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鼓楼东大街到东八里庄南里再到芍药居，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再到鲁迅文学院，虽然地点与名称在变，但它作为神圣的文学殿堂始终未变。这里一直都是广大作家与文学爱好者向往的地方，自创办以来，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在这里学习、深造，一位又一位文学大家在这里倾心传授。《关系的魅力》《我们大家都是同学》这两本书收集了众多文学名家的授课讲义，中国作家网将它们分期推出，让我们共同感受文学的魅力。

梁晓声

梁晓声，祖籍山东荣城，出生于哈尔滨市，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

八十年代以来以知青文学代表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等蜚声文坛。有多部作品在港台地区出版，并被译为英、法、俄、日等国文字。创作范围极其广泛，除小说外，还包括散文、随笔、文学评论、杂文和社会时事评论等诸多文体。

关于当下的文学创作

梁晓声

写小说，就要想当下短篇小说还写什么？怎样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这类话是随口应付的说法。任何一位作家的任何一篇较好的小说，尤其短篇，其实都是对以上两个问题反复思考之后才写出来的。例外是有的，但是不多。在作家不多，作品也不太多的时代，只要是写自己最想写的，按自己习惯的写法来写，一下子写出了好小说，这种情况有，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就是说在我们执笔想写小说之前，我们都知道前面已经有了海量的小说，你不想写什么的问题，可能别人写了，你自己还不知道。你不想怎么写的问题，一味地按自己驾轻就熟的方式来写，那就变成了某一种方式的熟练工。没有了形式的变化和新意，也就没了进步。

所以我至今也比较喜欢美国的欧·亨利，俄国的契诃夫，莫泊桑的某些，不是全部，包括茨威格、卡夫卡的短篇，当然还有我们中国作家的许多短篇。我个人觉得80年代以后中国作家们勤奋的、认真的、真诚的创作，事实上形成了中短篇小说的丰收的一个时代。因为80年代以来每届评出来的短篇小说，确实大多数都是相当棒的。

鲁迅的《祝福》，屠格涅夫的《木木》这些我也都特别喜欢。我想一个作家如果写了一生，如果有十来篇像《羊脂球》《警察与赞美诗》《项链》《肥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变形记》《祝福》《木木》那样的短篇，那就是应该聊以自慰了。欧·亨利的《肥皂》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短篇小说是很难写的，因为尤其在今天当我们谈短篇小说写作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情况是这样的，有网络，有那么多吸引一般人眼球的读物，短篇的影响力恐怕已经不像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那么大了。短篇对于你的构思的要求又是相当高的。你写一篇短篇小说七八千字，不论发到哪个文学刊物上，即使以现在最高的稿酬标准也高不到哪儿去。两三千块钱而已。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还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这样的作家，我内心是起敬意的。短篇小说，它非常像玉石、像琥珀、像核桃材质的一些小把件。因为它材质小，所以它需要精雕。在这些小把件的雕刻界，有一个行业的通语叫做巧雕，就是你看那些选玉石的雕匠，有的是大师，玉石很小很小，那么小拿来之后，他在手里看过来，看过去。然后当他真的雕出来之后，你会觉得这么小的一块玉石还能产生这样的雕刻作品。那这就是短篇小说。

我的短篇小说中，几乎没有自己满意的,只有较为满意的。有一篇叫做《讹诈》，它当时应该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发表之后转载率也还是很高。这个《讹诈》讲的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某公司要上市了，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老板非常高兴，然后就把老会计师请到了办公室里，说你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你很敬业，这个大信封就推给他了，这是我个人，也是公司的一点意思。里面当然装的是现金了。这个老会计师一开始的时候，觉得不能接受，但毕竟是钱，他也需要钱，他就接受了。但回到家里，他会非常忐忑，因为他知道公司有一笔小金库，应该是几百万，这钱一定是从小金库中挪出来的。并且他作为老会计师，他经常地被借调出去，去查其他公司的金库问题和假账问题。因此，他对于查假账有太多的经验，他在自己履行这种经验的过程中，他遇到了那么多人到老了，要退休了，突然一件事出来了，身败名裂，然后人生立刻陷入低谷，有时还要锒铛入狱。想到这些，他非常害怕，所以第二天他就把这个信封退回去了，他说老板，你的心意我接受了，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接受。我虽然需要钱，我儿子要结婚了，要买房，还差多少钱，这老会计不善于表达，他的意思就是说只不过想表达，我虽然缺钱，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收。他转身就走了。走了之后，老板想一想，回味他刚才说的话，觉得现在还有不爱钱的吗？他为什么跟我说，他儿子要结婚了，还差几十万，交不了首付，他说的是三十万、四十万，我这给他十万嫌少？

于是第二天又把他叫来，这时候已经不是大信封了，是小信封了，薄薄的，一个卡，你回去吧，他也不知道这个卡是多少，回去让女儿一划四十万，这个老会计师更不敢接了，第二天就让儿子去把卡送回来，老板又很诧异，这时感觉到对方的胃口太大了，干脆再送信封里钥匙，干脆是钥匙，什么什么地方有一套房子，这就是钥匙，这个老会计师一看是这个状态，就几乎是立刻地就把钥匙用快件寄回来了。那老板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只能想到就是欲壑难填。于是再接着就发生了交通事故，老会计师就死了。然后这个事情在破案的时候知道是老板的事情，老板也上了法庭，老板上了法庭有他的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就在讲，我承认是我的主谋，是什么是什么，但是我遇到了讹诈。怎么怎么回事。我第一次十万不行，三四十万也不行，一套房子还不行，这个跟了我这么长时间的老会计师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是我完全想不到的。

所以我采取了不该采取的方式，那么也有老会计师的儿子和未来的儿媳妇在下边听着，一方面对于父亲的死他们是感觉到悲痛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想，我们的父亲，我们那么爱的父亲，一辈子清白的父亲，他们也不理解自己的父亲。但是老会计师已经死了，没有人再替他辩护了。所以我对自己的这一篇小说还是比较的满意。

还有一篇小说是《恐吓》，《恐吓》就是什么呢？就是乡下进城的一个青年，因为他没有特别的技能，而且城市里的关系也不那么多。要找到工作是很难的，最后他就找到了在一个街区打扫卫生的工作。那个工作当然在城市里非常低下。但是他很珍惜这个工作的机会。他做得很好。由于他做得很好，社区的人们对他很信赖，也对他很友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粮库，因为当时那个年代还有卖粮食的。然后粮库旁边有一个小破屋子，粮库说这个晚上粮店需要值班的，你可以住在这里，你收拾收拾，我们不给你钱了。但是你替我们打更，来看住这个粮店，这时候他又有了住的地方，而这个小房子里面还有一部电话，社区的居民对他还特别好，他有时候给这家换煤气，给那家修自行车。那么也还能挣到一点小费。这时他的堂弟出现了，他的堂弟比他更没有能力，到处找工作碰壁，就住在了堂哥这里。

然后接着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他总跟堂哥说，他说你已经出来这么长时间了，家里面堂嫂生活一个人不容易，你应该回去了。堂哥说我回去这个小区的人对我还挺友善的，他们可能还舍不得我，堂弟说我可以接替，他哥哥说这个工作你可能还干不了。再接着堂哥就不断地接到恐吓信，而且还有一次，把人家派出所所长家养的猫吊死在了自己住的小屋的窗前，总之这种恐吓的事情越来越多，就是想让这个堂哥连在城市里扫街的这份工作都做不成。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堂哥才知道原来是堂弟做的。问堂弟的时候，堂弟只是说，我羡慕哥哥的这份工作。结果堂弟就被判刑，那么这个堂哥也做不下去这份工作了，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在家乡的家族亲情中也成了一个失败者。就是所有的家族都不能原谅他。是亲戚呀，一个堂弟找你了，就那么一份扫街的工作，就那么一个月两千多元钱，你这一点亲情都不讲，他说，他要那份工作，你让给他，你再去找一份不就行了嘛，所以包括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原谅，认为他不是一个好的堂兄。

还写过一篇《私刑》，《私刑》是写几个农民在小镇上有过自己的一番事业，但是今天交这样的款，明天交那样的款，总之有人不断地敲诈他们，勒索他们。最后使他们的小事业做不下去。做不下去，最后他们就会争吵，发生肢体冲撞，然后打伤了人。然后其中的一个就入了监狱，那么小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监狱门口，另外的几个把这个叫大哥的就接出来了，洗澡，按摩，享受生活，换上衣服，吃好饭。然后兄弟几个就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对于迫害他们的那位小镇上的官员实行他们的私下的惩罚，这个惩罚的方式也非常特别，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官员他最怕的是青虫，就是毛毛虫这一类的，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有时候树上掉下来的那种，我们叫吊死鬼的那种虫子，他总要躲得很远。因此，在春季的时候，这几位就租了一小块菜地，大棚，就在那儿大棚里就培植起了菜青虫，培植了那么多，然后就把这个官员骗出来了，绑架，最后就绑架到大棚里了，你不是害怕虫子嘛，就让你体味到这种恐惧。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其实菜青虫爬到了这个鼻孔里，爬到那儿，这个官员窒息而死，于是兄弟几个觉得这件事情可就大了，需要有人再进去更长期地服刑，要抓阄，还是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其中也写到，最后大家商量，谁谁谁不能进去，他老婆要生小孩儿了，谁谁谁家里还有老母亲，最后有一个人自告奋勇，我家事最少，有的那点事儿拜托你们了，我就自己去自首。然后我写的就是傍晚迎着朝霞，看着几个农村的汉子就向着派出所走去。

那么还有一篇就是《荒弃的家园》，这也是发在《人民文学》上的，《荒弃的家园》是我最早关注到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这个村子都走空了，只有一个女孩儿十四五岁的时候还不能离开。因为她的母亲是半瘫在床上的，而她有一个姐姐和姐夫已经出外打工，根本就不回家了，本来是有一个老母亲在家里，这件事情应该是姐妹两个的事。可是姐姐，即使打工也是漂泊在大都市不愿意回来了。所以作为妹妹的心里是有怨气的，你就是每年每个月寄点钱就是了吗？然后她也很羡慕过春节的时候，从外地回来的本村的女孩儿们，她们的穿着，她们的钱包鼓鼓的，她们买的手机，她们谈起城里的事情，她也非常向往城里，她越向往城里，她就对瘫在床上的母亲不可能不产生嫌弃。但是她没有办法，最后她觉得这个累赘什么时候死？但是因为本村还有一个她喜欢的小青年，在县城里读高中，他们两个青梅竹马。等男高中生从县城回来的时候，她请他到家里玩儿，总之这小女孩儿是处心积虑地设计成了一场火灾。

在火灾中老母亲被烧死了。然后我就写她怎么样搭上一辆车，赶赴到城市，远远地已经看到城市的轮廓，看到城市的景象。总之，她心里非常兴奋，现在她终于没了任何的牵挂，她再也不必回到那个偏远的、不愿意回去一次的村子。在她这样想的时候，县城里的警车追上来了，这就是我写过的这几篇自己还比较满意的短篇。

那么刚才讲的这些就是说它都是情节性比较强，但也有一类短篇小说并不在故事上煞费苦心。他是写人物的，比如说《羊脂球》《祝福》《木木》。《木木》写于俄国刚废除农奴制的时候，我是初中生的时候，还给《木木》加了另外一个结尾。因为我不太能接受屠格涅夫原来的那个结尾，《木木》讲的是一件什么事呢？因为屠格涅夫的外祖母本身就是地主，有很好的庄园。这个庄园里有一名又聋又哑，但是身材高大强壮的农奴。名字叫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他很少与人交流。他曾经爱过农庄里的一个洗衣女工，但是女地主把洗衣女工嫁给了一个酒鬼，从此人对人的爱，男人对女人的爱在他心中就泯灭了。这时他养了一只小狗，和小狗相依为命。小狗是他的最爱，他叫小狗的时候，口中就出木木、木木的声音。但是有一天女地主来庄园视察的时候，小狗咬了女地主的裙子，女地主非常生气，就指令把木木处理掉。对于农奴们来说，女地主的话就是指令，是必须执行的。处理掉的意思就会理解为弄死它。那只有由它的主人来做，这虽然是他的最爱，但是他必须执行。因此，他就把木木抱上小船，把小船划到湖心，然后在木木的脖子上拴上绳子，绳子的另一头拴上石头，那么把木木绑起来。

这时小狗的眼中还以最信赖的目光望着他，以为主人在跟它做有意思的游戏，当他松手的时候，小木木就沉下去了。然后过几天，这个高大强壮的农奴也从庄园里消失了。我特别欣赏这篇小说，因为屠格涅夫实际上是在写农奴制度，使农奴变成了怎样的完全失去自我的那样一类人。屠格涅夫非常精心地设计。第一，他聋，他对于世界所知甚少。第二，他哑，他诉求表达甚少。第三，他强壮，他是有力量的。但这力量也只能服务于女地主而已。那么再有就是说已经把他变成了，要他亲自去毁灭自己最爱的时候，他也服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奴性。因此，他事实上是在谴责农奴制对于人类的，一部分不幸的人类，人性的最不道德的一种扭曲。这个小说的这些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我当时为什么改写它呢？因为我在少年的时候是爱狗的，我是养狗的，尽管那个时候是粮食困难的时期，我们家里宁可兄弟几个自己少吃一口，也养了一只小狗。因此，我就觉得对于木木这样做，我心里觉得太不忍了。因此，我改写过，就是说当他的手，当主人的手贴着水面的时候，木木以那样的目光望着他的时候，而且用自己的这个下巴去蹭他的手背的时候，这个农奴终于不忍了。他没把它放下去。因此，我写N天以后，在另外的一些地方，人们看到一个聋，哑，高大而强壮的人在到处打工，他身边一直带着叫木木的小狗。当然，这肯定是因为我出于自己的对狗的这种喜欢，来狗尾续貂，是不是会损伤它的深刻性？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性的温暖和深刻性之间分寸的问题。但是我的写作有时只要不使深刻性受到最大的损害，我都希望不失人性的暖意，我希望这二者结合在一起。

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从理论上讲，文学人物应该比现实人物给人以更深的印象。小说情节应该比生活中的事更发人深省，这两点目前受到了生活本身的颠覆。也可以说受到了生活本身的嘲讽。以前说文学再现生活，现在是生活复制文学，除了神话故事是现实生活无法复制的。举凡古今中外一切文学作品中的人和事，已经差不多都被中国的当代生活加以复制。

《小官吏之死》《变色龙》《贵族还乡》《阿Q》《木木》，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你读得越多，那些文学作品中的事，古今中外，你突然发现怎么在我们的现实中它又重新几乎原样地呈现出来了。而且远比小说的情节更独特，令人瞠目结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小说还怎么写呢？ 

我们中国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和国外小说有时的一个差别，就是外国小说在较早的时候，已经开始关注人的心理，就写心理层面的问题。而我们可能还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技术这个事情本身。

我个人关注到一个好的现象，一个令我感觉到，六十五岁了，半老不老的一个作家感觉到欣慰。我觉得也是会令在座的感觉到欣慰的现象。就是说恰恰是在我们的一些次发达省份，比如说陕甘宁，贵州，某些小城，有一些作者，一些和农村有着密切关联的，情感甚深的一些作者，他们与我们是不同的。比如说我刚才的小说中，也写到了一些我关注到农村的什么什么事情，我是以城里人的视角，以作家的视角，住在城里，然后去想农村有那样的事情。这只能说是你关注到了。你对于你关注到的这些对象，这之间有多深的感情。客观地说，是谈不上的。因为你没有和那些具体的人共同生活过。所以我们是这样来写小说的。可是另外一些人是不同的。可能那些农村人就是他家族中的，有这样或者那样亲戚关系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会过年过节就回到那个农村去。要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他们跟人家谈起来谁的工作，谁挣多少钱，谁在城市里什么遭遇等等，和我们听来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人落笔写下来的散文也罢，小说也罢，他会给期刊，给文坛，带来另外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读着那些作品，字里行间感觉到感情是深的，是有着一种血脉的，血肉般的联系的作品。这是我们先天缺少的。所以我们欣慰的，我知道，有一些这样的作者，已经产生了，已经在那里执着地以他们的方式在创作着。因为我们作协的一些评论家，比如说像雷达先生，比如说跟他谈话，他会告诉我，晓声，山西有青年作者，甘肃也有，谁谁谁，他们的作品我都评论过。你以后，你这样的作家要读一下。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份欣慰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写了。我们只不过是要看他们的作品，间接地让他们的作品成为营养，来提升我们写作的要求。

我整个的感觉是短篇小说像魔方，同一件事，有几种结构方式。比如我在大学上讲过这样一件事。这应该是我到北京语言大学最初的那几年，我给第一届学生们上课的时候，差不多是十年前了。因为有一天我在家里看电视，看到什么，就看到我们交通肇事逃逸，然后我家的这个小阿姨，四川的小阿姨就说，她说叔叔，你不知道在我们那里的话还不是这样的，逃逸还好，在我们那里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是如果撞人了，还没死，有时驾车者要狠下心来倒车，反复倒车。我当时听了非常的震惊，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她说就是有。她说在我们那儿，如果你交通肇事撞人而未死，致残，那你这一辈子，这个关系就算和你发生了。如果一次性死了呢，那就结束了，该多少钱判多少钱，在钱上争一下就完了，如果致残的话，在我们这里致残的话，我将来因为致残找不到工作，还要到你家来，我将来因为致残娶不上老婆，还要到你家来。她说我们那里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法院没有办法说清楚的。

所以好多人怕这样的事，就会变成那样的一种方式。然后我在大学的课堂上讲到我们国人的人道主义这个原则的时候，讲到过这个例子。我的一名男生，就把它写成了小说，叫做《午夜发生的事》。那个小说是怎么写的呢？是甲、乙两个农民，是好朋友，是发小。新买了一辆卡车，要甲陪着去从县城把它开回来，甲是早就开过车的人了，那么回来的路上甲就对他讲交通法规等等，要注意什么，刮风下雨等等，刮雨器等等，然后就提到，如果撞人了呢？别下车，闭上眼倒车。为什么？哥就是现身说法，几年前我不是也有一辆卡车嘛，我不就是由于碰了谁谁谁嘛，碰了谁谁谁不就是没完没了嘛，没完没了你嫂子不就跟我离婚了吗？不就把孩子也带走了吗？最后车都卖了，最后还赔不上这个，只能倒车，两个人正这么说着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下起雨来了，突然一柄雨伞被风刮得就遮住了车的前窗，这时候他们就同时感觉到前轮颠动了一下，又有一闪，前轮又颠动了，乙就吓坏了，甲看乙吓蒙了，就是说倒车，乙已经不知所措。这个哥们非常义气，就替他倒车，连续倒了两次车之后，就把车开回家去，各自回到家里都喝酒。

这乙回到家里喝酒的时候，突然一转脸看，墙上的伞不见了，一柄黄色的伞，因为他跟他的老婆说好了，在路口等着自己接车回来的时候，他老婆买什么东西，然后要带上。这乙这时候又喝醉了，喝醉了的时候，一想肯定是自己老婆用黄伞遮住了那个车的前窗。就到甲的家里面去了，甲也在借酒压惊。两个人在言来语去的时候，乙恨死甲了，然后就发生了肢体冲撞。然后一推，又把甲推倒了，推倒之后头又磕在灶台的角上。他又失去了朋友。这乙一想，老婆死了，朋友也死了，回到家里再喝一些酒，想一想，自己也死吧。然后这就成为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就变成县的公安局和市的公安局破不了这个案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前天他们还一起，两家都很好，这是发小，又没有其他任何线索。就是怎么分析也分析不出来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从北京请来专家，最后也只能作为一个悬案放在那里。这是我的一个学生写的。

但是其他同学说老师，我们不太喜欢这个故事，说还有另外的写法，可不可以，因为我们讨论嘛，大家纷纷举手。有的同学就说，就是说这两个男的是死了，就是那样地死了。死了之后，女的回家了，轧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女人，只不过是把那个女人的雨伞刮跑了，女人回到家里不明白这俩哥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了，自己的丈夫上吊了，赶快去找他的朋友，这两个男人是怎么回事，当然也请公安局，公安局来的话，包括村民的第一反应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最后的焦点都落在是不是由于这个女人，做女人的行为上出了问题。而这个女人觉得我太委屈了，但是无论是专家，还是什么，包括村民，都会这样看。这女人想一想，这村子我待不下去了，然后就背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也是委屈的十字架就离开了，到别的村，到别的村这种流言也要跟到别的村。最后这种流言追得她再成家也成不了。谁一听，她前面还发生了那样的事情，谁都不干。最后这个女人没有人知道她到哪儿去了。

我想了想，这也使小说转入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也可以。当然，还有一个情况是说，妻子确实回来了，妻子没死，两个男人之间也没有发生那种肢体冲撞。因为妻子回来了，一问妻子，说在你们车前面有一辆拉麦种的卡车，我看到车上掉下来一捆麦种，你们只不过轧了那捆麦种而已。没有那些不幸的事情，但是两个发小的男人再也不会成为朋友了。这个甲很委屈，我对你那么好，虽然轧的不是你妻子，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是那样的，亲哥们也只不过能做到那样，可是那个乙觉得这种朋友太可怕了，就坚决地不跟他来往了。这也是一个方案。还有人说，他说老师，我们让车轧了老师行不行，想到我身上了，我说行啊，讲来听听，他们说情况是这样的，确实轧着一个人，轧在腿部，甲说倒车，乙虽然听了甲的那么多说法，坚决不倒。下了车，一看是自己的老师，抱到医院去，就把老师的生命抢救回来了。而老师逢人便说，我教了那么多学生，这个学生是最好的，没有他我命都没了，其实这个老师从来没有特别地喜欢过他，老师想一想，确实要不是他自己可能命就毁了。然后又有的同学说，他说老师，还是这个老师，轧了之后，两个人都呆住，低头一看是自己的老师，老师说倒车，他们不听，还是把老师背到医院去了，结果老师的腿残了，老师以后这个上课也不能接着上了，不久就提前退休了，老师逢人就说，这学生我原来就说他脑子缺根筋，现在到底还是缺根筋，因为老师的儿子在国外上学，老师已经买了保险，说就这么点事儿，你们笨得都不能成全我。这也是一个方案。

就是还有一种想法说，他说老师我们又有别的想法，就是同样是这件事情，两个男人回到家里了，女人也回到家里了，明知是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大家喝点酒，炒个菜，打开电视来看，一看电视，刚才车上撞麻包的现象，在电视中录下来了。并且播出了。而不是一个麻包，而是一个穿衣服的一个稻草人。为什么播出来了呢？是这个县里面分来了一批“80后”，小青年们在电视台工作，然后他觉得要对我们的国民进行法规教育，他们总是肇事逃逸，咱们抓一个现形，咱们就是要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他们完全出于很好的想法呈现出来了。两个农民一看大发雷霆，当然就把他们告上法庭了，侵犯名誉权，告上法庭的话，就引起了网上的讨论，引起了专家的讨论，然后法院也要讨论，这怎么办呢？最后名誉权侵犯成立。赔礼道歉。然后几个“80后”觉得原来道理是这样的，社会是这样的。媒体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样的。有的“80后”一失望也辞职了。

你看同一件事就好像魔方，我们稍微把它旋转一下，它会延伸出来不同的短篇的这种风格和呈现不同的我们叫做主题的那种方向。我个人觉得，它有这么多种可能，所以我写短篇的一个想法就是当我在开始结构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刚才的这几种可能性会一一地从我头脑中过。我不会只想到了第一个我拿笔就写，我还会想，还有第二种结构可能吗？还有第三种结构可能吗？我尽量要启动我的想象的能力。凭自己能想出几种可能性，我要掂量这几种可能性。以自己的想法来判断，哪一个是我自己最想写的。哪一个我认为在我发出去这篇小说之后，它应该跟社会生活的碰撞作用更大一点。那么我可能会选取那一个方式。这种不同，有的时候还和作家本身的心情有关。如果作家那几天郁闷，看社会的心理处于消沉，他可能就会选择符合表达他当时心情的那一个方案。

所以我们在读一篇小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能从小说的背后看到这个作家在当时写那样的作品，他可能是什么样的。当然，这里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善，温暖，人性的希望，或者说我们对人性的理想。它和深刻之间是什么关系。比如刚才我们举的《午夜的事》，以我看来，如果我们依然感觉到这个社会很冷很冷的时候，冷，而且反映这个社会很冷的作品也很多的时候，因为社会很冷，反映作品就很多，那我这时候可能会选择其中的那一篇，就是他们把老师抱到医院去了，老师说，这是我教到的最好的学生。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说，我在执笔写作的时候，尽量地拾遗补缺。就是说我一定要看得多一点，现在哪一类作品，它多了，这类作品反映社会的那一面，成为普遍性了。但是我个人认为那一面一定不是全部。也应该有作品在呈现同样事件的时候，呈现社会生活的另一面，那因此我会说，我会把我的作品作为缺失的那一点，我补充进去。哪怕别人说，你看你的作品就不深刻了吗？不深刻我也会这样做。因为我认为这样补充了，整个文学所呈现的社会生活才算比较的全面。

我不太赞同那样一种观点，似乎认为善，人性的理想，人性的温暖，只要表达了这一点，就一定不能深刻。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比如说契诃夫的《第六病房》，因为《第六病房》里面就是一个精神病院，许多精神病者和疑似精神病者都被关进精神病院了。有担心自己不断地恐惧自己受迫害的这种抑郁症的文人。有激进的大学生，有这样那样的人吧。然后这个医院新来的院长，他就很善，他经常跟那些官员，邮电局长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跟市长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他说我来做院长，以我的眼睛看，这人那人，他们没有病，他们说的话是对的，他们对于俄国的社会的感觉是对的。

那这个人就不断地想关怀他们，想使他们在医院里少受到委屈，当然最后这个人自己也被关进了，就是院长本身被关进了病房，第六病房，重症，精神病患者的那个病房。因为院长本身他还保留着人性的温暖。但是毕竟契诃夫写了这样一个人物，他很温暖，他不影响这个作品的深刻。雨果的《悲惨世界》也是这样的，你想冉·阿让这样一个人物，到最后成为那样一个市长，然后还履行自己对芳汀的承诺，要找到小小的柯赛特，这是一个绝对理想化的人物。但是整个《悲惨世界》这部大著作的深刻性，并没有受到影响。

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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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