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好文章就是真情饱满）

四月底，母亲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听到手机响的时候我正在去安亭的路上。我赶忙将车子停在路边。

八十三岁的母亲很少给我打电话，因为她不识字。老年机上yes和no键还是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正月里，她孙子教了一天才记住的。母亲不认识自己儿子的名字，打电话时便挨个号码的揿，打通就挂掉，然后静等着电话的铃声。

所以，这个电话还是我打过去的。母亲接通电话便问：“三毛子该？还是二毛子？”三毛是我弟弟的小名。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和隔壁的吵了一架，因为“在北埂之渠边点了几行黄豆，隔壁的说点过了界，我说没有，就吵起来了，吵得很厉害，以我老早的脾气我们俩就干起来了，现在我忍了，她都不让我走她屋后的小路。”

住隔壁的是我喊“大妈”的老人，比母亲大一岁。她们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以前在前头墩子的老屋就是山墙挨着山墙。弟弟分家后房子搬到北埂之渠边，母亲和他过。大爷去世的早，大妈将七个孩子拉扯大，结婚的结婚，出嫁的出嫁，最后也是和她小儿子过，依旧是邻居。记事后看见她们吵过几次，但都没记仇，很快就会和好的。去年回家几次，每次母亲都喊她过来吃饭，我相信大妈家来人也会喊母亲吃饭的，她现在也是一个人住。

北埂之渠是村里的，渠边的路是集体的。

“就为这事吵架？”我说完这话立刻就后悔了。话，没错，错的是语气，像儿时父母埋怨我们的那种。果然母亲的口气软了：“我不理她，她不让我走，我就走东边，没事就不出门，呆在家里”。我对她说：“三毛“五一”就要回家，我让他去问问”。母亲立刻就精神起来：“你呢？回不回家？”我吱唔了一句：“还不知道呢。”

放下电话我的车子迟迟发动不起来。窗外阳光柔柔的，风软软的，好天气。只是视线中一片荒芜，这里原来都是厂房，规模都不大，去年被当作违法建筑拆除了，复耕却没复种，人退草进，杂草夹杂着一丛丛细杆的芦苇，不时有麻雀从眼前飞过，叽叽喳喳的。我掏出一支烟。

母亲一生都是个要强的人。

生产队的时候，父亲带队里几个劳力去安庆石化搞副业，家里家外忙碌就是母亲了。那时母亲能干，在永久圩卸石头，在沙包江边挑芦柴，在普济圩挑稻草，都是好几里的路程。肩上压着二百多斤的担子，走路脚下生风像小跑一样，队里许多劳力都自叹不如。

土地到户那年我到老洲中学读初一，十多岁的孩子还不会干活。礼拜的时候她让我锄草，浇粪，却不要我挑担子，说我身上的骨头还嫩，伤了医不好，会后悔一辈子。锄完草她就站在地头望望界桩，看看界沟。有时候还竖起锄头杆子，像瓦工吊线似的瞄瞄，发现邻家锄过了界，哪怕过了一寸两寸也要跑过去掏回来。这个习惯到我外出二十多年，土地包给别人时仍旧没有改掉，回家还得到地里去找她。我说她，自己又不种地了，操那份心干嘛？她总是说，那不行，给别人种是一年一年的，地是我儿子一辈子的，如果儿子哪年回来了，地被人占完了怎么办？

只是直到现在我仍没有回老家种庄稼的迹象，母亲也好几年没地种了，连村西边的菜园也被别人家的树围得荒废。她只好屋前屋后，沟边渠边，一锹一锄垦出了五六分地，栽点菜，也种点花生，玉米等作物。

母亲和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她闲不住，也见不得土地闲着。

北埂之渠在弟弟家后面。以前两边都栽了很多树，白杨、柳树、尤其苦楝居多。后来被村里集体砍伐掉了，两边能种庄稼的地方，谁家地头埂的，和谁家房子齐的，就是谁家的。母亲种的黄豆大概就是种在那里的。

工地上很忙，随后几天我很快便将这件事忘记了。

上个礼拜天，弟弟一家来我家玩，午饭时我突然想到母亲电话里说的事，便问他“五一”回家怎么处理的。弟弟笑笑，那有什么事情啊，只不过是说了几句气话而已，我回去她不还是喊大妈过来吃饭了？大概是想你回去呗。

弟弟在笑，我却笑不出来。忽然觉得她们真的像我们小时候一样，今天吵架明天又玩到一起了，但那时我们是无忧无虑的，白天打得哭哭啼啼或者头破血流，晚上回家有大人罩着护着，哄哄就好了。现在她们夜里却都是独自面对孤灯，独自守着漫长的黑夜，还有一种茫然。

母亲是，大妈是，程家墩许多孤寡老人也是。我没有理由笑，想哭。

林建明，笔名（愚人）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铜陵市作家协会会员，现定居上海青浦。爱好文字，曾在《长白山日报》《铜陵日报》《池州日报》《德州晚报》《西部散文选刊》《今古传奇》《上海散文》《齐鲁文学》《枞阳杂志》刊物及省内外多家微信平台发表文章三百余篇。著有个人散文集《走出村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