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由“视”和“觉”两部分组成，也就是说视与觉其实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由于人的神经系统经过长期训练，就在潜意识中将这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形成一种连锁反应，于是便产生视与觉的瞬间组合，将视与觉的反复联系形成固定的感知模块，就是思维定式。比如看到流血会恐怖；听到音乐就会知道所熟悉的曲名；闻到腥臭就会屏气捂鼻子走开等等。这些都是先由感官感到，然后产生条件反射。这个条件反射就是由感而觉的习惯行为和思维定势。我们观察世界必须借助我们的感觉器官：眼、耳、鼻、口、舌等，其中眼睛是我们最重要的感觉器官。我们将看到的事物经过思的过程（这个思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潜意识的），就产生了一个关于那件事物的印象（比如形状、色彩，大小等等），对于这些印象进行提炼、加工、概括总结就产生一个概念。比如看到一头羊，我们可以看颜色——这还不重要；就会立即跳到大小和形状——这也不是本质属性；再跳到两只羊角——这是羊与其他动物区别的关键特性，然而牛也有角；但牛的形状和大小与羊不同。至此我们就可以断定这是一只羊了，然后再根据颜色辨别出黑白，根据体型辨别大小，再综合辨别出雌雄……这个过程说起来很复杂，但对人来说这个复杂的认识过程经过了长期训练在瞬间完成。而对婴儿来说，往往要教数遍才能够让他知道什么是羊，这是思维训练的结果。可是一只羊从面前跑过，我们又会立即分析：这羊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家的？又为什么会跑到这儿？如此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我们大脑里闪过。当看到一个邻居正气喘吁吁跑过来追赶，我们就会立即明白这是邻居家的羊跑了。于是立即帮忙去追赶。这个追赶羊的行动建立在一系列的分析判断基础上。如果一个既聋又瞎者，对这一切则毫无知觉，因为他的感觉器官遮蔽，所以他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由此可见，感觉是行为的基础，感觉错误必然产生行为错误。比如感到身体不舒服就会去看医生，感到身体疲劳就想休息，如此等等都是自然反应。如果失去这种正常的感觉和知觉就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不治则亡。但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又会产生见怪不怪的麻木或者说习惯，比如偶然上到几十米高空会害怕，经常上也就不怕了。几年前，一个歹徒闯进幼儿园去杀人，舆论一片哗然，网络爆炸式的谴责和评论连篇累牍。而今年9月21日发生在广州番禺锦绣幼儿园的杀人事件，当天网络出现一下，后来就再也没人关心这件事了。至今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也没见官方媒体报道过。由此看来，这样的事也让人们习以为常了，或者按流行说法就是视觉疲劳。视觉疲劳就是感觉麻木，当一个人感觉麻木时即便从其身上割下一块肉来他也不觉得疼痛，这是何等的危险！当一个社会群体麻木，即便天塌下来大家都会毫无感觉或视而不见，这是何等的可悲！

世界是多变的，社会是复杂的，又是普遍联系的，而我们的感官包括作为感官延伸的工具（在物如望远镜，显微镜；在事如新闻媒体）也是有限的。目前的天文望远镜尚看不清银河系全貌，新闻受控，网络自媒体可以删帖……由此就存在一个视而不全和觉而不深的问题。这在物理学中就叫视觉遮蔽，在社会生活中叫掩盖真相或暗箱操作，这一切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视觉遮蔽，从而让人们的视觉出现误差或盲点。由此影响人的思维判断，以及根据判断所应采取的行动。

因此，就算是我们亲眼看到和亲身听到的一些事实也未必是真相，因为从事实中既可以得到真相也可以得到假象。如果看到一块天空的红云，就以为是彩霞，错！那也可能是一颗正在爆炸的原子弹；如果我们感到发烧，就以为是感冒了，错！在今年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另外根据经验的判断往往也会错误，比如我们看到一个人推辆自行车在路上走就认为是他的自行轮胎没气了，其实他是为了锻炼身体或欣赏风景才推着走……所有我们平常看到的事物之表象都不一定就是其本质。再比如我们看到的各种颜色，就认为是物质的物固有属性，认为红旗总是红的，绿叶总是绿的，海水总是蓝的等等。其实这些本身都不是发光体，没有光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们会看到红旗因为风吹日晒会褪色变得越来越白；绿叶到秋天会变黄；海水在近人处被污染也不再蓝。所以这些物质的表面颜色并非物质的本质属性，物体表现出的各种颜色都是光投射到物体上反射出的光波，不同的颜色是因为物体反射出的光波波长不同。大致说来，人们能感知的光波在380-770μm范围内，超过这么个范围，更长的是红外线，更短的是紫外线，红外线和紫外线只能用仪器观察到。这其中绿色波长490-570μm，黄色波长570-590μm，红色波长620-750μm等等。由此可见，我们看到的物体颜色并不是那个物体自有，只是光波在那个物体上的表现。这也只能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才能认识到，在光谱科学出现之前人们自然就直观的认为颜色是物体本身固有的特征。不过这样的认识误差并不影响人们的实际生活，人们看到鲜花就感到美丽（关于这个鲜花的美丽其实也不过是个社会学概念，我小时候在农村就没觉得鲜花的美丽。在饥饿状态下，那时感到只有可吃的食物才是美丽的）。我们在春天的阳光下会感到温暖，但我们一般不会去分析这美丽和温暖背后的东西。我那时在仲夏之夜看到星光和月光就高兴，因为可以借助它照明夜里走路，并不存在什么漂亮与美丽。我那时所能知道的也仅仅是大人们口述的牛郎织女故事，根本不知道日月星辰运行的天文道理。同样的，我们听到美妙的音乐而心情愉悦，其实声音不过是物体发出的声波震荡。我们能听到的声波是20Hz—20kHz，超过这个范围也是听不到的。但是当我们在听到小提琴奏出的《梁祝》时就会沉浸在那优美凄婉的旋律之中，根本不会去想其中声波振荡的物理学原理。

这就是科学与艺术在人类社会中的不同作用。人们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只有简单的一点——是否有用？人们带着这个是否有用的标准和目的去感知认识世界，自然就会做出趋利避害的取舍。社会群体在社会竞争的大环境中的利害得失常常是矛盾对立的，所以社会中的竞争就发展为斗争，由竞争到斗争就差那么一步。和平而遵守规则的趋利避害之争为竞争，不守规则或没有规则的趋利避害之争就是斗争。体育竞赛的夺冠是竞争，因为有规则，有裁判，有违规处罚而和平；争王称霸的斗争，因为无规则，无裁判，无犯规处罚而血腥。民主制下竞选总统有规则，有裁判，有违规处罚，靠选票决定胜负，连失败者也会向胜利者表示祝贺，是为和平竞争。专制制度下的最高领导人竞争无规则，无裁判，无处罚，结果总是把明争变为暗斗，把阳谋（规则）变成阴谋，只能是胜者为王败者寇，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胜利者最终把失败者置于死地，或所谓的“绳之以法”，是为残酷斗争。这里仅仅从物理学理念上谈竞争与斗争的方式方法之区别，不涉及社会学中的正义与非正义之辩。以防因看问题的视觉误差造成认知错误，因为社会学中的正义与非正义是带有立场观点和感情色彩的评判。

既然感觉（视觉、听觉、嗅觉）是我们的主观感受与活动，当然不可避免会存在个体差异。比如眼睛屈光不正会影响视力，耳朵有毛病会影响听力，一盘菜给不同人的味感觉也不同，而社会人又都是自以为是，由此就产生了盲人摸象的故事。在自以为是的利己基础上，争吵打斗当然也就随之而生。

造成视觉误差的原因首先是我们看问题的方位和角度不同，比如站在同一台磅秤跟前，用显微镜观察将增砣放在一个精确的刻度上，这算最标准公正的了。可是站在中间或者左右两边看会有不同的感觉。站在中间水平看上去，认为增砣正在刻度上，而站在左右两边看则会认为增砣位置与刻度存在偏差。以此原理，社会中才出现了判断事情公正的第三方原则：比如商品质量检验认证机构；民事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等等，他们都应该是行使社会公正的第三方。这是因为这个第三方即不偏左也不偏右而处于中，或者说是独立于当事者双方之外，由此才能做出公正、公平的认知和判断，也正因为这点才能让当事者双方都信服。社会文明从人治走向法治，根据就在于此。因为法制条件下才能让法律成为衡量社会成员社会行为对错是非之标准，而不像人治条件下谁的嘴大谁说了算，并因此造成因人施政——人去政息；因人执法——贪赃枉法。法律作为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度量衡器则必然要有掌握使用这个社会度量衡的使用者——就是社会法律机构。由此设置了法院和法官，为了让这些人和机构公平公正地使用法律这个社会公平的度量衡，又设置了监督执法的司法机构。看来人类社会中凡事都要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掌权者就会让权力利己，从而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劣根性——利己之病顽固得不可治愈。这一系列的监督无疑会消耗一些社会的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办事效率。可是几千年的历史实践让人类吃尽了权力肆虐的苦头，所以人类总结经验后决定：宁愿消耗一部分社会资源并减少一些社会效率，也要事事设个监督者，从而不让权力滥用。专制与民主比较，根本问题是专制仅仅在权力体制范围内设置纵向监督，或者说仅仅是权力体制内的上级对下级监督，而没有权利体制范围之外的横向监督即社会监督，并且权力最高层再也没有监督。于是就必然会出现官官相护，结党营私和权力滥用。这种监督的最高级别就是最高领导派出的钦差大臣的巡视巡察，这钦差大臣也仅仅只对最高领导负责，因此完成差事是宗旨，社会效果在其次。另外，这些钦差们也是人，是人都会做一些趋利避害的选择，因此他们也会受到官场各种影响和各种关系网的牵扯，难以秉公行事。历史上的海瑞就是例子，整个官场都反对他。

因为最高权力者再也无人监督，所以只能坐在朝堂上听汇报，开始也许能听到一些真话，巡察巡视也有点小作用，时间长了必然流于形式。这就是专制制度的不治之症，也是造成一切社会问题的死结。

人的利己主义本质决定掌握社会度量衡者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古代“刑不上大夫”，当今“吃了原告，吃被告”。当多数民众都感到社会不公时，就会起来造反，推翻这个掌握社会度量衡的社会组织管理机构。这就出现了两种社会力量的对立冲突，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从血的教训中总结经验，逐渐达成共识，即普世价值：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等。其思想基础就是主权在民，社会契约精神和将政府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当社会存在一个小城管就可以随便打人或者没收摆地摊者的财物时，无疑就是权力肆虐和泛滥的恶劣表现。当拆迁让被拆迁者拿命守护自己的利益时，就说明权力还不在制度的笼子里。当提倡火葬把已经入土的尸体扒出来再倒上汽油烧掉时，那就是权利让人失去了人性。

实际社会生活中，不能每人都参与法律的起草和修订，于是就选出代表并赋予其权力代替行使自己的社会权利。这又产生了下面的问题，一是所选的代表是否能代为表达意见，并代为行使权力；二是如何让民众掌握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这个社会公平度量衡操作者避免权力滥用。于是人们就把社会度量衡的制定者（立法机构）、鉴定者（监察机构）、校准者（检查机构）、操作者（行政机构）、挪动者（修改机构）等等机构之间相互监督和制约，从而保证这个社会公平度量衡的准确、公正、有效。反之如果出现了官场腐败，官员懒政怠政或不作为、乱作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等，以及官民之间严重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这其实就是社会公平度量衡的失效。不过面对失效的社会度量衡，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理解、判断和评价，这就是社会视觉误差所造成的必然现象。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任何时候都不会承认社会不公平，因为八旗子弟的特权是他们的前辈们浴血奋战换来的，封妻荫子本来就是他们老子造反革命目的。老子是功臣儿子就理所当然是贵子，所以享受特权者从来就不认为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理由是他们曾做出过巨大的“社会贡献”。比如历史上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没人认为是社会不公，因为天下是他的祖上传下来的，既然当了皇帝就能想怎们样就怎么样。当今的官员们动辄受贿几千万，老百姓也早已见怪不怪了，因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其一，做官都是有本事的，没有本事哪能当上官，有本事就能捞到好处，要不然谁还争着去当官。其二，当官都是有背景有后台的，既然有后台，贪污腐败自然也不会怎么样，只要跟对了人或者说后台不倒，贪点钱财不过是小节。

主子坐着抽大烟，奴才站着给点火，这在千百年来都认为理所当然，不存在什么社会不公。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都认为理所当然应该如此，这就是两极相通。然而在现代人看来这不平等，是人格和尊严屈辱，这是历史进步时代不同造成的视角误差。中国的领导人出门前呼后拥，交通管制，警察开道，这是美国人不能理解的；同样美国总统和普通民众一样去超市购物也要排队，这是中国的民众不可理解的；这是国度不同造成的视觉误差。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下台后搬回到自己原来的一百多平米的住宅里，大陆人当做笑话；而大陆的老干部退休还要享受同等待遇，并要参加一些重要会议还坐前排，这也是台湾的民众所不能理解的。这是地域不同造成的视觉误差。社会结构的最上层和最下层之间往往会产生同样的社会认识，这是两级相通造成的灯下黑，其实他们之间谁也看不清谁，因为看不清才相互以为对方美好。这就是中国人历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视觉误差，也是皇帝都爱民如子从不把民众当作刁民的认识根源。其实没有昏庸皇帝哪有弄权的贪官，没有酷吏哪来刁民。

只有社会的先觉者，站在历史前进的高度才能看到现实社会中的社会不公、不平、不合理。比如面对美国每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在局外人看上去总是乱糟糟，哪有领导终身制好；换届竞选，吵吵嚷嚷，哪有开个大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完成选举表现得其乐融融；三权分立，一天到晚互相拆台，不断争辩，耽误了功夫，哪有一个人说了算好；人民随便上街游行示威，影响社会秩序，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哪有安安静静过日子好；舆论自由，人民总拿国家领导人不当回事，想批评就批评，想弹劾就弹劾，哪有让领导到哪里都前呼后拥、掌声一片好。这就是视觉误差造成的认知不同结果，这结果同时又是另外一些事情的原因，于是原因与结果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一些地方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零容忍，在另一些地方即便是官员腐败透顶，老百姓仍然安居乐业，歌舞升平。这又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视觉误差。历史已经证明任何形式的专制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历史回光返照，都是秦始皇借尸还魂。尽管如此，也总是有很多人认识不到，还把这些当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还是视觉误差所造成的认知误差。经过花样翻新的专制统治者斯大林和齐奥赛斯库已经遭到了历史清算，也没有几个人去问个为什么？这仍然是视角不同和认知能力不同造成的视觉误差所致。一座柏林墙挡住视线，让人们产生几十年的视觉误差，当其轰然倒下，东西两德之间的是非黑白便一目了然，人们顿时恍然大悟，这还是因为视觉误差。用物理学原理去观察社会，也许就能减少或避免这些视觉误差。

当然，我们的视觉误差，除了自身的立场以及利己主义的趋利避害所致，还有一些客观原因。这些客观原因又表现在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个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两个方面。秦始皇死后和死鱼放在一起运回咸阳，让尸臭混成鱼臭，从而让人误以为秦始皇还活着，由此迷惑了所有的人。只有玩这个阴谋的赵高和胡亥清楚真相，从而达到了杀害公子扶苏篡国夺权之目的。另外还有军事中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诱敌深入”、“离间与反间”等等，无不是给人以假象，让人产生错觉，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行动。崇祯皇帝朱由检中了敌人的离间计，错杀了袁崇焕，自毁长城，为了以儆效尤还对袁崇焕用了磔刑，传首九边。此时离他吊死梅山也只有一步之遥。崇祯皇帝笨吗、傻吗？非也！这是一个专制王朝走到穷途末路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积累，不是一朝一日，也不是一件两件事情就走到这么个绝境的。崇祯皇帝的悲剧是他的爹爹、爷爷以及爹爹的爹爹、爷爷们留下来的，用积分进行数学计算，到了他头上就累加到彻底覆灭的历史当量值。

假象之所以能迷惑人，是因为当事者感知了假信息，由获得假信息到错误判断，然后造成错误行为，这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从主观因素分析，还是被假信息迷惑者认知能力不够所致。怎么才能提高认知能力在？在己在于多观察，多思考，多读书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在社会在于信息公开透明，舆论自由，以防信息遮蔽；在敌对双方来说，在于深入侦察，正确的判断，不被敌人释放的假象与烟幕所迷惑。人的头脑及五官机能都差不多，智愚区别在于借助外力，“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丰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明哲先贤看问题与众不同，就是因为他们的感知和思辨能力比一般人强。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说的。不懂牛顿力学就不知道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不懂天文知识就不知地球绕着太阳转；不懂相对论，就不知道时空的引力场；不明白热力学，就不明白空中的冷暖对流。没有显微镜，看不到细菌存在；没有望远镜就观测不到天体运行。不了解卢梭、休谟就不知道现代民主国家制度产生的道理……如此等等。现在媒体中经常出现造谣、传谣、避谣，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就不知道究竟哪些是真谣言哪些是假谣言，结果只能人云亦云或者谁的嘴大就听谁的。有人说运动有利于身体健康，有人说乌龟不动可活千年。我们的先哲告诉我们人要“矢志不移”，又教我们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既让我们不食嗟来之食，又说人到弯腰处不得不低头；既让我们“父母在不远游”，又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他们说得都有道理，但却矛盾重重。这究竟让人何去何从？全靠自己捉摸。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要不仅能看清楚是什么，还要能弄明白为什么。智者见于未萌，就可以看到将会发生什么。这就要尽量提高自身的认知能力，以避免视觉误差。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一个社会现象，姊妹弟兄多的家庭常常会抱怨父母偏心，而作为父母来说没一个会认为自己偏心。这又是一个视觉误差造成的麻烦，由此就在分家产或赡养父母问题上兄弟姊妹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和分歧，因此产生争吵和纠纷，甚至告向法庭。做父母的常会给相对贫困的子女一些明里和暗里帮助，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性，所以在做父母的看来这不是偏心。而作为儿女们则往往不这么认为，并以此为据说父母偏心。既然有偏向，权利与义务就不对等，这样作为得到帮助者就应该为赡养老人多尽义务，以便权利与义务对等。而作为贫困者，当然又无能力赡养老人。面对这样的官司，法官也很难断清，只能调和，这就是俗话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这问题根源仍然是看问题的视觉偏差。当下因为这样的视觉偏差造成的兄弟为仇，父子对簿公堂的事不算少。

视觉误差还表现在自己看不见自己脸上的灰，因此总拿手电筒照别人。所以总是以自己之长比别人之短，以为别人都不如自己。即便碰到挫折和失败，也会找出一大堆的客观原因，而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如果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还认为别人给他过不去，不帮他讲话。所以古人有训：“人贵有自知之明”，可是利己主义的原则和看问题的视觉误差让人很难做到自知之明。大到居庙堂之高的衮衮诸公，小到黎民百姓都很难做到自知之明，不然就不会有“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流传下来了。即便是在别人看来一个蛮不讲理者，他自己也能振振有词说出一大堆他自以为是的道理来。正是这样才让一些为人所不齿者自我感觉良好，也会让一些大权在握的领导们在阿谀奉承面前飘飘然。黔之驴至死不知自己的本事有多大！

专制和独裁者为什么总会犯错误，以至于最终走到穷途末路遭清算？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监督机制条件下容易产生视觉误差。因为专制条件下领导人的视觉往往会被一些虚假信息所遮蔽，在虚假信息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必然失误。退一步讲，就算信息不被遮蔽，个人的认知能力总是有限的，专制主义的领导人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因此就要处理所有事情或者说是无限多的事情。这样以有限的精力和能力去处理无限多的事情就必然顾不过来，顾不过来就要授权与别人——通常是身边熟人，即信得过的人。这样就形成身边人狐假虎威成为权贵，权贵弄权以自肥这是很自然的，最终最高领导人被下面的亲信门糊弄。于是就在一个被遮蔽的虚假状态下而陶醉于自己的功绩，甚至是伪造出来的功绩也会被人们歌颂，因为信息遮蔽让人不明真相。在一片颂歌之中，他自己就逐渐以为无所不能，由此就慢慢的被伟大光荣正确起来。这是自我认知形成的视觉误差，再加上信息遮蔽、下属利己而蒙骗等因素形成的视觉误差，这样几种视觉误差叠加一起，犯错误是必然的，不犯错误只是侥幸。接着更大的问题是，因为专制，即使是犯了错误也不能被及时纠正，穿上了“皇帝的新装”出游也还是一片掌声和阿谀奉承，因此就在一错再错中形成了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这样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不准批评，不准指正，以免影响其光辉形象。这就必然把别人指出其错误当揭短，把别人的批评当恶毒攻击。把报喜当正能量，报忧就是负能量，因此报喜在明处，大张旗鼓，报忧在暗处，偷偷摸摸不让人知道。于是要不多久，专制者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都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都要下面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因为没有监督，就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才不可避免犯错误，因为他一人说了算，才把任何错误都不说成错误，至少不说成是自己的错误。这样一来，他犯了错误就会推诿塞责，找人顶罪。将责任推给谁呢？当然是下级，所以错误永远是下级的，领导永远都正确。如果罪大恶极，下级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怎么办？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将责任推给老天爷去。历史上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就是很好的例子，把错误推到老天爷头上，谁能怎么样？难道有本事可以去找老天爷算账去？这推脱责任本身又是一个蒙蔽人的伎俩，目的不过是有意给人造成视觉误差，从而永远保持自己的伟大关辉形象。

在专制制度下，不受监督的权力行使者做不做事，怎么做事，全凭自己的道德修养和个人意志；即便是做错了也能捂盖子，从而保全面子，所以领导们就逐渐被神化起来，只要在台上都是圣主明君，都是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哪怕专制者犯了再大的错误，留下再大的罪恶，也只能在其下台后才能被清算，甚至下了台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得不到清算。我们没看到美国哪一位总统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过，也没看到美国人民把哪个总统神化起来不准人们说长道短。即便是华盛顿这样的开国领袖并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人，也可以随便被人们评论。由此才有美国的迅速崛起，强大到无可匹敌。这说明个人不伟大，国家才伟大；政府不强大，民众才强大；个人不英明，群体才英明；个人不一贯正确，才有法律的一贯正确。一句话说到底，是人都会犯错误，所谓的一贯伟大光荣正确不过是自欺欺人而产生的视觉误差而已。

综上述可见，人要想不犯错误，首先就要避免视觉误差，而避免视觉误差最好的办法就是有良好的监督制约机制。这在个人来说就要有挚友可以毫不留情的批评指出错误，不过个人的错误结果总有个人负责，最多仅对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造成一些影响，因此作为个人无论犯不犯错误或者改不改错误，对整体社会不造成影响或者影响有限。而在社会层面上，掌握公权力者特别是独断专制的决策者犯了错误，则会给全体社会民众带来灾难。所以社会中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民众监督等一系列监督与约束机制，对于保证政府及官员不犯错误特别重要。然而专制之所以能够专制，就在于不要这些监督，或者把一切监督都当成庙堂里的祭品摆设。大凡属于民众的民主权利及自由，都是专制主义的克星，因此想专制必须去掉这些监督机制，或者把这些监督空置起来，流于形式，让其名存实亡。从而让民主自由等民权仅仅作为一个好听的名词作“太牢”摆在江山社稷的祭坛上。由此可见，专制与独裁总是孪生，二者同生同灭，它与民主、自由不共戴天，不可两立。

人们为什么怕黑暗？因为黑暗中视线不清，方向不辨，让人产生视觉误差或因失明而盲动，盲动必然碰壁。而贼正是利用这一点，希望越黑暗越好，以便于行窃。天地黑暗窃贼必然横行；社会黑暗，国贼必然当道。人们向往光明，因为光明可以让人看清事物真相，以防出现视觉误差。清明的社会环境，也会让玩弄权术窃国和耍阴谋诡计篡权以及利用权力贪污腐败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国家制度，把一切政府权力的产生与行使都法治化、民主化，并将监督与制约机制大白于天下，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监督、制约、曝光、纠正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不作为、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等等恶行。这样，一切社会之黑手再也没有用武之地。

现实社会中，人们往往根据好人坏人在社会中的境遇来判断一个社会风气如何，这个判断尽管很肤浅，但也大致正确。因为好的社会环境让坏人不能做坏事，而糟糕的社会环境则让好人也不能做好事。然而社会是复杂的，人心更不可测，所以好人坏人仅从外表看是看不出来的，比如披着羊皮的狼混在羊群里，没有一些羊流血被害，就意识不到族群中有狼的存在，这是其一。其二是，好人也可以在一定时候遭诬陷，被冤枉，历史上“指鹿为马”，“乌台诗案”、“灭十族的方孝孺”等等，还有数不尽的“窦娥冤”都让好人屈从与权力的皮鞭之下。在专制主义条件下，总是存在黑白颠倒和冤假错案，其中有的案子被历史予以纠正——也只有这部分让后人知道；还有许多成为历史疑案，让人永远不知道真相；也有的永远被冤枉——这些冤假错案也只能从历史记载的字里行间里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由此又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和争论的焦点。这么看来，历史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公正，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也是社会权力垄断者可以改编的。比如关于国民党是否抗日的问题，今天与昨天的说法就不同，但是至今仍然存在视觉误差。

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原因是专制可以独裁，并由此可以封闭信息，可以黑白颠倒，可以信口雌黄，谁不服就将其“绳之以法”——由此可见专制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实行法治的，更不可能实现民主，因为专制与民主根本对立，而法治则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和伴侣。行之有效的专制手段有两条：一是遮住人眼，二是捂住人嘴。前者是让人看不见或看不清，后者是让人看见了、看清了也不许说，从而封闭信息以便给人造成视觉误差。想想看，要不是打倒“四人帮”，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张志新是怎么死的，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张志新是何人。试问民主国家会这样吗？法治国家会出现云南孙小果、湖北佘祥林、河北聂树斌等不同形式的法律不公案件吗？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改变不了社会，也左右不了社会的光明与黑暗，但是通过提高自身的认知能力，就可以判断社会上的是非对错，并在有条件时发表出来自己的看法，则是个人可以做到的。

不被浮云遮望眼方能避免视觉误差，有了独立思想的探照灯就能在黑暗中不产生视觉误差或盲点，有了精密逻辑思维能力就不会被虚假信息所迷惑，这也只能靠提高个人的认知能力才能做到。作为个人来说，遇到问题多找自身原因，不要老认为是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同样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要认为都是国际敌对势力的阴谋、造谣与污蔑。物理学中只有相对运动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且在惯性系里二力相等才平衡。社会学中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趋利避害的争斗与合作。道理皆出于这个社会物理学原理。

现实生活中经常见到一些人会上当受骗，这是由于人有所惑造成视觉误差和判断失误掉进了陷阱。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不要耽于所惑。有人惑于财色，有人惑于权势地位，而有人惑于私欲膨胀…...不一而足。而骗子们总是投其所好，以其所好而遮其目惑其心，由此让其误视、误觉、误解、误判。耽于所惑是人性之弱点，连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也不能幸免。在真空条件下，声音不能传播，皇帝被宦官左右，其声音就发不出去，所以齐桓公饿死宫中。当领袖被身边的人架空，也会以最高指示向民众发布虚假信息或错误行为。这就是说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当代社会新闻媒体就是传播社会声音的良好介质，当这个介质被人工控制后，声音受阻，就不能及时传播，或者按照控制人的意志歪曲、变形而传播出虚假的声音与信息。而对一些挡不住的真话和信息则加以干扰，从而使其成为不辨频率的噪声，让人听不清真声看不清真相。因此就必然会造成公众视觉、听觉误差，由误差而必然误判，由误判而必然误行。

喜鹊只会报喜，乌鸦只会报忧，二者是否可信？还要根据其他一些社会现象作出合乎社会物理学原理与自然规律——即“合乎理性”的判断，千万不能光听别人的宣传、说教与误导。特别是在一个不断“传谣”与不断“避谣”的网络时代，真假信息更是难以分辨，搞不好就上当受骗。事实上经常出现谣言成为真话，避谣成为传谣，这就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们说历史公正，仅仅是大尺度宏观上看历史发展，而微观层面的历史也不公正，因为在物理学中微观运动也总是与宏观运动对立而存在。

老实而善良的人们，谨防视觉遮蔽和感觉误差，切记当心上当受骗！

李继领先生

【作者简介】李继领，自号三一居士。释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求真一贯。现为太平书院院长，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思想者。

责任编辑：孙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