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雪松
老家有敬老的习俗，这习俗一直延续。现在，我的父亲成了村里最老的人，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值得村里人尊敬的人。
大前天老妈从老家打来电话，叫我回家吃饭，我问吃什么饭，老妈说目前村里最年长的男人死了，哦？这样啊！
原来老家有种敬老的习俗，无论村里哪家老了人，都要请家族吃饭，一则痛悼逝者，表达无尽的哀思；二则表达逝者家属对全村人的感谢，感谢族人们在逝者有生之年给予的关心照顾和包容。
根据我的推算，逝者今年应该88岁，他是目前村里最年长的男人，但不是村里最长寿的男人，村里最长寿的男人92岁，前几年过世了。
前几年，随着村里一批又一批老者离世，我总以为，我老爸应该是村里年纪最大的男人，马上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并抬出了逝者，我一时无语。
我老爸出生于1936年的平安夜（说起来和钟南山院士还是同庚呢），那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那个时代通讯不发达，我相信很多老百姓对国内外大事不一定清楚，但对自己的家事清楚明白得很，比如说我爷爷奶奶，陈家新添了一个大男孩就是他们天大的大事！
老爸虽然生于平安夜，但一生并不太平。1944年冬，国民党湘桂大败退，导致日本人长驱直入，日本人把爷爷抓去做＂挑夫”（当地人叫担脚），日本人押着爷爷往未知的地方赶，我老爸在后面撕心裂肺追出好几里地，凄惨的哭声随风飘荡，老爸第一次尝到了与亲人分别的痛苦！幸好爷爷后来无恙，为日本人做了一段时间“挑夫＂之后偷跑回来了！（这件事我已帮老爸写成回忆录《记忆深处的伤》并入选《莲冮怒潮》）。
解放后，老爸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先是正常上学，但终究没学出什么名堂，然后爷爷奶奶安排他去学木匠。听老妈说，老爸因为有手艺，当时被安排在乡里的木业社工作，如果一直坚持，或许后面就能转正拿上国家工资，但是不久后就发生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事，那时老爸老妈已经结婚并生下了大姐，为了维持家庭生活，老爸毅然从木业社辞了工作，回家参加生产劳动，虽然那个时候老爸老妈也吃过红薯嚼过草根，甚至经常断过粮，母亲产后经常饿得两眼昏花，但他们终究挺过来了！
随着二姐和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的降临，父母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父亲没读多少书，也不善交际，手脚也慢，所以只能干一些粗笨的体力活，不到一米六的身躯却要承受千钧重担，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我现在都不敢想象那时我们一家是怎样挺过来的！
分田到户后，父亲焕发出巨大的劳动热情，这段时间，家里经济状况略有好转，至少不用欠着生产队的账了，我也有机会完成我的学业，大学三年，每次开学，家里不是卖猪就是卖粮，所得全部给我交了学费，父母亲集全家人的力量，支撑着一个大学生，正如现在农村一家几代人集中所有的力量为孩子读书购买学区房一样！
近几年，家里经济状况有很大改观，但父母亲也老了。77岁那年，因为疝气，父亲动了一次手术，术后，家人出于健康考虑，力劝父亲不要抽烟喝酒了，当时父亲好像答应过了，但没过多久，父亲就故态复萌了，后来我们想想，父亲这么大年纪了，一辈子也没什么爱好，平时就喜欢抽点烟喝点酒，如果子女们连老爷子这点爱好都要剥夺，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况且父亲抽的喝的或许不是烟和酒，或许是悠长的回忆，也或许是孤独和寂寞呢。
81岁那年，父亲在厨房又不慎摔倒，送到医院，医院方面说是股骨头骨折，要置换，将要动手术时，父亲突然嚷嚷着要回家，母亲也打来电话，反复强调父亲这么大年纪了，再不能动手术了，最终我们没能拗过父母，我在贺医生的冷嘲热讽和鄙夷的目光中把父亲送回了老家。当然，我也不知道父亲是真股骨头骨折还是医院方面有猫腻，反正一个多月后，父亲奇迹般地又站起来行动自如了！按照正常情况，即使置换了骨头，至少要两三个月才能走路，而我的父亲没动手术，只坐了一个多月的轮椅，然后就…
而今，父亲已85岁高龄，除了耳朵不好使之外，其他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我们做子女的都感到十分欣慰！父亲劳动惯了，现在干不了地里的活了，没事的时候，他就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门前一定要扫得一尘不染，屋后的菜地一定要寸草不留，衣服鞋袜一定要干净整洁，破了的一定穿针引线缝好，实在没什么可干了，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根棍子，雕成了一根龙头拐杖，还挺有创意的！有一次，父亲可能实在闲得无聊，居然把邻居家田埂边的草全拔光了，以致扭伤了腰。母亲打来电话，控诉父亲多管闲事，我们回家纷纷指责年迈的父亲，但，又能如何？父亲的世界，我们永远也无法走进去！
家有二老，是儿女的福分，这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地位来衡量的。如今村里年纪最大的老男人走了，父亲终于坐上了村里最年长男人的交椅，而且妻贤子孝，全家老少平安！祝愿父母长命百岁，幸福安康！
陈雪松，家住江西莲花，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高级教师，江西省骨干教师，《江西教育》通讯员，江西省慈善总会公益课堂志愿者，工作之余看看书，写写文章，偶有作品散见于《萍乡日报》《都市作家》《诗天子》等报刊和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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