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第一个方面，我读宋代的笔记，印象很深刻的是，宋代的皇帝，从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就立下了一个好的规矩，即相对来说比较尊重读书人，比较信用读书人，比较能够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哪怕是言辞很激烈的批评意见，比较能够作到“言者无罪”。我想，如果不是蒙古人的军事入侵打断了宋朝的文明统治，也许中国会像英国那样，却比英国更早一些实现君主立宪。当然，对历史进行假设，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可能重新来过。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俗语，“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宋太祖是军人出身，靠军事政变上台做了皇帝，自身的文化水平并不太高。但他却不像他那个时代——五代十国时期的许多军阀那样野蛮，一味崇尚武力，而向往文治，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政治上开明、文明的国家，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因此，他能够重视并比较尊重那些有文化、讲道理的“秀才”。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艺祖（宋太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敕。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金人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说郛》卷三九上。又见《秘史》，宋无名氏撰。又见《古今说海》卷一二五，明陆楫编。文字稍有出入。）宋太祖赵匡胤开国的第三年，秘密地刻了一块碑，立在太庙的一间屋子里，叫做“誓碑”，用帷幔遮蔽着，房门还上了锁，封闭得严严实实。太祖敕令有关部门的官员，从今以后，凡皇帝到太庙祭祀，以及新皇帝登基后到太庙祷告，都要提醒他们，恭恭敬敬地读一读这块碑。读碑时，只许皇帝一个人进屋，开门、点烛、烧香的工作，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担任。其它人都远远地站在院子里。皇帝到了碑前，先磕两个头，然后跪着看碑文，默诵完毕，再磕两个头，而后出来。群臣和日常伺候在皇帝身边的太监们都不知道“誓碑”的内容。即便是历朝皇帝最信任、最倚重的心腹大臣，也不知道。直到金人入侵，汴京沦陷，太庙里的礼器都被金人掠夺一空，里里外外，门户洞开，人们这才看到这块碑。碑高七八尺，宽四尺多，誓词共三行，其中一行说：不许杀害士大夫及上书批评朝政的人。最后一行说：子孙后代如果有违背这誓言的，必将遭到上天的诛杀。纵观整个宋代，太祖立下的这个规矩，基本上是被后来的皇帝们恪守了的。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汉代、唐代都有诛杀文臣的暴行，汉代的晁错被斩，唐代的李邕被杖杀，便是著名的例证。明代最不像话，动不动就在宫廷里把大臣拖下去用棍棒打，不知打死了多少忠良！清代还有个恶劣的做法，有时惩罚官员，竟然肆意侮辱，让太监去骂他们。如果你舍得“放血”，拿大把银子去“孝敬”那些“公公”们，他们也就“例行公事”，不痛不痒，象征性地骂几句便交差了；否则，定要用最难听的脏话来骂，甚至骂你祖宗十八代，非骂得你当场休克不可！相对来说，读书人在宋代的境遇要好得多。至少，他们的生命和人格尊严，是有基本保障的。奇怪的是，宋代的皇帝对读书人那么仁厚，宋亡于元（蒙古人）时，抗击元人、以身殉国的读书人却不算太多；明代的皇帝对读书人那么残暴，明亡于清（满人，和蒙古人同样是少数民族）时，抗击清人、以身殉国的读书人却非常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