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坛》2021年第6期

江飞

作为方法的北京

——以《北京西郊故事集》《北京传》为中心

文 | 江 飞

今天，当我们谈论“北京”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国际化大都市？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百分之三十八点五的城市？很显然，“北京”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一个充满情感蕴含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从来就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不是常数，而是变数。徐则臣和邱华栋，这两位扎根北京多年、文名日显的都市异乡人，一直潜心于讲述不一样的“北京故事”，疫情之年出版的《北京西郊故事集》和《北京传》，一头一尾，一虚一实，以北京作为方法，别有意味地呈现出北京书写的两副面孔。

一

边缘异乡人、失败者与“看不见的城市”

从成名作《跑步穿过中关村》《啊！北京》《天上人间》等“京漂小说”，到《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再到《北京西郊故事集》，作为一个从江苏东海来到北京求学工作的异乡人，徐则臣从未放弃对北京边缘异乡人的书写，我觉得这既是一种情感投射，也是一种自我慰藉，既是一个作家的良知与责任的显现，也是一个个体的社会关切与人文关怀的表达。有意味的是，尽管徐则臣的现实身份和地位是逐渐远离底层而向上攀登的，但是他的情感立场和创作视角却始终是向下的而非向上的，是乡土的而非城市的。正如他在《王城如海》中所直抒胸臆的，“你无法把北京从一个乡土中国的版图中抠出来独立考察，北京是个被广大的乡村和野地包围着的北京……一个真实的北京，不管它如何繁华富丽，路有多宽，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交通有多堵，奢侈品名品店有多密集，有钱人生活有多风光，这些都只是浮华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①。这些更深广的、沉默的、底层的异乡人，构成“被乡村和野地包围着的北京”的粗重基座，承受着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他乡与故乡的纠缠与压迫，他们或进或退的抉择，或生或死的命运，也成为作者对自我来路和乡土情结的一种心理认同和替代性满足。徐则臣曾直言道，“我对城市感兴趣，对走在半路上的城市感兴趣，归根结底是对走在半路上的中国人感兴趣”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与其说徐则臣关注的是走在半路上的“北京”这座城，不如说他作为一个相对成功的奋斗者、言说者，始终关注的是生活在这座城里的那些“走在半路上”的奋斗者、沉默者，以及他们对北京这座城的爱恨情仇。

▲徐则臣：《北京西郊故事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北京西郊故事集》的九个故事，各自独立又连为一体，行健、米箩、木鱼、宝来、冯年、咸明亮、天岫等，这些从花街来到北京的“外省青年”，年轻而冲动，敏感而善良，他们喝酒吃肉，在西郊一间平房低矮的屋顶上玩“捉黑A”，谈论女人的大腿和抽象的钱，以及抽象宏大的“事业”，过剩的青春荷尔蒙和对爱情的想象、对未来的迷茫混杂在一起；他们梦想着在北京扎下根来，“都想混出个人样，最后混出来的却是个龟孙样”③。二十岁的宝来，情窦初开，隔着道玻璃对来历不明的“立正坐好”一见钟情，最终为了她挺身而出，被流氓打成傻子（《屋顶上》）。做梦都想有辆汽车的咸明亮，用废弃的零件拼凑出一辆性能强劲的汽车，却被修车铺的胖老板惦记，逼迫之下最终主动制造了一场车祸（《轮子是圆的》）。三十七岁的天岫在中秋夜想听儿子在电话里叫爸爸，却意外地被一个失去儿子的贵州人一砖头拍死（《看不见的城市》）。故事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心怀梦想却伤痕累累甚至意外殒命的失败者，在他们身上，徐则臣投注了深切的同情与怜悯，却并未乐观地给予他们以希望和出路，因为从根本上说，这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北京”究竟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对初来乍到的异乡人而言，北京无疑是充满无限可能的地方，是实现梦想的地方，但现实总是比梦想更残酷，而梦想却未必都能照进现实。他们身处北京，却只能被称为“北漂”而并不能作为“北京人”而存在，甚至不能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能在深夜里四处游荡，只因为他们有的人从事的是刻假章办假证等非法行当。必须承认，在他们和北京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无形的无法逾越的鸿沟，要么知难而进，挣扎于这条沟里，要么知难而退，妥协认命，“我”选择回到花街继续读书，被打傻的宝来接回到花街，冯年选择返回花街和耍猴人的女儿结婚生子，如此等等。他们更深层的痛苦在于，“出来难，回去更难”④，返回故乡即是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他们必须像战争中的信鸽，梗着脖子不低头地跨过一片战场才能到家。归根结底，北京对他们是不怀好意的，就像是血腥恐怖的战场，反而是他们一心想逃离的花街成为他们最后的藏身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自始至终没有对北京城尤其是中央商务区、金融街等繁华富丽的描绘，只有多处看似诗意的想象。比如，“后半夜安静，尘埃也落下来，马路如同静止的河床，北京变大了。夜间的北京前所未有地空旷，在柔和的路灯下像一个巨大而又空旷的梦境”⑤。“要看北京我就得爬到屋顶上往东看，北京是一片浩瀚的楼房加霓虹灯的热带雨林。”⑥在《如果大雪封门》中，南方人林慧聪想象着大雪包裹的北京，“那将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将是银装素裹无始无终，将是均贫富等贵贱，讲述高楼不再高、平房不再低，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积得厚薄不同而已——北京就会像我读过的童话里的世界，清洁、安宁、饱满、祥和，每一个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走出来的人都是对方的亲戚”⑦，在他们的想象中，“北京”不过是一个巨大而空旷的梦境，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热带雨林，一个取消了阶层差异的乌托邦式的童话世界，总之是一个虚幻的抽象的存在，偌大的北京更像是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城市”。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译林出版社，2019

事实上，在徐则臣二十余年精心构筑的文学地图上，“北京”已成为“世界”的某种具体化存在，异乡人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转喻。正如我曾经所论述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徐则臣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其创作的问题意识所在。然而悖谬在于，徐则臣一面召唤和鼓动着青年们离开故乡到他乡去，走出“花街”到“到世界去”，一面又亲手撕碎城市虚幻的假面，打破世界的幻象，揭示他们的心灵指向与精神疑难。他们最后不得不承认和接受，北京只是他们的安身之所，却不是安心之地，故乡（“花街”）才是他们的退守之地，然而再次回到花街的他们又必然因心有念念而成为故乡的“局外人”。于是，“他只能在古典型审美与现代性焦虑的激烈博弈中将自己的‘理想之乡’设置在‘花街’通往‘北京’的半路上”⑧。他们的原型先后离开或作为“低端人口”被清理、被遣送出了北京，而徐则臣却留在了北京，建构着“北京故事”与“花街故事”，一步步走向世界——这是“北京”对于他们的不同意义和价值。北京是中国的北京，更是世界的北京，由北京而想象中国，以北京来显现世界（包括乡土世界、城市世界和人心世界），体验和表达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焦虑与苦痛，这是徐则臣的北京书写。或许我们可以借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北京西郊故事集》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作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⑨。

二

历史性、生成性及人与城市的哲学关系

《北京传》是一个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八年的“新北京人”给这座伟大的城市写的一本“传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建筑文化的爱好者的邱华栋，此次有意效仿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摈弃了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角度写城市传记的做法，而尝试从城市建筑文化的角度，以非虚构文学的新写法、新题材给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立传，准确地说，是通过古往今来的一个个标志性的建筑来讲述北京故事，来展现北京城的前世今生。于是，作者以“中国尊”作为北京故事的序章，以“智慧北京”作为北京故事的终章，这中间的十一章既是高度浓缩的北京建筑文化史，也是北京城市人文史，呈现出一个时间空间交织、历史人文荟萃的“北京”，体现出北京这座城的历史性与生成性，这是其北京书写的重心和特色。

▲邱华栋：《北京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这种历史性既体现于北京城的朝代更迭，即三千年的城邑史，八百多年的首都史，也体现于北京城的功能、状态及人文的演进史，空间中的时间与时间中的空间的相互映照。西周初年的蓟城、燕上都、秦汉广阳郡、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元大都、明北平府和北京、清京师、民国北平特别市、新中国首都北京等，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史在“主章”中被勾勒出来，空间中的时间随物赋形，一目了然。与此同时，董家林与永定河、潭柘寺、天宁寺与萧太后河、离宫苑囿与燕京八景、郭守敬与马可·波罗、阮安与明长城、恭王府与东交民巷、正阳门火车站和老舍、“梁陈方案”与“国庆十大建筑”、长安街与北京天际线、城市副中心与北京新机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事件、建筑、规划等在“副章”中被依次描绘，从而使北京城的历史蕴含和人文精神有所凭附，有所延续。建筑是流动的音乐，主副结合、双线并置的复调结构，凸显出北京城历史性与人文性的相得益彰，犹如一首双声协调、彼此和声的复调音乐。值得一提的是，邱华栋专门写到了老舍的“北京书写”，老舍以北京这座城作为人物活动和故事演绎的舞台，把底层小人物置入北平的市井生活、历史掌故和风土人情之中，于是，建筑规划和文学创作在《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这两个文本中有机融合，从而创造了独特的“京味儿”和超越时空的文化价值，时间中的空间形态被永久定格在文学文本之中。当然也毋庸置疑，历史需要被现实重新唤醒而转化为当代史，正如徐则臣在一次访谈中所说，“我看重一个城市对她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的保存、唤醒与活学活用的能力，看重这个城市如何有效地将她的历史转化为当代史”⑩。北京对历史和文化的保存、唤醒和转化也应当是“历史性”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这种生成性不是仅仅将城市拟人化，更是突出城市的生命存在及其与人的生命存在之间复杂的关联性。在《北京传》中，邱华栋反复强调，城市是一个不断生长的生命体，人和城市的关系又并非只是创造与被创造的简单关系。“一座城就像是一个人，也是慢慢生长起来的，城市是一个生命体”⑪，“一座城市，它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还在继续生长”⑫，“我常常想，为什么大地上会有城市？为什么城市会成为人类的生活空间和大地居所？城市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聚集地，它的功能就是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活。人创造了城市，城市为人服务，城市本身也是一个生命体，在不断生长”⑬。如此等等。很显然，在邱华栋看来，唯有“人”才是城市生长的根本力量，“城市如海，在北京湾的大地上，这座城市像地衣一样扩展。一座城市当然是有生命的，它的不断生长的力量，就来自地上不断崛起的建筑，地下不断延伸的地铁，和这座城市里穿梭不停忙碌的人”⑭。他们创造了建筑、地铁、高铁等物质文明，更创造了哲学、艺术等精神文明。与此同时，不断生长的城市也在服务于人的过程中不断创造着人的情感和记忆。“这座城市的生命比一个人的生命长很多，人是城市的过客，但人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构成新的关于城市的记忆。”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邱华栋也好，徐则臣也好，既在努力地改变着城市的空间，又都在“努力地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和记忆”，而这些关于北京的城市文化和记忆又形塑着他们对北京的情感态度和书写立场。上述邱华栋的“城市如海”四字，让我不由地联想到徐则臣的“王城如海”，“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在对北京的古典想象和现代表征上，二人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由此不妨来论人与城市的哲学关系。从本体论上说，无论是人抑或城市，都是存在（being）与生成（becoming）的统一，也都并非既成之在，而是不断地由旧的存在形态走向新的存在形态，又在某一历史时刻呈现为具体的存在；进而言之，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性的关系，是两个主体之间生命与生命的互动，在不断的生长融合之中促进各自的发展、丰富和生成，而人与城市作为空间的存在共同构成世界，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此在本身在本质上就具有空间性，与此相应，空间也参与组建着世界”⑯。我想，这种生命存在论城市观主要源自邱华栋对北京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结构的历史变化的爬梳，更来自他有意识地置身于建筑和城市之中体验其空间与自我生命体验交会的感觉吧。

三

物化之城、异化之人与人类未来之生存

徐则臣和邱华栋根据自己的北京经历和记忆，分别以虚构和非虚构的方式写出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北京传”，换句话说，他们也分别通过北京表达了各自对物化之城、异化之人与人类未来之生存的深层思考。

毫无疑问，北京是历史的、人文的、建筑的、商业的、科技的城市，过去的北京作为北方重镇或都城，显示着军事的、政治的、皇权的威严与夸耀；而现在的北京，作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与纽约、巴黎、柏林、东京等分享着现代性都市的成就与荣光。需要注意的是，邱华栋最初想写的是一本规模更大、更具个人化体验的《北京传》，写出“时空中的人与万物”，但事实上，由于精力和篇幅的限制，他只能有选择性地勾画出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传承、空间变化、功能演进的大致脉络。当然，他也写到了萧太后、刘秉忠、郭守敬、马可·波罗、阮安等一些历史人物，但也不过是历史和建筑时空中的配角。从某种意义上说，“时空中的人”是缺席的。而在对北京城现代命运的叙事中，作者凸显的是金融业在北京城市建筑规划中不断上升的地位，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西二环的金融街，不断拔高的摩天大厦（比如中国尊）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城市空间，这些是北京作为世界都市的象征，也成为都市异乡人眺望的天际线。有意味的是，邱华栋曾在《手上的星光》《正午的供词》《花儿花》以及“社区人”等系列短篇小说中，以此为背景来揭示现代都市人的物质欲望与情感欲望背后的生存焦虑与精神焦虑，“从外省进京的即将跨入中产阶级门槛的‘青年野心家’，到既享受物质欢愉又不得不承受精神折磨的中产阶级成功人士，从漂泊者的浪漫主义想象到在场者的现实主义批判，邱华栋深入描绘了中产阶级人物变身、变心的历程，也刻画了其自身的生命轨迹”⑰。反过来说，非虚构的《北京传》强化了北京城作为“时空中的物”的总体性，而舍弃了“时空中的人”的个体性，以一种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理解和阐释作为“历史流传物”的北京，而这恰恰为徐则臣虚构那些孤独、忧郁、异化的个人预设了现代性都市景观。

一般而言，货币化、商品化、时尚化是现代都市景观的基本表征，而物化则是现代都市生活风格的基本表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徐则臣关注的不是某个个体的命运，而是现代都市“时空中的人”的物化体验。毋庸置疑，空间是一种权力，正如与五环同心圆结构的北京城市空间相对应的是由高到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力结构。对于五环之外的边缘异乡人来说，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只可能是低矮的西郊平房、花川广场、驴肉火烧店、羊肉泡馍店等诸如此类。这种业已完成的分区化、区隔化的城市空间，提前就规训了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们对金钱、女人、爱情、事业以及北京的想象。但他们和中央商务区或金融街写字楼里的白领相同的是，为了追求金钱和效率，不得不为物所奴役，沦为商品拜物教，在物化的都市社会中人的精神的丧失和异化在所难免。

由此，我觉得《六耳猕猴》是《北京西郊故事集》中最意味深长的一篇。三十岁的冯年总是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六耳猕猴，穿西装打领带被耍猴人牵着去表演。梦中的六耳猕猴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冯年，而现实中的冯年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六耳猕猴，哪个是真我，哪个又是假我，真假莫辨，如庄生梦蝶，物我难分，难逃被异化的命运。北京对于他来说不过是重复出现的“穿西装的噩梦”，正如那根“一拉得”领带，是紧紧勒在都市异乡人脖颈上的一根雪亮的银白色链子，在经过两天两夜的思想斗争之后，在即将升任分店长之际，冯年决定返回花街，最终成为一个丧失了与他人、与世界的意义联系的无意义的人，人的无能为力感、受支配感与世界的荒谬性不言而喻。很显然，冯年所工作的“中关村电子产品店”，意味着现代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却并不代表人的尊严和幸福。现实的残酷与荒诞更在于，一个“冯年”败下阵来，无数的穿西服打领带的“冯年们”还在前仆后继，继续在物化的都市过着异化的生活——这恐怕是一种在长时间内难以治疗的“城市病”。

▲[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然而，邱华栋似乎把治疗这种“城市病”的希望寄托于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智慧城市的建设。智慧城市依托的是数字技术，希冀建设的是一个信息化再造之后的“看不见的城市”，而数字技术能否让现代人在城市里更加宜居和幸福呢？对此我不免有些疑虑。在齐美尔看来，“我们的时代已经完全陷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而与此相关的现象是：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⑱，换言之，现代城市已成为理性化的空间，现代精神已变成精于计算的量化精神，身处其间的人日益变得理性化、数字化，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能更高效便捷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也使得人的思想和行动以及人与人的交往都充满着计算和算计。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科学技术就是社会理性化，科学技术本身受严格的程序、工业的恰当运用、可计算效率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可以预料，在这样的数字技术所营造的数字化、程序化、物质化、理性化空间之中，“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慢慢变得机械和千篇一律，日常生活也日益丧失了个体的内在精神性。在现代都市生存中，技术取代了个体的生命感觉，把个体的灵魂也从日常生活中驱逐了”⑲。

不可否认，与传统城市相比，现代城市空间已经变得扁平化和抽象化、被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身处这理性化空间中的现代都市人，拖着感性缺失的身体和冷漠钝化的心灵，生活在貌似繁荣的虚空之中。所以，当理性化的都市社会中往来的都是丧失了个性、情感疏离的孤独个体的时候，当“人性”和“美学”等实体价值越来越多地从现代城市社会中消失的时候，我欣赏和感动于徐则臣所书写的都市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情感慰藉，孤独者与孤独者之间的抱团取暖，比如流浪歌手“摩洛哥王子”保护并护送乞丐小花回家（《摩洛哥王子》），到北京来寻找另一个自己的戴山川奋不顾身冲进拆迁屋抢救鸭蛋的另一个自己（《兄弟》）。最有意味的还是徐则臣情有独钟的那些在京城大街小巷跑步的“跑步者”，比如《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边红旗，《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我”和冯年等，他们让我想起那个在暴雨中奔跑的“骆驼祥子”，也让我想起本雅明那游荡在柏林大街小巷和拱廊街的闲逛者和浪荡子，他们置身于一个资本文化高度浸染的异化环境之中，他们无所事事的闲逛和治疗神经衰弱的跑步都充满着个性，正如他们所自带的“花街”气息和诗性思维，与喧嚣和狂热的城市文化、商品化和理性化的都市风格是格格不入的。当然，徐则臣不是老舍，也不是本雅明，跑步者也不是浪荡子，他们不可能否定和改变现实，而只能被动地承受和逃离，但这承受显示出都市中久违的非理性的感性力量与情感的丰富性，而这逃离又未尝不是一种与物化之世界、异化之自我相疏离的精神救赎和审美救赎之途。

四

结语

在今天，作家如何讲述北京故事？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人们如何理解和把握都市的真相？徐则臣和邱华栋的两种北京书写，虽以北京为方法，却是以世界为目的，表现的是边缘异乡人在北京城奋斗、挣扎、进退的人生历程，再现的是北京城建筑空间演变的时代进程，一则以虚，一则以实，一则以悲，一则以喜，呈现出世界在北京的聚焦，以及北京在世界的历史格局和现实意义。

▲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正如疫情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的可能，作为中国象征的北京为文学创作也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的可能。很显然，徐则臣和邱华栋关注的都不是实实在在的、确定不变的北京本身，而是我们如何准确有效地去理解北京，如何在不断流动的生成机制中去发现城市空间和人类生存的可能与意义。换句话说，在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化和生存危机面前，作为独立主体的北京为徐则臣和邱华栋思考和表现以人为中心的精神疑难和未来图景提供了某种方法。或许正如李泽厚所言，我们“不必去诅咒科技世界和工具本体，而是要恢复、采寻、发现和展开科技世界和工具本体中的诗情美意”⑳，是要“将人道主义、伦理主义具体地注入历史，使生产人性化，生活人道化，交往人情化，从而使个体主体性从各种异化下挣脱和发展起来”㉑，这是作为方法的北京启示我们的目的所在。

（江飞，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期中国美学的存在论转向与理论形态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BZX142）

【注释】

①徐则臣：《王城如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66页。

②徐则臣：《别用假嗓子说话》，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第208页。

③④⑤⑥⑦徐则臣：《北京西郊故事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第78、107、7、42、203页。

⑧江飞：《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与形式意识——徐则臣论》，《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1期。

⑨［意］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译林出版社，2010，第7页。

⑩李徽昭：《花街：徐则臣的文学故乡》，《淮海晚报》2015年3月9日。

⑪⑫⑬⑭⑮邱华栋：《北京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第23、154、511、533-534、28页。

⑯［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131页。

⑰江飞：《中产阶级文学：题材与趣味》，《山花》2018年第3期。

⑱［德］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第8页。

⑲杨向荣：《文化、现代性与审美救赎——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229页。

⑳李泽厚：《美学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303页。

㉑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32页。

（本文来源：南方文坛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