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耀武，文学博士，资深编辑、书评家。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曾任教于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小说与诗歌创作，撰有众多书评、诗评见诸各类媒体。
所以为我，所以为诗
文| 魏耀武
关于作诗，明代思想家顾炎武有言：“似则失其所以为我，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这就是说，创作旧体诗词，一方面要遵守基本的格律规范，另一方面不能为形式所束缚而有失我之声口、我之性情。当代人创作旧体诗词创作，格律形式是一大魔障，但更大的困难也许在于诗中要“有个我在”。旧体诗词创作究竟如何处理“所以为我”与“所以为诗”的关系，怎样言说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丛书（已出五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些问题。丛书精选当下具有影响的新锐诗词吟家近年的佳作，其中第一辑收录了蔡世平、魏新河、高昌、段维、何永沂的历年作品，第二辑收录了李子、嘘堂、独孤食肉兽、无以为名、添雪斋的诗词小集。第三、四、五辑精心选取了熊盛元、刘庆霖、周燕婷、刘能英、杨新跃、天台、燕台、吴畏、刘如姬、夏婉墨、困哉、杨无过、黑眼睛、王震宇、王翼奇等诗词名家的作品。丛书第一至五辑所集结的二十五位新锐吟家，他们的创作与探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集中展示了近二十年来旧体诗词创作所走过的不同道路，也为旧体诗词的发展和创新揭示了多种可能性。作为诞生、发展与成熟于农耕时代的文学体裁，是否能与时代同行，表现当下的生存体验？这是当代旧体诗词创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远离了时代、远离了社会人生的旧体诗词创作，不论格律如何工稳严整，不客气地说，也只不过是一件人工做旧的伪古董。常见时人创作的大量旧体诗词，在格律方面虽无所挑剔，然无一句己出，空洞陈腐，脱离时代。这也是当代旧体诗词常为人诟病的一个原因。可喜的是，丛书中的诗词作品难见此病，即使是登高、送别、咏史、怀乡一类具有丰富历史前文本的诗作，也能通过张显抒情主体的现代特质，从而挣脱话语的牢笼与圈套。仅以书中常见的怀古咏史诗词为例，如蔡世平的《贺新郎·洞庭渔娘》、独孤食肉兽的《莺啼序·武汉会战》、何永沂的《云南腾冲行》（选四）、魏新河的《乙未春访卢沟桥》（二首）等几首诗词，以不同的视角切入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丛书中这些互文性文本，实际上构成了对那一段历史的全景式观照。再如段维的《读史》、何永沂的《西安杂感》、高昌的《观兵马俑坑》等诗，也无不彰显了抒情主体鲜明的现代历史意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急剧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当下各体文学创作共同的社会语境，小说、新诗、散文都以各自的方式在言说与思考着这个快速变化着的时代。两辑所录诸家近二十年来的诗词，也从整体上抒写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体验与困惑、反思与追问。如蔡世平的《鹧鸪天·荒村野屋》《蝶恋花·留守莲花娘》《临江仙·泪洒黄昏》抒写了乡村在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创痛；而段维《故乡纪事》组诗中的《放鸭人》《放牛娃》《打柴记》等作则借日复一日辛苦劳作的农人，抒写了乡村在新一轮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与叹息。值得注意的是，丛书中不少吟家对故乡与童年采取的回望姿态，如李子的《南乡子·七十年代一次偷瓜事件》，蔡世平的《临江仙·童猎》，高昌的《豆豉忆》《最高楼·村南旧事》《小重山·乡愁》，李子的《西江月·砍柴人》《木兰花·挖冬笋人》等诗词在对昔日乡村生活的回忆中寄寓了对童年、亲情的追怀，也流露了对故乡的苦难与死生的深切关怀与同情。现实的缺失，往往是回望的动因。城市生活的漂泊感、无根感与原子化的生存体验，似乎不可避免让这些自幼在乡村长大的诗词吟家再一次返回了故土。也许正是因为回望故乡的情感触发机制的不同，这些怀乡之作与古典诗词中的同类作品在精神取向方面产生了本质区别。应该说，这些怀乡之作是以乡土资源和乡村想象，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另一种反拨。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突出表征，旧体诗词创作要想开拓新的表现范围，增加新的抒情范式，自然不能回避城市经验。丛书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抒写城市的方式。独孤食肉兽近年来大力倡导并践行“现代城市诗词”，目前取得突出实绩的主要是以词的形式对城市的拯救性书写与及时性书写。如他的《贺新郎·沪上往事》《蝶恋花·童年汉口印象》《蝶恋花·江关》《曲游春·武汉爱情故事》《念奴娇·一个武汉人1978年的城市记忆》等诸作在对昔日城市的回望、凭吊中，充满了怀旧与感伤的气息；而他的《念奴娇：有女同车：九九城市拼贴》《永遇乐·不来电的城市》、念奴娇·千禧前最后的意象》则通过纷至沓来、倏忽不定的意象群，表现了当下城市人的孤独、无根、迷茫等生存体验。嘘堂的《读碰壁诗，买酒醉赋于办公室》《排档醉归》《瑞金路夜档》李子的《采桑子·小编》《风入松·出台小姐》，段维的《民生即景》（十首）、《南歌子·建筑工》，高昌的《须眉红粉辞》，刘能英的北京生活札记系列诗词，将笔触对准对城市中的不同群体、以诗词特有的方式建构了当下城市生活的多元面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意象、题材方面的抢滩登陆并非诗词创新、彰显个性的仅有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只会越来越少，仅仅在意象、题材方面的开掘可能会陷入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并且，新的意象、新的题材的语言载体与诗词的形式规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很难轻易化解。自晚清“诗界革命”以降，致力于诗词语言方面的创新，留下了太多失败的教训。“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启示我们，在诗词创作中灌注创作主体的的现代意识与现代体验，是使古老文体与时代变、保持活力最根本的“通变之数”。嘘堂与添雪斋两位吟家在这个方面作了非常有益的探索，两位吟家的大多数诗词虽然远离尘世，滤除了人间的烟火，但不难看出，他们试图以这种超验性的诗词抒写直接抵达生命与存在的本体，对形而上的终极问题展开现代的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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