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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被“计生”了！
杨进文（苗族）
众人皆知，世界上的人都是女人所生。但是时代不同了，生育政策有区别，生育观念有差异。时代潮流下，人们或主动随波逐流，或被动卷入潮流中。
"计划生育一枝花，利国利民又利家！"这条标语曾经在城乡的街头巷尾、村口院落随处可见。同时亦在我脑海里根深蒂固。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由“提倡计划生育"到“实行计划生育"，后来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项政策一步步趋严趋紧！
而我，从看到前辈人壮着胆子上“临时结扎手术台"，到我自己也无奈地被送入了医院里的手术室……
1970年冬天，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花桥公社与卫生院联合派来干部及医务工人员到我们陈家大队搞结扎试点。他们先是利用晚上的休闲时间在各个生产队的仓库房里开会，进行宣传发动，然后则是摸底。这次结扎对象是一对夫妻生有3个小孩以上者。因为女性生理结构复杂一些，结扎是"清一色"的男子汉。经过几天的动员、劝导，有十多个人的思想“通了”，愿意”带个头"。
那个时期，交通极为不便，既无公路又无车，被结扎过的人，下了手术台是不能行远路的。那么，只有在本大队设置临时手术场地了。条件要求：场地既要透光防寒，又要干净卫生。
其时，大队干部与上级领导为找不到适合的“临时手术房"而急得焦头烂额。于是召开全体党员、干部会议，让大家来当”诸葛亮"，都来出谋划策。经过主持人一番铿锵有力的发言鼓动，坐在会议室前排的36岁的共产党员、民办女教师唐恒英突然站了起来说：“领导们，同志们！如果我家那（座）'洋房子`（青砖瓦屋）可以做手术房的话，就放到我家去吧！"话不多说，此时，在座的所有人一齐将敬佩的目光向唐老师投去！因为那"私宅公用"是无偿免费的呀！
唐老师，就是我的母亲。她让出自家前年（1968年）才修建的、砖木结构的“小洋房"，用作临时结扎手术场地，当然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后来，母亲利用一个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将自己住房里的物件倒腾了一个上午。第二天早上，只见医务人员穿着大白褂，戴上白手套，对房间的各处用酒精喷雾进行简单的消毒处理；然后在房子里烧了一盆熊熊的木炭火加温。到了上午，那些结扎对象赶来我家，于是便按照先后顺序展开手术。
那些手术后出来的人，被即将“要进去”的人问这问那，大都是重复地问那么几句：“那'东西`割去了多少？手术台上痛不痛（其实是注射过麻醉药剂）？”回答者含糊其辞的有之，讲真话的也有之。更有甚者，相互之间还扯着卵谈在调侃着说：“就是那个东西爱‘惹祸’，现在变成了一只‘骟鸡公’！"唉！那首批结扎对象，现已全部作古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就到了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正当时”。而计划生育的方式方法与提倡的口号亦在不断升级。这一回的结扎对象居然是“轮”到我头上来了！
“一胎上环二胎扎，三胎四胎坚决刮！”这掷地有声的口号，已经家喻户晓了。虽然工作常抓不懈，但是在某种执行程度上有严有松。我与妻合作，于1987年心满意足地完成了生儿育女的任务，应该列入结扎对象了。因为吾妻爱夫胜命，体贴有加，主动上环避孕，计育工作人员见我老婆肚子"一直没有什么动静"，我就成了结扎对象的“漏网之鱼”。那段时间，我在心里窃喜，自以为风声过，逃过一劫了！
常言道：躲得过初一，却躲不过初五！此话应验了我也。1991年夏天，知了不知疲倦地在我家院子里的桂花树上叫个不停，我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了？果然不出所料，乡里的计划生育工作队有"压力"了，上级有硬性结扎任务下来了，并且还要限时落实到人去完成。时间紧、任务重，其行动无异于“救急如救火”！
这一次，我被计划生育专干紧紧地“盯”上了，很快收到了“结扎通知书”！我不得不响应号召，紧密配合。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去医院结扎的头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各种担心与顾虑涌上了心头，不过已是"三十而立"的男子汉了，还是硬着头皮去吧。第二天（7月19日）清晨，我早早地起了床，洗漱完毕，吃罢饭，计育专干便带着我们几个“同类项"驱车奔向那个我们内心并不愿意去的地方……
不像同去的那几个人，我的那个结扎手术既快又顺利。医生夸奖我说：”配合得体，容易找到'位置`！"。然后，我到医院办公室领取了一份不想领的《计划生育手术证明》书，回家后，把"术后注意事"牢牢地记住了。
如今，又时过境迁30年，那些结扎的事却依然历历在目。但是，不知记住的意义何在？！（2021年3月23日）
（配图系作者照片）
于淑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1979年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
作者简介：杨进文（笔名先进文化），男，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苗族，城步作家协会会员。常在《中国绿色时报》、《湖南林业》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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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