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 人”

    国生青年时期的艰苦岁月，跟我讲过不止一次。每一次我都一一记录下来，现在，他所讲的一件件、一桩桩的事例，本子上还保留着，页面都泛黄了，浸透了他的悲喜。我尽最大的努力，把他劳动的状况还原，勿使走样。

国生生长在农家周围，不仅接触的是地道的农人，给他影响最大的也是劳动，渐渐的，“农”字与他形影不离。十岁左右，他也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拿把小镰刀，去河滩割草，河滩上的蒲苇比他还高，不一会就割一小筐，背回家晾晒在门前大院里，日子长了，堆积成小小的圆垛，供家里烧火做饭。而叔叔伯伯们可了不起，他们使用宽宽的钐镰，绑在长杆上，抡开臂膀，一扫就是一片，铺展得远远的，蒲草就地晾晒，积成大垛，秋冬作为燃料取暖、烧饭。孩子们藏猫猫，一头扎进蒲草垛，绵软清香，屁股可还露在外面。等国生长大，广阔的河滩开辟成了田地，蒲草彻底消失，那清香永远嗅不到了。

    有一年，闹饥荒，食堂散了，粮食光了，人们饿得眼睛发蓝，冬天里去河滩刨蒲根。全村老少男女，轮动大大小小的四齿镐，阵势雄壮，把河滩翻个遍。这一年老天爷悲悯，可怜饥饿的人们，让那蒲根又粗又肥。晒干压面做饼吃，蒲根面呈红棕色，用仅有的一点玉米面包裹着蒲根面，蒸馍，起了个好听的名字——金裹银。虽然吃了拉不出大便，到底救活了乡亲们。第二年开春，准许各家各户大搞拾边地，就是集体的大田之外的荒坡野地，谁开垦就归谁种。饿怕了的乡邻，争先响应，形成了一个火热的、自发的运动。有人半夜起身扛起镐去开荒，开荒多的受到村人的称赞，懒人多被嘲弄，送给“二流子”的外号。小国生和小自己一岁的牛子在水泡子（水抗）边的沙地，拔下高高的茅草，整平土地，用锄头培成一条条土埂，栽上白薯秧，旱了，水泡子里的水可浇灌。牛子瘦小灵巧，年纪小就懂得许多农业种植的知识，善于想办法，开发的地块就是他看好的。国生比牛子壮实，有笨力气，从泡子里提水的活，国生都抢先。秧子长了，爬出老远，绿油油的。他俩学大人的样子，翻白薯秧，不让秧子在地上再生根，好让土埂里面的果实生长，经过一个夏天，秋天到了，该收获了，秧子变细，叶子变老，土埂上裂开大口子，那是白薯拱的。刨开土块，呵，又大又圆的薯块就露出来了。他俩惊叫着，欢笑着，庆祝丰收。牛子和他共刨了几大筐白薯，求牛子大哥帮助运回来，放在二婶家屋子的泥土夯实的屋地上，都没有站脚的地方了。两人均分，谁也不肯多要一点。那一年，是丰收年，可真解了饥了。

    国生国生虽然读一些书,刚刚能够识文断字，但青年时期迎接他的,是更加艰苦的劳动。劳动，就是生存，也是成长。公社化之后，一个村子里，人人都要种田，集体劳动，集体分粮，凭力气挣工分。当时流行语：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国生就是大部队中的一员，凭挣工分吃饭。

    国生身体壮实，头脑不会拐弯，不像有些孩子会哄人，只知道闷头劳作。村子水田占十分之七，旱田占十分之三。水旱田都要置办农具。别人置办农具，他也学着置办，学着编筐、编篮，预备铁锨、尖儿锨、大镐、刨斧、四齿、大锄、小薅锄、镰刀、扁担，架筐、方筐，样样不少。他编的筐篮，没别人精致，有的还歪歪咧咧，但总算不求人。况且，生在农村，干着农活，不会编筐，不会收拾农具，要招致多少讥笑啊。

    春天渐近，农忙了，国生同社员们起早贪黑，忙碌在农田。插秧时节，他挽起裤腿，腿上还沾着泥巴，挑起筐子，赶到秧盘拔秧，秧池一排排都是长方形的畦，秧苗茁壮，密密稠稠，如葱似韭，把池水映得明净。众人每人预备个高脚凳或马褶，俯下身，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快速地、一小撮、一小撮薅下青秧，两手各拔一把，在水中有节奏地上下抖动，池水沙沙喧响，泥土掉干净，露出白根，合成一把，用稻草捆绑紧，扔在身后，再去拔另一把。这样一把把在身后排成一队。早晨，水是清凉的，人是欢畅的，笑闹打趣，气氛欢快。农忙季节，会计、统计、库房保管员等都来劳动，是大会师。看到会计来了，人们欢迎的一句话是：“黄鼠狼追不上——快鸡（会计）！”一句玩笑，是从心底表示对有专长者参加劳动的亲近。每人脚踩着滋泥，身子随拔秧的步调抖动，忘记疲劳饥饿，直到一早晨把秧苗拔足，装满两个筐子，挑着走向无边的水田，选中一池，秧苗抛撒开去，拉好白线，一带三尺，这样一带一带插下去，一直到把一个整池子插满。一个池子是一亩一二分地，往往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一起插。根据插多插少计量田亩来计工分。国生有时和别的伙伴组合，有时独来独往，单干户，早晨拔秧，撒秧，吃罢饭再回到大田插秧。插秧须塌下腰，弓起身，一手拿秧，并快速分成小撮，另一手插进田中，插一带秧，快手也要用半个多小时，一带插完，就留下一条绸布般的绿色带子，和黄褐色的水田对比鲜明。插完一带，站在田埂直一直腰，再回到开始插的地方，准备插第二带。这是在水田“一弯三道弯”的活。国生年轻，劳累能承受。他看到许多人，嫂子们，婶子大娘们，插上几撮，就要直起腰歇一歇，虽然艰苦，活计也要做下去。几百亩水田，就是靠男女老少的双手织成绿锦。

    插秧是艰苦的劳动，连续不断地拔秧，手指甲盖会越来越薄，指甲磨光，手指头都揿着肉。连续插秧，拇指和食指向泥里戳下几万次、几十万次，拇指手指甲和指肉分了家，渐渐整个拇指指甲脱落。国生是个要强的人，右手拇指指甲盖掉了，不能插了，就练习左手插。全队八百亩水田，从“五一”插起，直到夏至节才能插完。一个多月的插秧劳动，身体要掉下十几斤肉。一百三十几斤的体重，减少到一百一二十斤。插秧是一年中最劳累，最艰苦的时期。接着是薅秧，夏日炎炎，男女社员伏在稻田中，上面烈日烤炙，下面泥水浸泡，蚂蟥和水虫肆意叮咬。数伏季节，几十个人排头并进，全伏在稻田里紧张拔草清秧。一天，有个和国生一样的小伙子，拔着草时忽然昏了过去，让人从水田里拖起，背回了家。薅秧中有谁晕倒，是常事。第一遍薅秧过去，杂草少多了。但八百亩稻田，要薅三遍秧，直到秧苗灌浆吐穗，才算轻松许多。当大米饭嚼在嘴里时，谁能想到这白花花的大米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劳作中换来的。

    沉重的劳动并没有压垮国生。有时下工回来，他的母亲还没有做好饭。国生就拿上二胡，迈开两条泥腿，坐到不远的高岗上，对着一片田野，拉上一阵，技艺不高，最擅长拉《北京有个金太阳》，弓弦急促抖动，琴声激越，也许把他当时的快乐、苦恼、劳累和孤独都在琴声中并发、释放。母亲为他煮饭，操劳，她是矮个子，不很能干，但一生心血，倾洒给儿女。

    爱读书。从二婶家偶然发现一本残破的《水浒传》，也许是牛子大哥从何处淘挖来的，看过了，丢在炕上。国生拾来，如获珍宝。那年头，只许唱八个样板戏，不许读这些封资修，只好偷偷阅读。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借着幽暗的灯光去结识武松、鲁智深等水浒英雄，像饥渴的人偶然撞上美味大餐。

    劳动也有快乐，到了夏季，水田的秧苗茁壮，碧绿的海。劳动转移到旱田，成了劳动主阵地。国生，还有许多年轻的伙伴，在麻叔叔的带领下，扛着大锄到河西耪地。地里的玉米苗半人高，国生和大家分成每人一垄，抡起大锄，钻进玉米地。光着膀子，扬起锄杆，玉米叶子又宽又薄，刮在身上留下紫红的印记，汗的咸水一渍，煞疼，也不在乎。从南端到北端，大概有一里远，再从北端耪回地南端。有的人耪得深些，吃力重;有的人耪得浅些，吃力轻,质量有别。但是，无论旱田锄草还是水田薅秧,讲究“清根晾杆”，还得“有油没油，做好地头”。倘若秧苗的根得不到松动,茎秆周围不干净,还有杂草，土松得不匀实，或者地头没做好，该动锄的地方没耪到，就是“活儿糙”，会遭到长辈教训。

    休息时，大家合计，到树行对面的菜园去偷西红柿。这个菜园是全队唯一一块菜地，有百十亩，里面栽种茄子、豆角、黄瓜，西红柿等果蔬，供给全村人食用，也把蔬菜拉到集市去卖，收入作队里的资金。看菜园的老汉盯得很紧，但免不了丢。国生随着众人潜入，爬进菜园，不敢声张，摘红透了的西红柿，长长细细的黄瓜。看园老汉踮起脚，背着手，伸直腰，四下看。一有风吹草动，老汉从远处就会大声呵斥：“我都看见你了，你跑不了了！”有人没人，他也照样喊两声，以壮威严。这时，人们会迅速溜掉。更多时候，伏身进园，摘了果实，用衣服兜着，穿过树行，坐在树阴下，把果实用衣襟蹭蹭，张口就咬，各吃各的，大嚼大啃一番，解了馋，消了渴。

    日落收工，每人扛着大锄，到清河边，没有女人，一个个撂下工具，脱得精光，跳入清澈的河波，听着不远处蛙鸣，痛快地洗去全身污垢。清流温馨，凉爽爽，还夹杂着水草的清香，不小心喝上一口，也甜丝丝。小西河的水，像母亲的乳汁，给国生和伙伴们多少甜蜜，多少清纯！洗过之后，穿上衣服，脚踩柔软的沙滩，扛着大锄归家，像一队勇士凯旋，河滩柔软的沙上留下一排排青壮年农民的脚丫印。

    还有割稻和打稻。秋天，稻子熟了，穗子沉甸甸的，田野满眼金色，一望无际，丰收的景像振奋着人心。收割开始，每人分六个垄，就是插秧时的一带，排下来，男男女女，一排就是几十个、上百个劳力。队长一声开镰，众人手挥银镰，拼力向前。人们不甘落后，男女老少，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好一派壮观的收割图景！国生躬起步，耍开镰，一探身就割倒一片，快速打葽（两撮稻杆打成结，为捆稻子用），铺平，把割下的稻子放上去，后面的人来捆。每一年收割，国生都抢在最前面，把别人落得好远。为这土地，他倾洒了多少汗水啊！劳动锻炼了他，也给了他强健的体魄。

    打稻脱粒，社员们两班倒，打稻机日夜喧响，脱出的稻谷堆积如山。一包包稻谷装满麻袋，每包也有一百三四十斤。送公粮用得上有力气的年轻人。被派去送公粮，那是卖力气的活儿，也是光彩的事。国生年年能被派上这份差事。平板的马车，一车要装二十几包，可以两个人往上抬，但是，送到国家直属库房，卸车就要一包包抠着两个对角往下抱，抱动每一包前，都要深吸一口气，缩紧肚皮，抱起，一下子放到泵上过斤两，一次过七八包，管计量的人员一声“行了”，卸车的这几个壮汉就快速把稻谷包从泵上再抱下来，放在平地码好。这样循环往复，一天送四趟，每个人要这样抱上抱下一百多包，也就是一万多斤稻谷。从马车上抱是从高处往下卸，容易些，而从泵上往粮垛上码，就更吃力。手指抠得生疼，指甲都磨秃，也不在意。享受到三四角钱的补贴，中午能在离国库不远的国营饭店吃上一顿，一碗汆丸子汤，几个烧饼，是家里没法享受到的美食。国生为本队库房入库粮食，扛麻袋，装有一百七八十斤小麦的麻包压在肩头，踏着踏板走上苇席围成的圆囤，打开包口倒进粮囤。没有力气的人干不了。这时，善良体贴的保管员素素会劝大家休息半刻，再干。她远嫁到这村，很快和村人融洽，当了保管员，为队上的出库入库操劳。

    这个水乡，讲究用柳条或荆条编方筐，其实是一双盆子大小、碟子深浅的筐子，筐梮一根，弯成半圆，插置中间，上面拴上粗麻绳，一支扁担担两头，一头一只筐。方筐看来简单，却用来干力气活，劈埂造田，挑担运土。长宽高一米为一方土，三方土为一老方。人们习惯叫“挑方”。担起沉重的土块，肩头上压着百十斤份量，死沉。他不知用自己编的那对方筐担过多少土方。挖沟造田，他担过，修筑大堤，他担过，截河堵水拦坝，他担过。开始，扁担要压肿肩膀，忍疼，咬紧牙，过了这一关，慢慢的，红肿的肩膀上脱了一层皮，长出一层厚厚的茧，就不觉得疼了。劈土埂，由组长量出长度、宽度，就开始大干，挖土挑土，飞快挑到指定地点，倒了一担，小跑着回来再挑第二担，第三担、第四担……不知要担几十担，几百担。头上的汗水像小溪，畅快地流淌，衣服全都被汗水浸透。自己的那份活儿干完，还帮助兄弟们去完成，或者兄弟们先完成，来帮自己。由此换来千金难买的兄弟情、乡邻谊。

    后来，工具改进，有了小推车，方筐用得少了，可是，挖土的工作量却有增无减。一年挖石油管道，国生跟着生哥等四五个人一个组，从平地开挖，小推车运出土去，一推车土至少二三百斤，都是装得岗尖，把定车把，躬身用十足力气，一憋气推到目的地，一翻把，倒下土，拉着空车跑回再装，再飞快运出，倾倒，热汗奔流啊。大沟挖得越深，车子就推得越艰难，只能加上个人，在车头帮助拉。沟挖得越来越深，小推车不能再继续作业，用铡锨——长方形的、锨刃锋利的铁锹，从下面往地面甩土，底层已不是好挖的土质，红褐色黏黏的滋泥，像切豆腐干那样，一条条用锹甩到丈多高的岸上来，再用车清除走。直到完成数米深，十余米宽的大沟。沉重的劳动，使人的饭量陡增，中午，他和伙伴卷起大饼，裹着咸菜，风卷残云，一顿吃光。他在的这一组，是最先且质量最好完成了土方任务，眼底呈现的，是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沟，就是后来国家填埋铁管的石油管线。

    入冬也许有清闲时光，但劳动仍然紧张忙碌。村南修铁路，堆起高高的路基，可以跟队里的马车当装卸工，每天有2角钱的补助，叔叔管车，派国生这个差使，给铁路建设工地送黄土，一天要跑几趟活，好挣这两角钱。马车四面上好车板，车板有半尺多高，形成了一个长方体的凹槽，装卸工，手抡大板锨，一刻不停地往车上装，车把式虽也跟着干，但干活的，主要在装卸工。国生轮动大板锨，簸箕大小，一板锨下去，要端起二三十斤重，一锨，一锨，没命地装车，顷刻头上冒出白毛汗，都来不及擦，车把式还嫌装得慢。每一车，都把黄土拍得小山样尖，一天要跑几趟活。即使如此，大家为了这每天可怜的2毛钱竞争上岗，一个退伍军人非要争装卸工这个职位。当时的退伍军人，了不得，军大氅一披，横着走路，斜眼看人，功臣一般。这一个倒不是，而且人较瘦弱，他也顾不得，只是为了这2毛钱。赶车人觉得用个军人跟脚光彩，叔叔只好把国生拿下了。

    除了社里的活，家里不得不搞些额外收入。靠工分，一年下来，一个壮劳力能分到百八十元就不错，因此，夏天搞家庭副业，打青草晾晒，积成垛，秋天奶牛场来收购，家家户户割青草，晒干草。割草不能耽误队里的活，靠早晚空闲。国生中午和村人背上柳条筐，到外村的玉米地拉羊草。羊草经得住晾晒，不抽分量，在田垄长得旺盛，草茎爬得很远，拔下几根，就是满满的一团。到外村的庄稼地拔草，是不允许的，人家怕毁坏庄稼，得偷偷摸摸进入，拔满一筐，偷偷摸摸背出来，像做贼一样。国生与村人伏身进入丛密的玉米地，跪下来，一根一根地拔，硬硬的草茎割伤了手指，玉米杆宽宽的叶子刮破了肩上的皮肉，蚊虫叮咬，被碰的玉米杆一动，穗子上的粉末黏乎乎沾在脸颊、脖颈、脊背上，奇痒无比，也忍耐着，直到把草装到筐梮顶，按瓷实，才从庄稼地返家。一筐草，少说五六十斤重，过西河时，把筐放在石桥栏杆上（那时已有了石桥），肩不离筐，歇一歇，喘口气。河面上阵阵清风，吹静面颊上的汗珠，好爽利啊！这一年，他晾晒的干草卖上了八九十元，虽然比不得人口多的人家卖数百元，也足够打油、买盐和酱油醋的零花了。

    国生要盖新房，他付出的艰辛，用他的话说，没死也脱层皮。一次，别人告诉他，河滩有解放军大比武时期，为坦克车铺进地下的花岗石，现在成了废料，把这些废弃多年的石头挖出来可以建房基，又节省费用。有人就挖过。一个穷小子，正需这样的石料。国生来到河滩,费了好大的功夫,终于找到有石料的地方,就是太难挖掘了。这些花岗石。被垒砌在浅浅的河道里，一层又一层，当年解放军是为了让坦克安全通过。挖石头尽管艰难，却给国生很大的惊喜，他找来钢钎大锤，脱下长裤，光着膀子，从水流中撬起一块块石头，抠动，一块块搬动、翻滚上岸。每块石有百八十斤重。他有的是力气，盖新房的热情冲动，忘了艰难。第一层石料还好弄，到了第二层，水深了，撬动每一块，搬上每一块，更吃力了。手指抠出了血印，身上、腿上被石头的棱角磨出血痕。挖到第三层，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喘着粗气，站在水中，看到河岸上这一堆大石头，想到新房建设，心里绽开了花朵。当第二天，他去找车拉回这些得之不易的果实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哪里还有一块石头！堆积石料的地方，草皮被压烂，还有车辙深深的印记。原来，村里有人认为公家的石头不能私用，早晚时间，给拉到队上去了。那个年月，能找谁评理去？

    不管如何艰难，他终于用自己的血汗，构筑了自己的房舍。国生感谢乡邻出手相帮，把恩情牢记在心里。

乡邻

    一个冬夜，在国生新房的热炕头上睡着我们俩，那时候他还是个光棍汉，没有家具，四面白墙，唯一让我陶醉的是暖屋热炕。俩人彻夜长谈，说东道西，说到了生产队里他的几任组长，队长，他是那样兴奋，话语都有些颤抖，蕴含着深厚的感情，描述这些人的声情笑貌，述说他们的过往人生。我把印象深的记了下来，几十年过去，依然清晰如昨。

    国生的有生之年，在大集体背景下度过，他不忘自己的这些长辈、乡邻和领导。他的叔父，管马车、管场院，庄稼上场时大场的场头，驼着背，为队里忙里忙外，不停劳作，指挥运稻谷，指挥小麦打场脱粒，他是行家，与小老汉（别号六爷）配成一对，把场院管理得井然有序。谁家的媳妇有了孕，哪一个小伙子手脚有伤，不能在大田劳动时，归场院里来，他俩都收纳。可是，做活时刻不含糊，都要动真力气。谁不着调，活干得走板，当面就嚷，就骂，不留客气，奇怪被骂者反而服他；国生也被骂过，也被亲手教过做各种活茬的技巧，他从不记恨这骂，反而留作一种纪念。但是，俩位不会背地里讲究人，没有给谁穿过“小鞋”，没给谁扣过工分。那些媳妇们累了，偷着歇一歇，他们看到了，却装没看到，因为他们知道人们劳动负荷的沉重，不忍心去督责晚辈。但自己呢，却一刻不停的、劲头十足地加班加点。队里时常从园田摘些瓜果，分给大家，那些有孩子的女人，不仅自己吃，还把一些瓜果揣入怀，给孩子带回去。“场头”看到了，只是嘿嘿对着这女人笑两声作为嘲弄，却不给说破，默许了她这“手脚不干净”。那是怎样的一种别样的对乡邻慈爱的方式！国生记得六爷脖子上总挂条围巾，而叔叔没有，常常光起膀子脱粒。脱粒机扎扎地响，尘土飞扬。挨过他骂的媳妇们，得到报复机会，猛力往上加秸秆，插上来的稻草埋进头脸，弄得胡子上、嘴唇上满是灰土，媳妇们捂着嘴笑，他却满不在意。国生跟叔叔学脱粒，跟六爷学扬场，雨来了，要抢活，不能让粮食被雨淋，亲眼看到这两个上年纪的“场头”奋不顾身地带头抢收粮食，大雨点子拍击在他们黑褐色的脊背上，汗水和雨水交流。脱下的每一粒粮食，都爱惜得捡拾干净，悉心收起。他们劳动忘我，对农业节气和知识门清，对粮食爱如珍宝，对村人善良平正，在国生心中，铸就了两个典型。

    有三个见了国生就称呼“兄弟”的组长，这是论辈分来这样称呼的，其实，年纪大的比国生大三十几岁的也有，大十几岁的也有。他们都有个性。第一个组长五十来岁，把国生这个小青年当做识文断字的，从没说过他什么不是，也没有过分的亲近。都说这组长脾气大，年轻时，赶着一条驴去驼货，驴犯了倔，说什么不上坡，他也犯了脾气，一顿大棒，把驴子活活打死。国生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跟社员犯脾气。但是，他的领导作风让社员、也包括国生吃不消。每次稻田里薅秧，人们在水中挣扎劳作，十分疲惫了，别的组约莫近午时就下班了，可他这个组就不同，都过午了，他还认真地拔着草，不紧不慢，年纪大点的婶子大娘在他耳根不住抱怨，督促他下班，他抵挡不住时，反而开口唱起曲儿来，什么小老妈在上房打扫尘土啦，什么马寡妇开店啦，一支支唱个没完，新曲他一点不通，旧曲可是一套接一套。什么时候过了午，他才一声吆喝：下工！全组的人这才从水深火热中摆脱。姑娘们被分到这个组的，总要噘嘴，连说倒霉。当然，这位组长不是工头，不是地主资本家，也在和每一个人挣扎着劳作、受苦受难。他是把打死驴子的狠劲，用到了队里的活茬上。

    第二个组长叫国生兄弟，显得亲近些，总夸国生薅秧干净，不留杂草，包活干，挣工分多。连姐妹们都有些嫉妒，说：国生，组长为什么总表扬你，你有什么薅秧的绝招呀？大田劳动中间也有休息时，他就唤来国生，和他玩“憋死狗”，即在地上画个棋盘，每人两个子儿，看谁走不通了，就算输。他这个组长爱吹大牛，跟谁也不服输，输了时，脸红脖子粗，像输了千八百元钱似的。要论起挑土，他的两只方筐，装得满满，跑在众人前面，连十八九岁的后生都不如他快。那是劳动的一把好手，可惜逝去得太早了！

    第三位组长退伍军人出身，大不过国生十余岁，总是兄弟长兄弟短叫着国生，国生叫他二哥。当组长，必须是好劳动，这位二哥比不得前两位。可他有他的特点。一次到远离村子十几里的地方挖沟，二哥带领着国生一路小跑，边跑边“一二一”地喊着口令。天天如此。足以证明他身骨硬绷。因家贫，媳妇是后嫁他的，带来几个孩子，他不分亲疏，一样抚养，心境宽厚。既是军人出身，军队里的歌可会哼几首，唱歌很少走调。领导起来也有新招儿。一次天气炎热难耐，他领着七八个小伙子挑筐往秧田撒粪肥，没有女人，远离村庄，有树丛遮挡，他命令所有队员全都脱光衣服，一丝不挂，挑着筐子撒肥。完了，命令一起跳进大渠洗个痛快。国生不习惯脱光，也只得从命。要是和婶子大娘共同薅秧时，他最爱开这些人中的玩笑，谁最爱招惹他，他就会跳上田埂，坐在旁边，别人还在干活，他却喝喝咧咧学着殡葬时妇女哭丧的声调，低一声，高一声“哭”起对面的这个人来，编出的词合辙押韵，逗得薅秧的人笑得伏在秧田里起不来，却招致被“哭”者不住声地、恶狠狠的笑骂。

    国生和队长也是劳动中结识。队长年岁不大，不足四十岁，很会使用手下的各类助手。年岁大的，他尊重，询问年景，商讨生产中的措施，委派谁谁去做什么，让谁独当一面。年岁小一些的，只要有专长，都能派上用场。男人一起干活，是叔侄辈分的，他就开玩笑，有时互相笑骂，荤的素的都有。这也许是他联系群众的一种独特方式。随他干活，没有压力。国生没有和队长开过玩笑，却同他共同参加过不少劳动。一同给水稻施化肥，一同扛大锄耪旱田，一同往队里的库房扛包。他在场时，往往能得到“优待”。有人跟他说：队长，这么热的天，干这么重的活，得犒劳犒劳啊！他自然明白话的意思。往往派两个小青年，到河西园田，传达过话，摘些瓜果，用筐挑着回来，大家饱餐一顿。队长也有发火的时候，谁要是活茬干得糙，他就连损带挖苦，不留情面，点着某某的小名：“你这活儿还不如狗啃的！”对方也只有支着耳朵听。不过，受到批评的人改过之后，队长还是一样对待，不记仇。

    队长还能分辨是非黑白，不随便整人。一次，他救了国生。队部是两间低矮的东房，报纸天天有，随意看。国生稍有点文化，几乎每天必看。谁知他从什么地方看到一副对联，“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觉得有趣，兴之所至，随手写在报纸上，不料成为罪过。该版是一篇学大寨的文章，把这对联写在文章旁边，有人抓住把柄：大寨成了“猪圈”“花盆”，不能生“千里马”，不能长“万年松”，公然反对学大寨！一旦罪名成立，国生就会成为斗争的对象。文革时上纲上线，陷人于罪，生活中不在少数。队长听后，既没点头，也没争辩，他心里有数，用沉默把事情淡化掉。乡亲们呢，讨嫌偷奸耍滑的人，痛骂二流子懒汉，却对对联、诗词一无所知，无怨无恨，既然队长不吭声，别人没有一点响动，国生又不是招人恨的，公道在人心中。

    至于干部不下田，不劳动，高高在上，国生没有见过。或者干部多记工分，多分粮食，国生也没见过。倒是有一次，国生因事由到队长家去，见到他的母亲，那是初春，人们已经脱下棉衣，老人看到国生身上还裹着旧棉袄，一副寒酸样，心生怜悯，唤到跟前，从衣兜里掏出仅有的几枚镚子，递到国生手上说：“这孩子也怪苦的，拿去买点小葱、萝卜拌菜吃吧。”国生到家数了数，共是九分钱。那年月，买一斤西红柿才二分钱，这九分钱买菜也得吃两三天呢。国生贫寒时，就永远记着了老人的恩。

    国生没出过远门，也没有到外地做过工，后来，队长有意派他出外帮助联系事务，购买盖猪场的预制板，建厂房用的砂石料等等，他因此还是开阔了些眼界呢。

    国生因病，本世纪八十年代末英年早逝，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只有孤零零的两间旧房。六十年过去，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天地翻覆，河流改道，鱼虾遁迹，白杨无影，大路通衢，水乡干涸，变成旱田，旱田兼并，矗起高楼大厦，官商发迹，汽车横路，座座民居，转而变成高楼。农村消失，农民消亡，人心不古，金钱唯亲。七八年前，农村拆迁，国生儿女们有了财产，住进了楼房。国生生前奉献青春，抛洒血汗，没日没夜的劳作，却没有等到幸福降临的这一天。这是他这个“劳人”的悲哀，也是他的幸运。但愿天堂中的国生能够安息，和他结识过的，已经离去的父老乡亲，能够看到人间的巨变，能够亲和地在天堂安息。最后，改用一位诗人的诗句送给远去的国生：

    让死的死去吧，他的血汗并不白流，他含笑地俯瞰乡邻，仿佛还诚恳地向他们点头。

作者简介：

林宗源，网名塔园客。教授，北京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房山区诗联学会常务副会长。著有《蒲松龄传》(2007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文集《山高水长》（线装书局2019年出版），收入的报告文学9篇，均在与人合著的各类书刊发表。与人合著《房山大南峪与词人顾太清》、《西山知秋》、《历代名人咏房山》等多部著作。著有文集《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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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体裁：现代诗、散文诗、散文、诗歌评论、古诗词赋、报告文学、闪小说、中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