞,懒人多被嘲弄,送给“二流子”的外号。小国生和小自己一岁的牛子在水泡子(水抗)边的沙地,拔下高高的茅草,整平土地,用锄头培成一条条土埂,栽上白薯秧,旱了,水泡子里的水可浇灌。牛子瘦小灵巧,年纪小就懂得许多农业种植的知识,善于想办法,开发的地块就是他看好的。国生比牛子壮实,有笨力气,从泡子里提水的活,国生都抢先。秧子长了,爬出老远,绿油油的。他俩学大人的样子,翻白薯秧,不让秧子在地上再生根,好让土埂里面的果实生长,经过一个夏天,秋天到了,该收获了,秧子变细,叶子变老,土埂上裂开大口子,那是白薯拱的。刨开土块,呵,又大又圆的薯块就露出来了。他俩惊叫着,欢笑着,庆祝丰收。牛子和他共刨了几大筐白薯,求牛子大哥帮助运回来,放在二婶家屋子的泥土夯实的屋地上,都没有站脚的地方了。两人均分,谁也不肯多要一点。那一年,是丰收年,可真解了饥了。
国生国生虽然读一些书,刚刚能够识文断字,但青年时期迎接他的,是更加艰苦的劳动。劳动,就是生存,也是成长。公社化之后,一个村子里,人人都要种田,集体劳动,集体分粮,凭力气挣工分。当时流行语: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国生就是大部队中的一员,凭挣工分吃饭。
国生身体壮实,头脑不会拐弯,不像有些孩子会哄人,只知道闷头劳作。村子水田占十分之七,旱田占十分之三。水旱田都要置办农具。别人置办农具,他也学着置办,学着编筐、编篮,预备铁锨、尖儿锨、大镐、刨斧、四齿、大锄、小薅锄、镰刀、扁担,架筐、方筐,样样不少。他编的筐篮,没别人精致,有的还歪歪咧咧,但总算不求人。况且,生在农村,干着农活,不会编筐,不会收拾农具,要招致多少讥笑啊。
春天渐近,农忙了,国生同社员们起早贪黑,忙碌在农田。插秧时节,他挽起裤腿,腿上还沾着泥巴,挑起筐子,赶到秧盘拔秧,秧池一排排都是长方形的畦,秧苗茁壮,密密稠稠,如葱似韭,把池水映得明净。众人每人预备个高脚凳或马褶,俯下身,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快速地、一小撮、一小撮薅下青秧,两手各拔一把,在水中有节奏地上下抖动,池水沙沙喧响,泥土掉干净,露出白根,合成一把,用稻草捆绑紧,扔在身后,再去拔另一把。这样一把把在身后排成一队。早晨,水是清凉的,人是欢畅的,笑闹打趣,气氛欢快。农忙季节,会计、统计、库房保管员等都来劳动,是大会师。看到会计来了,人们欢迎的一句话是:“黄鼠狼追不上——快鸡(会计)!”一句玩笑,是从心底表示对有专长者参加劳动的亲近。每人脚踩着滋泥,身子随拔秧的步调抖动,忘记疲劳饥饿,直到一早晨把秧苗拔足,装满两个筐子,挑着走向无边的水田,选中一池,秧苗抛撒开去,拉好白线,一带三尺,这样一带一带插下去,一直到把一个整池子插满。一个池子是一亩一二分地,往往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一起插。根据插多插少计量田亩来计工分。国生有时和别的伙伴组合,有时独来独往,单干户,早晨拔秧,撒秧,吃罢饭再回到大田插秧。插秧须塌下腰,弓起身,一手拿秧,并快速分成小撮,另一手插进田中,插一带秧,快手也要用半个多小时,一带插完,就留下一条绸布般的绿色带子,和黄褐色的水田对比鲜明。插完一带,站在田埂直一直腰,再回到开始插的地方,准备插第二带。这是在水田“一弯三道弯”的活。国生年轻,劳累能承受。他看到许多人,嫂子们,婶子大娘们,插上几撮,就要直起腰歇一歇,虽然艰苦,活计也要做下去。几百亩水田,就是靠男女老少的双手织成绿锦。
插秧是艰苦的劳动,连续不断地拔秧,手指甲盖会越来越薄,指甲磨光,手指头都揿着肉。连续插秧,拇指和食指向泥里戳下几万次、几十万次,拇指手指甲和指肉分了家,渐渐整个拇指指甲脱落。国生是个要强的人,右手拇指指甲盖掉了,不能插了,就练习左手插。全队八百亩水田,从“五一”插起,直到夏至节才能插完。一个多月的插秧劳动,身体要掉下十几斤肉。一百三十几斤的体重,减少到一百一二十斤。插秧是一年中最劳累,最艰苦的时期。接着是薅秧,夏日炎炎,男女社员伏在稻田中,上面烈日烤炙,下面泥水浸泡,蚂蟥和水虫肆意叮咬。数伏季节,几十个人排头并进,全伏在稻田里紧张拔草清秧。一天,有个和国生一样的小伙子,拔着草时忽然昏了过去,让人从水田里拖起,背回了家。薅秧中有谁晕倒,是常事。第一遍薅秧过去,杂草少多了。但八百亩稻田,要薅三遍秧,直到秧苗灌浆吐穗,才算轻松许多。当大米饭嚼在嘴里时,谁能想到这白花花的大米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劳作中换来的。
沉重的劳动并没有压垮国生。有时下工回来,他的母亲还没有做好饭。国生就拿上二胡,迈开两条泥腿,坐到不远的高岗上,对着一片田野,拉上一阵,技艺不高,最擅长拉《北京有个金太阳》,弓弦急促抖动,琴声激越,也许把他当时的快乐、苦恼、劳累和孤独都在琴声中并发、释放。母亲为他煮饭,操劳,她是矮个子,不很能干,但一生心血,倾洒给儿女。
爱读书。从二婶家偶然发现一本残破的《水浒传》,也许是牛子大哥从何处淘挖来的,看过了,丢在炕上。国生拾来,如获珍宝。那年头,只许唱八个样板戏,不许读这些封资修,只好偷偷阅读。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借着幽暗的灯光去结识武松、鲁智深等水浒英雄,像饥渴的人偶然撞上美味大餐。
劳动也有快乐,到了夏季,水田的秧苗茁壮,碧绿的海。劳动转移到旱田,成了劳动主阵地。国生,还有许多年轻的伙伴,在麻叔叔的带领下,扛着大锄到河西耪地。地里的玉米苗半人高,国生和大家分成每人一垄,抡起大锄,钻进玉米地。光着膀子,扬起锄杆,玉米叶子又宽又薄,刮在身上留下紫红的印记,汗的咸水一渍,煞疼,也不在乎。从南端到北端,大概有一里远,再从北端耪回地南端。有的人耪得深些,吃力重;有的人耪得浅些,吃力轻,质量有别。但是,无论旱田锄草还是水田薅秧,讲究“清根晾杆”,还得“有油没油,做好地头”。倘若秧苗的根得不到松动,茎秆周围不干净,还有杂草,土松得不匀实,或者地头没做好,该动锄的地方没耪到,就是“活儿糙”,会遭到长辈教训。
休息时,大家合计,到树行对面的菜园去偷西红柿。这个菜园是全队唯一一块菜地,有百十亩,里面栽种茄子、豆角、黄瓜,西红柿等果蔬,供给全村人食用,也把蔬菜拉到集市去卖,收入作队里的资金。看菜园的老汉盯得很紧,但免不了丢。国生随着众人潜入,爬进菜园,不敢声张,摘红透了的西红柿,长长细细的黄瓜。看园老汉踮起脚,背着手,伸直腰,四下看。一有风吹草动,老汉从远处就会大声呵斥:“我都看见你了,你跑不了了!”有人没人,他也照样喊两声,以壮威严。这时,人们会迅速溜掉。更多时候,伏身进园,摘了果实,用衣服兜着,穿过树行,坐在树阴下,把果实用衣襟蹭蹭,张口就咬,各吃各的,大嚼大啃一番,解了馋,消了渴。
日落收工,每人扛着大锄,到清河边,没有女人,一个个撂下工具,脱得精光,跳入清澈的河波,听着不远处蛙鸣,痛快地洗去全身污垢。清流温馨,凉爽爽,还夹杂着水草的清香,不小心喝上一口,也甜丝丝。小西河的水,像母亲的乳汁,给国生和伙伴们多少甜蜜,多少清纯!洗过之后,穿上衣服,脚踩柔软的沙滩,扛着大锄归家,像一队勇士凯旋,河滩柔软的沙上留下一排排青壮年农民的脚丫印。
还有割稻和打稻。秋天,稻子熟了,穗子沉甸甸的,田野满眼金色,一望无际,丰收的景像振奋着人心。收割开始,每人分六个垄,就是插秧时的一带,排下来,男男女女,一排就是几十个、上百个劳力。队长一声开镰,众人手挥银镰,拼力向前。人们不甘落后,男女老少,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好一派壮观的收割图景!国生躬起步,耍开镰,一探身就割倒一片,快速打葽(两撮稻杆打成结,为捆稻子用),铺平,把割下的稻子放上去,后面的人来捆。每一年收割,国生都抢在最前面,把别人落得好远。为这土地,他倾洒了多少汗水啊!劳动锻炼了他,也给了他强健的体魄。
打稻脱粒,社员们两班倒,打稻机日夜喧响,脱出的稻谷堆积如山。一包包稻谷装满麻袋,每包也有一百三四十斤。送公粮用得上有力气的年轻人。被派去送公粮,那是卖力气的活儿,也是光彩的事。国生年年能被派上这份差事。平板的马车,一车要装二十几包,可以两个人往上抬,但是,送到国家直属库房,卸车就要一包包抠着两个对角往下抱,抱动每一包前,都要深吸一口气,缩紧肚皮,抱起,一下子放到泵上过斤两,一次过七八包,管计量的人员一声“行了”,卸车的这几个壮汉就快速把稻谷包从泵上再抱下来,放在平地码好。这样循环往复,一天送四趟,每个人要这样抱上抱下一百多包,也就是一万多斤稻谷。从马车上抱是从高处往下卸,容易些,而从泵上往粮垛上码,就更吃力。手指抠得生疼,指甲都磨秃,也不在意。享受到三四角钱的补贴,中午能在离国库不远的国营饭店吃上一顿,一碗汆丸子汤,几个烧饼,是家里没法享受到的美食。国生为本队库房入库粮食,扛麻袋,装有一百七八十斤小麦的麻包压在肩头,踏着踏板走上苇席围成的圆囤,打开包口倒进粮囤。没有力气的人干不了。这时,善良体贴的保管员素素会劝大家休息半刻,再干。她远嫁到这村,很快和村人融洽,当了保管员,为队上的出库入库操劳。
这个水乡,讲究用柳条或荆条编方筐,其实是一双盆子大小、碟子深浅的筐子,筐梮一根,弯成半圆,插置中间,上面拴上粗麻绳,一支扁担担两头,一头一只筐。方筐看来简单,却用来干力气活,劈埂造田,挑担运土。长宽高一米为一方土,三方土为一老方。人们习惯叫“挑方”。担起沉重的土块,肩头上压着百十斤份量,死沉。他不知用自己编的那对方筐担过多少土方。挖沟造田,他担过,修筑大堤,他担过,截河堵水拦坝,他担过。开始,扁担要压肿肩膀,忍疼,咬紧牙,过了这一关,慢慢的,红肿的肩膀上脱了一层皮,长出一层厚厚的茧,就不觉得疼了。劈土埂,由组长量出长度、宽度,就开始大干,挖土挑土,飞快挑到指定地点,倒了一担,小跑着回来再挑第二担,第三担、第四担……不知要担几十担,几百担。头上的汗水像小溪,畅快地流淌,衣服全都被汗水浸透。自己的那份活儿干完,还帮助兄弟们去完成,或者兄弟们先完成,来帮自己。由此换来千金难买的兄弟情、乡邻谊。
后来,工具改进,有了小推车,方筐用得少了,可是,挖土的工作量却有增无减。一年挖石油管道,国生跟着生哥等四五个人一个组,从平地开挖,小推车运出土去,一推车土至少二三百斤,都是装得岗尖,把定车把,躬身用十足力气,一憋气推到目的地,一翻把,倒下土,拉着空车跑回再装,再飞快运出,倾倒,热汗奔流啊。大沟挖得越深,车子就推得越艰难,只能加上个人,在车头帮助拉。沟挖得越来越深,小推车不能再继续作业,用铡锨——长方形的、锨刃锋利的铁锹,从下面往地面甩土,底层已不是好挖的土质,红褐色黏黏的滋泥,像切豆腐干那样,一条条用锹甩到丈多高的岸上来,再用车清除走。直到完成数米深,十余米宽的大沟。沉重的劳动,使人的饭量陡增,中午,他和伙伴卷起大饼,裹着咸菜,风卷残云,一顿吃光。他在的这一组,是最先且质量最好完成了土方任务,眼底呈现的,是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沟,就是后来国家填埋铁管的石油管线。
入冬也许有清闲时光,但劳动仍然紧张忙碌。村南修铁路,堆起高高的路基,可以跟队里的马车当装卸工,每天有2角钱的补助,叔叔管车,派国生这个差使,给铁路建设工地送黄土,一天要跑几趟活,好挣这两角钱。马车四面上好车板,车板有半尺多高,形成了一个长方体的凹槽,装卸工,手抡大板锨,一刻不停地往车上装,车把式虽也跟着干,但干活的,主要在装卸工。国生轮动大板锨,簸箕大小,一板锨下去,要端起二三十斤重,一锨,一锨,没命地装车,顷刻头上冒出白毛汗,都来不及擦,车把式还嫌装得慢。每一车,都把黄土拍得小山样尖,一天要跑几趟活。即使如此,大家为了这每天可怜的2毛钱竞争上岗,一个退伍军人非要争装卸工这个职位。当时的退伍军人,了不得,军大氅一披,横着走路,斜眼看人,功臣一般。这一个倒不是,而且人较瘦弱,他也顾不得,只是为了这2毛钱。赶车人觉得用个军人跟脚光彩,叔叔只好把国生拿下了。
除了社里的活,家里不得不搞些额外收入。靠工分,一年下来,一个壮劳力能分到百八十元就不错,因此,夏天搞家庭副业,打青草晾晒,积成垛,秋天奶牛场来收购,家家户户割青草,晒干草。割草不能耽误队里的活,靠早晚空闲。国生中午和村人背上柳条筐,到外村的玉米地拉羊草。羊草经得住晾晒,不抽分量,在田垄长得旺盛,草茎爬得很远,拔下几根,就是满满的一团。到外村的庄稼地拔草,是不允许的,人家怕毁坏庄稼,得偷偷摸摸进入,拔满一筐,偷偷摸摸背出来,像做贼一样。国生与村人伏身进入丛密的玉米地,跪下来,一根一根地拔,硬硬的草茎割伤了手指,玉米杆宽宽的叶子刮破了肩上的皮肉,蚊虫叮咬,被碰的玉米杆一动,穗子上的粉末黏乎乎沾在脸颊、脖颈、脊背上,奇痒无比,也忍耐着,直到把草装到筐梮顶,按瓷实,才从庄稼地返家。一筐草,少说五六十斤重,过西河时,把筐放在石桥栏杆上(那时已有了石桥),肩不离筐,歇一歇,喘口气。河面上阵阵清风,吹静面颊上的汗珠,好爽利啊!这一年,他晾晒的干草卖上了八九十元,虽然比不得人口多的人家卖数百元,也足够打油、买盐和酱油醋的零花了。
国生要盖新房,他付出的艰辛,用他的话说,没死也脱层皮。一次,别人告诉他,河滩有解放军大比武时期,为坦克车铺进地下的花岗石,现在成了废料,把这些废弃多年的石头挖出来可以建房基,又节省费用。有人就挖过。一个穷小子,正需这样的石料。国生来到河滩,费了好大的功夫,终于找到有石料的地方,就是太难挖掘了。这些花岗石。被垒砌在浅浅的河道里,一层又一层,当年解放军是为了让坦克安全通过。挖石头尽管艰难,却给国生很大的惊喜,他找来钢钎大锤,脱下长裤,光着膀子,从水流中撬起一块块石头,抠动,一块块搬动、翻滚上岸。每块石有百八十斤重。他有的是力气,盖新房的热情冲动,忘了艰难。第一层石料还好弄,到了第二层,水深了,撬动每一块,搬上每一块,更吃力了。手指抠出了血印,身上、腿上被石头的棱角磨出血痕。挖到第三层,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喘着粗气,站在水中,看到河岸上这一堆大石头,想到新房建设,心里绽开了花朵。当第二天,他去找车拉回这些得之不易的果实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哪里还有一块石头!堆积石料的地方,草皮被压烂,还有车辙深深的印记。原来,村里有人认为公家的石头不能私用,早晚时间,给拉到队上去了。那个年月,能找谁评理去?
不管如何艰难,他终于用自己的血汗,构筑了自己的房舍。国生感谢乡邻出手相帮,把恩情牢记在心里。
乡邻
一个冬夜,在国生新房的热炕头上睡着我们俩,那时候他还是个光棍汉,没有家具,四面白墙,唯一让我陶醉的是暖屋热炕。俩人彻夜长谈,说东道西,说到了生产队里他的几任组长,队长,他是那样兴奋,话语都有些颤抖,蕴含着深厚的感情,描述这些人的声情笑貌,述说他们的过往人生。我把印象深的记了下来,几十年过去,依然清晰如昨。
国生的有生之年,在大集体背景下度过,他不忘自己的这些长辈、乡邻和领导。他的叔父,管马车、管场院,庄稼上场时大场的场头,驼着背,为队里忙里忙外,不停劳作,指挥运稻谷,指挥小麦打场脱粒,他是行家,与小老汉(别号六爷)配成一对,把场院管理得井然有序。谁家的媳妇有了孕,哪一个小伙子手脚有伤,不能在大田劳动时,归场院里来,他俩都收纳。可是,做活时刻不含糊,都要动真力气。谁不着调,活干得走板,当面就嚷,就骂,不留客气,奇怪被骂者反而服他;国生也被骂过,也被亲手教过做各种活茬的技巧,他从不记恨这骂,反而留作一种纪念。但是,俩位不会背地里讲究人,没有给谁穿过“小鞋”,没给谁扣过工分。那些媳妇们累了,偷着歇一歇,他们看到了,却装没看到,因为他们知道人们劳动负荷的沉重,不忍心去督责晚辈。但自己呢,却一刻不停的、劲头十足地加班加点。队里时常从园田摘些瓜果,分给大家,那些有孩子的女人,不仅自己吃,还把一些瓜果揣入怀,给孩子带回去。“场头”看到了,只是嘿嘿对着这女人笑两声作为嘲弄,却不给说破,默许了她这“手脚不干净”。那是怎样的一种别样的对乡邻慈爱的方式!国生记得六爷脖子上总挂条围巾,而叔叔没有,常常光起膀子脱粒。脱粒机扎扎地响,尘土飞扬。挨过他骂的媳妇们,得到报复机会,猛力往上加秸秆,插上来的稻草埋进头脸,弄得胡子上、嘴唇上满是灰土,媳妇们捂着嘴笑,他却满不在意。国生跟叔叔学脱粒,跟六爷学扬场,雨来了,要抢活,不能让粮食被雨淋,亲眼看到这两个上年纪的“场头”奋不顾身地带头抢收粮食,大雨点子拍击在他们黑褐色的脊背上,汗水和雨水交流。脱下的每一粒粮食,都爱惜得捡拾干净,悉心收起。他们劳动忘我,对农业节气和知识门清,对粮食爱如珍宝,对村人善良平正,在国生心中,铸就了两个典型。
有三个见了国生就称呼“兄弟”的组长,这是论辈分来这样称呼的,其实,年纪大的比国生大三十几岁的也有,大十几岁的也有。他们都有个性。第一个组长五十来岁,把国生这个小青年当做识文断字的,从没说过他什么不是,也没有过分的亲近。都说这组长脾气大,年轻时,赶着一条驴去驼货,驴犯了倔,说什么不上坡,他也犯了脾气,一顿大棒,把驴子活活打死。国生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跟社员犯脾气。但是,他的领导作风让社员、也包括国生吃不消。每次稻田里薅秧,人们在水中挣扎劳作,十分疲惫了,别的组约莫近午时就下班了,可他这个组就不同,都过午了,他还认真地拔着草,不紧不慢,年纪大点的婶子大娘在他耳根不住抱怨,督促他下班,他抵挡不住时,反而开口唱起曲儿来,什么小老妈在上房打扫尘土啦,什么马寡妇开店啦,一支支唱个没完,新曲他一点不通,旧曲可是一套接一套。什么时候过了午,他才一声吆喝:下工!全组的人这才从水深火热中摆脱。姑娘们被分到这个组的,总要噘嘴,连说倒霉。当然,这位组长不是工头,不是地主资本家,也在和每一个人挣扎着劳作、受苦受难。他是把打死驴子的狠劲,用到了队里的活茬上。
第二个组长叫国生兄弟,显得亲近些,总夸国生薅秧干净,不留杂草,包活干,挣工分多。连姐妹们都有些嫉妒,说:国生,组长为什么总表扬你,你有什么薅秧的绝招呀?大田劳动中间也有休息时,他就唤来国生,和他玩“憋死狗”,即在地上画个棋盘,每人两个子儿,看谁走不通了,就算输。他这个组长爱吹大牛,跟谁也不服输,输了时,脸红脖子粗,像输了千八百元钱似的。要论起挑土,他的两只方筐,装得满满,跑在众人前面,连十八九岁的后生都不如他快。那是劳动的一把好手,可惜逝去得太早了!
第三位组长退伍军人出身,大不过国生十余岁,总是兄弟长兄弟短叫着国生,国生叫他二哥。当组长,必须是好劳动,这位二哥比不得前两位。可他有他的特点。一次到远离村子十几里的地方挖沟,二哥带领着国生一路小跑,边跑边“一二一”地喊着口令。天天如此。足以证明他身骨硬绷。因家贫,媳妇是后嫁他的,带来几个孩子,他不分亲疏,一样抚养,心境宽厚。既是军人出身,军队里的歌可会哼几首,唱歌很少走调。领导起来也有新招儿。一次天气炎热难耐,他领着七八个小伙子挑筐往秧田撒粪肥,没有女人,远离村庄,有树丛遮挡,他命令所有队员全都脱光衣服,一丝不挂,挑着筐子撒肥。完了,命令一起跳进大渠洗个痛快。国生不习惯脱光,也只得从命。要是和婶子大娘共同薅秧时,他最爱开这些人中的玩笑,谁最爱招惹他,他就会跳上田埂,坐在旁边,别人还在干活,他却喝喝咧咧学着殡葬时妇女哭丧的声调,低一声,高一声“哭”起对面的这个人来,编出的词合辙押韵,逗得薅秧的人笑得伏在秧田里起不来,却招致被“哭”者不住声地、恶狠狠的笑骂。
国生和队长也是劳动中结识。队长年岁不大,不足四十岁,很会使用手下的各类助手。年岁大的,他尊重,询问年景,商讨生产中的措施,委派谁谁去做什么,让谁独当一面。年岁小一些的,只要有专长,都能派上用场。男人一起干活,是叔侄辈分的,他就开玩笑,有时互相笑骂,荤的素的都有。这也许是他联系群众的一种独特方式。随他干活,没有压力。国生没有和队长开过玩笑,却同他共同参加过不少劳动。一同给水稻施化肥,一同扛大锄耪旱田,一同往队里的库房扛包。他在场时,往往能得到“优待”。有人跟他说:队长,这么热的天,干这么重的活,得犒劳犒劳啊!他自然明白话的意思。往往派两个小青年,到河西园田,传达过话,摘些瓜果,用筐挑着回来,大家饱餐一顿。队长也有发火的时候,谁要是活茬干得糙,他就连损带挖苦,不留情面,点着某某的小名:“你这活儿还不如狗啃的!”对方也只有支着耳朵听。不过,受到批评的人改过之后,队长还是一样对待,不记仇。
队长还能分辨是非黑白,不随便整人。一次,他救了国生。队部是两间低矮的东房,报纸天天有,随意看。国生稍有点文化,几乎每天必看。谁知他从什么地方看到一副对联,“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觉得有趣,兴之所至,随手写在报纸上,不料成为罪过。该版是一篇学大寨的文章,把这对联写在文章旁边,有人抓住把柄:大寨成了“猪圈”“花盆”,不能生“千里马”,不能长“万年松”,公然反对学大寨!一旦罪名成立,国生就会成为斗争的对象。文革时上纲上线,陷人于罪,生活中不在少数。队长听后,既没点头,也没争辩,他心里有数,用沉默把事情淡化掉。乡亲们呢,讨嫌偷奸耍滑的人,痛骂二流子懒汉,却对对联、诗词一无所知,无怨无恨,既然队长不吭声,别人没有一点响动,国生又不是招人恨的,公道在人心中。
至于干部不下田,不劳动,高高在上,国生没有见过。或者干部多记工分,多分粮食,国生也没见过。倒是有一次,国生因事由到队长家去,见到他的母亲,那是初春,人们已经脱下棉衣,老人看到国生身上还裹着旧棉袄,一副寒酸样,心生怜悯,唤到跟前,从衣兜里掏出仅有的几枚镚子,递到国生手上说:“这孩子也怪苦的,拿去买点小葱、萝卜拌菜吃吧。”国生到家数了数,共是九分钱。那年月,买一斤西红柿才二分钱,这九分钱买菜也得吃两三天呢。国生贫寒时,就永远记着了老人的恩。
国生没出过远门,也没有到外地做过工,后来,队长有意派他出外帮助联系事务,购买盖猪场的预制板,建厂房用的砂石料等等,他因此还是开阔了些眼界呢。
国生因病,本世纪八十年代末英年早逝,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只有孤零零的两间旧房。六十年过去,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天地翻覆,河流改道,鱼虾遁迹,白杨无影,大路通衢,水乡干涸,变成旱田,旱田兼并,矗起高楼大厦,官商发迹,汽车横路,座座民居,转而变成高楼。农村消失,农民消亡,人心不古,金钱唯亲。七八年前,农村拆迁,国生儿女们有了财产,住进了楼房。国生生前奉献青春,抛洒血汗,没日没夜的劳作,却没有等到幸福降临的这一天。这是他这个“劳人”的悲哀,也是他的幸运。但愿天堂中的国生能够安息,和他结识过的,已经离去的父老乡亲,能够看到人间的巨变,能够亲和地在天堂安息。最后,改用一位诗人的诗句送给远去的国生:
让死的死去吧,他的血汗并不白流,他含笑地俯瞰乡邻,仿佛还诚恳地向他们点头。
作者简介:
林宗源,网名塔园客。教授,北京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房山区诗联学会常务副会长。著有《蒲松龄传》(2007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文集《山高水长》(线装书局2019年出版),收入的报告文学9篇,均在与人合著的各类书刊发表。与人合著《房山大南峪与词人顾太清》、《西山知秋》、《历代名人咏房山》等多部著作。著有文集《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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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体裁:现代诗、散文诗、散文、诗歌评论、古诗词赋、报告文学、闪小说、中短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