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的当代书写越来越受到创作者、批评家和读者的重视，而作为古典文学的重要一环，旧体诗词正逐渐重新焕发光彩。而当代旧体诗词的显著特点，即逐渐有意识地关注、吸收并描写当代社会，开拓新题材，建立新的诗歌审美范式，表现当代的、社会的、鲜活的写作视角，即对传统的诗学经验、术语、文献资源和学理构成，进行现代性的反思、阐释、转化和重构。

在这种现代性的重构中，如何将能够表现当下社会原貌的主题纳入文本，成了当代诗人急需着力攻克的难关。而时政内容作为社会先声，自然成为诗人所要面对并处理的重要题材。

《说文解字》释“时”谓：“四时也。”《释名》释“政”谓“政，正也。下所取正也。”“时政”合而称之，始见于《左传·文公六年》：“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根据《汉语大词典》归纳“时政”两条应有之义，一为“犹时令。按岁时节令制定的有关农事的政令”，援引《左传》《汉书》诸作为例；二为“当时的政治措施”（此条可简单视为除“时令”意义外的“政令”），见于《后汉书》等作。

近代以来，政治环境动荡，社会信息逐步透明，人们对时事政治的关注度逐步提高，并尝试通过文本记录时事，描写社会，反映现实情况。因而“时政”一词逐渐衍生出“时事政治”一义，而且此义具有一定的侵略性，不仅内化了原有的“政令”一义，并且部分占据甚至淡化了原有的“时令”一义。

早在《国语·周语》中即有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诗经》《左传》等早期典籍亦多记载士大夫献诗言政之例。同时，范文澜在解注《文心雕龙·明诗第六》中更以“承、志、持”释诗：“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注者即以此说明“诗是一种受法度控制的语言”，而这种“法度”即系“时政”。由此可见，诗而言时政，是我国诗歌积淀已久的传统，在当代旧体诗词中不仅应该，而且有必要对此种传统进行重新书写，以防止诗词成为空洞、晦涩、自我取悦的案头文字。

然而，追求“风人深致”的诗歌语言，注重温婉蕴藉的抒情言志，历来是诗词的主流审美取向。而时政题材多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在化而入诗的过程中，常常会表现出相对的粗疏、浅显，有失诗词的深婉之致，这也是当今时政诗词写作屡屡为人所诟病之处。

在上述二者看似矛盾的关系处理上，当代诗人段维堪称是这方面较为成功的典范，其时政诗词既能捕捉时事，细心裁度，翻而出新，又能含义隽永，得诗人风致，见出典雅深意。本文即从内容、技法、风格三方面，多维透视段维诗词（以下简称“段诗”）中的时政书写。同时，搜集诗人最新作品，关注其时政诗词表现出的新变化。最后，分析其时政诗词的意义及局限性，全面把握诗人在此方面探索的得与失。

一、段诗中的时政书写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曾这样评价诗人段维：

段维诗词的好处，正在于真率与深沉，直抒胸臆，全无矫揉；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所见者真，所知者深’，至少正在朝这个大方向努力，而且已经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在当代活跃的诗人中，段维是有着明确的创作倾向，有目的、系统地进行创作实践，并身体力行推动当代旧体诗词审美范式革新的一位，其诗不仅语言精炼，含蕴丰富，更能别开生面，独出机杼，表现着当今诗歌最具生命力的一面。

(一) 内容：状人生而蕴百态

1.乡土情结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

这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一段论述，是立足于乡土文化，对文化作一般性规律的探知，从段维的部分作品中，不难看出这种浓厚的乡土情结。诗人对故乡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尤其是在经历城市求学、工作后，对于故乡和农村，已不仅局限于对过往时光的怀念，更是以一种城市的“局外人”身份回望乡村，再现社会现象与个人心灵的真实，如魏耀武所言：

虽然离开故土在城市生活多年，但他始终是一个流寓在城市中的‘异乡客’，地处大别山心腹的英山，是他的精神原乡和创作源泉。

在段诗中，反映农村现状、记录农民生活的作品不在少数，大致分为故乡风景、故乡人事和故乡新旧之变三大类：

首先，段诗中保留了山水田园诗派的一贯风格，对乡村风光进行牧歌式描写，以绝句、小令为主，充分发挥锤炼字句之功，作“黑发忧霜白，清风拍掌红”（《回乡速写》）“绿苔如叶捧红字，精准扶贫示范园”（《老家见闻》）这等清新小句，营造轻盈灵动的氛围，体现段维此类诗一贯的精警、洗练、清新的特点。

其次，在对故乡（或城中乡）的回望与反刍中，诗人多选择聚焦身边的小人物小故事，对其日常生活进行诗意化加工，在细致的刻画中，寄寓作者情思。如作于2009年的组诗《故乡纪事》，对故乡的人（说书人、放鸭人、养蚕女、放牛娃）、事（夜捕记、打柴记）、物（榨油坊、铁匠铺）进行回忆性的描写，描摹人情世态，中间二联从不同角度加以铺排，结尾如“祖传绝艺今遭弃，斧钝刀残欲问谁”（《其六·铁匠铺》）“爱煞满缸油解渴，可怜凭票不商量”（《其四·榨油坊》）等，均透露出隐含的批判与反思。

斐迪南·滕尼斯认为乡村“是一个天然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下，人们遵循中国的礼治社会传统，维持着基本的生活、道德秩序，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人们“力图从这个‘镜像’里寻找自己本来的身影，并引发关于自身来自何方的遥远回忆”。但是，在城市与乡村两种异质文化的冲撞下，处于相对传统、保守的乡村文化多是被同化、被改造的一方，体现在具体生活中，即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乡土文明传统的冲击和解构。反映在段诗近年作品中，这种乡土文明失落往往伴随着对故乡旧貌的追忆慨叹，以及对新生文化的合理性质疑。

无论是表现政策所带来的现实影响，如《城中村拆迁感怀五首》《老屋拆建动工二章》；还是描写物是人非的故乡景观，如《见儿时嬉戏池塘几近废弃口占》《虞美人·搬家目睹老凉床感旧》，此类作品在田园牧歌的外壳下，时时溢出深沉低徊的感伤，颇有一种“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叹。部分作品将“联网”“曝光”“寒酸”等新生语汇置于荒芜、寂静的故乡旧景下，今昔之对比，人世之沧桑，自不待言。面对不可抗外力的“侵蚀”，故乡就如同诗中所写的旧池、老屋一般，陷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其中含蕴的故园之思，在新旧文明的冲突中，几近消磨。这也使得诗人所记所写，由一村一室，进而辐射到整个中国诸多正在面临异质文化碰撞的乡土社会，从而具备了广阔的社会深度。

当然，诗歌毕竟不同于政治文件，不是政策的传声筒，在反映城乡结合这样的大主题时，诗人的选材角度、写作切口，更大程度上是和个人的故乡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因此也无可避免地带有一定主观性，未能更客观、冷静地叙述，这也是一个写作者可以、也应该被理解的。

2.国家政策

涉及到诗词中对国家政策的描写，就绕不开长期雄踞诗坛的“老干体”创作倾向。施议对先生曾对“干部体”（即“老干体”）给出这样的溯源：

当代大陆词坛时行“干部体”，盖源自“五四”时期胡适所提倡的白话词。它注重选材，表现时代精神，且颇具生活气息；同时又力求达到声情称调的效果，故为人所瞩目。

可见，所谓“老干体”最初只是对偏向于表现时代精神的诗词作品的统称，其命名虽体现着创作群体（即“干部”）的倾向性，但无涉作品质量的优劣。

反观当代，提到“老干体”，其情感空洞，形式应制化，写作程式化，以及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的特点，长期以来颇受诟病，成为不少人学诗的反面教材，以至于该创作群体中的不少优秀作品长期被忽视，甚至被一棍打死。

“暴露黑暗易好，歌颂光明难工。”如何拿捏国家政策，使之能合理而巧妙地融于诗词，是个相当考验写作者功力的“技术活”。虽然段诗中此类作品数量虽不算很多，可喜的是，诗人跳出了“老干体”的束缚，剔除模式化的抒情，不追求“假大空”，每每能不落窠臼，独出机杼。如：

《有感于南海主权争端事》

和平共处岂天真，世界三分睦四邻。

济困吾曹宁冻馁，救亡铁血敢缤纷。

奉先逐利兼贪色，孟德雄才实小人。

但得南阳龙睡足，海疆帷幄待纶巾。

此篇写作于2011年，虽然内容也基本遵循“就时局起笔—从不同角度铺排渲染南海主权事件—最后坚定明确‘南海主权不可分割’”的情感模式，但字里行间，颇见匠心。后四句连用“奉先”“孟德”“南阳龙”三个典故，且出处相同，严整有序，前后连缀成文，厚重有力，内成格局。

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痛感美国近日对台军售》，包括近年写作的《纪念Z/G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等，都取材指向性极为明确的国家大事、政策，但能对国家政策保持相对的个人清醒，明确创作立场，在不改变事件原貌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语言润色，熔铸独特思考，具有 “增值”效应，使其诗作艺术化而不繁复，抒情化而不空洞。

3.社会现象

纵观段诗此类作品，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自身经历贴合当下社会现象，诗人既是事件的参与者，更是评论者，双重身份集于一身，使得作品突破了普通感事抒怀的壁垒，具有了普遍性与深广性。

由于诗人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因此这首写于2013年的《连续加班编审某书稿》尤能以小见大，展现诸多编辑的职业辛酸：

《连续加班编审某书稿》

审读时文旦夕忙，平庸心态转苍凉。

种瓜无计提防豆，绣虎奇门出落獐。

五斗折腰陶令弃，九霄作法石猴降。

余年只恐嶙峋骨，顶破书生小肚肠。

首联关合题目，“苍凉”一词为全诗关捩，拈出余下奇文。颔联尤为新警，写编辑连续审稿编排，劳心劳力，对文字高度负责，但最终仍不免“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此尴尬境地，不光指向作者本人，更是诸多文字工作者的真实写照。尾联则以大语作细节描写，骨而称“嶙峋”，更能“顶破”肚肠，足见此编辑自有一种风骨迥然处。

不过，此类作品对作者本人所经历事件的代表性具有较独特要求，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细小事，虽被作者提纯影射社会现实，但有时仍不免失之粗疏，稍显牵强附会。因此，以个人而贴合时事的成功案例并不甚多，只能算作段诗中的“惊鸿一瞥”。

另一类作品在段诗中占有极大的比例，多以客观评论者角度反映社会现象、表达主体思考，从质与量双重标准来看，均有不少佳作，堪称作者时政诗的“主力军”。这些作品多以《……有感》《感……》《……有作》为题，点明作者的评论者立场，有些题目甚至直接将主要人物、事件要点尽数交代出来，颇类似于新闻报道的标题，给读者一种“新闻纪事”般的写实感，这想必与诗人现任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掌握相关新闻知识不无关系。

当然，时政诗词毕竟不等同于新闻报道，事件只是一个触发媒介，实则是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慨，但又不完全脱离事件所可能给予的“最大延伸场域”。段诗的可贵之处即在于，能以冷静的“旁观者”身份，切入各色社会现象，以精准巧妙的语句、涵容雅正的语言建构一套“学古却不泥古”的独特语言范式，传递出作者或忧或悲、亦庄亦谐的独特人文情怀，能够以一个普通民众的视角，通过一系列典型时事，揭示隐藏在表象下的精神潜流，探求一个普通民众身在其中的内在情绪。

可以说，自早年间《为某官员题照》（2006年）《邓玉娇刺死官员案》（2009年）《地沟油现象》（2010年），到中期《闻张铁生身家过亿感赋》（2014年）《闻青岛天价大虾事件曝光后相关人员被查处有感》（2015年），一直到近几年《闻北航性骚扰教授被撤“长江学者”称号感赋》（2017年）《闻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有感》（2018年）《有感于孙小果离奇命案》（2019年），段维不断将诗词触角伸向所谓的题材敏感区，聚焦热点事件，透视百态人生，以细腻敏感的笔触逐步深入到社会内核，却又守住底线，做到“不逾矩”。他的时政诗词多半就是在这种艰难的“平衡”中凝聚并传达着个人对社会现象的反思。

在以上诸多作品中，笔者对《有感于“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命题》记忆尤深：

《有感于“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命题》

笑林广记莫浮夸，笑有遗珠广有涯。

古论马应非白马，今疑妈可是亲妈？

庙堂指斥砢碜事，庶务魂销喷嚏花。

祸水溯源权作俑，奈将祸水浣乌纱。

全诗以戏谑口吻写成，选材独特、老辣，用典之绵密、对仗之精准，足见笔法精湛，却又独具只眼，别有面目。颔联以古代“白马非马”的著名辩题与如今的荒唐命题两相对比，看似诙谐幽默的笔调下，实则直指当代社会舆论的尴尬处境，笔力老辣，直刺时弊。当然，作者此等深思巧笔见于多篇，在此不作一一赘述。

 (二) 技法：熔诸家而成格局

1.取法前人名作

当代旧体诗词是建立在深厚的古典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前人丰富的创作实绩为今人提供了大量的写作范本，清代诗论家叶燮即极重视前人所作，认为要从古人处取材取法，以达到“会其指归，得其神理”，即：

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于三百篇、楚骚，浸淫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大家，皆能会其指归，得其神理。

学而能尽其风骨，作而能得其体要，一个成熟的写作者，既需要有独抒性灵、自铸伟辞的能力，也要有多元取法前人的气魄，更重要的，要看写作者选择的范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段维对诗词的主张基本是以雅正为本，各诗体熔钧诸家，自成一体。总体来说，段诗绝句多取法少伯、太白、牧之、诚斋诸家；五律从摩诘、老杜，七律从老杜、义山；词则小令学小晏之清新，长调学柳永“屯田家法”，苏辛化诗入词，梦窗之空际转身等等。从他所学诸家来看，无一不是该体的集大成者，不仅在诗歌史上佳作频传，更为后人所热衷效仿。由此可见，段诗厚重的诗词底蕴，与诗人自身独到的习诗眼光亦是密不可分的。

段维的时政词作，特别是长调的铺排，尤能见出习法诸家之所得，语言醇厚，用词典雅，整体铺排有致。具体用法笔者以一首《金缕曲·闻章开沅先生坚辞终身教授》为例：

《金缕曲·闻章开沅先生坚辞终身教授》

闻讯肠千结。望山川、媚红浪翠，独擎高节。利锁名缰人若鹜，扑火飞蛾未歇。今至古、伤心一辙。君向子陵滩上觅，被羊裘、谁钓寒江雪？临渊处，口飞屑。

史家慧眼通天阙。莫奢谈、未酬夙抱，可怜余热。自古功成知何往？不独子房辞折。吟不断、沧浪千叠。为问先生辞再四，况尚能、饱饭犹能猎？应窃笑，唾壶缺。

全词读罢，颇有稼轩词风，能感受到“郁结于其中的深沉的悲愤”的影子，当然，根据此篇主题，或许“悲愤”谈不上，但飒然而有慷慨之气，想是不谬。篇中对“趋之若鹜”“飞蛾扑火”“夙愿未酬”等成语的引用，多转变角度，老词出新意，避免读者的审美疲劳。而词中同时镕湅严光羊裘垂钓、临渊羡鱼、张良辞官归隐等典故，以契合章开沅先生辞终身教授这一主题。

《金缕曲》词调语言节奏腾挪变化，相邻句曲折而行，构造出一种独特的情感表述模式。如上三下四的句式：“望山川、媚红浪翠”“莫奢谈、未酬夙抱”等；三、七言并用的句式：“君向子陵滩上觅，被羊裘、谁钓寒江雪”“为问先生辞再四，况尚能、饱饭犹能猎”；以及全词中高达十处的三字短句的运用。凡此种种，龙榆生先生在《词学十讲》中将其概括为“‘欲吞还吐’的吞咽式句法”，这是《金缕曲》一篇关捩处，须得细细品味，方能尽词体之妙。作者虽未必刻意选择此调，但能曲尽词体，涵咏词味至如此境地，非对古人名作技法了然于胸，不能为之。

此外，段诗时政长调如《满江红·某国家级贫困县天河边铸有亚洲第一铜牛》是借咏铜牛讽刺当地注重形式，不顾民生，好大喜功；《玉蝴蝶·访黄陂鞔鼓岗村濒废的石砌古农居》是寻访濒危古地，空见一派荒凉。诸如此类，都是取法诸家，自成格调的典例。

2.各类技巧运用纯熟

诗人段维十分重视提升自身的诗词学养，对自身的技艺要求亦十分严格，本部分特选择对段诗中口语化、用典、对仗这三种技法集中品评。

当代语言环境已然由白话主导，写作者应充分汲取白话的养分，而非盲目排斥，故步自封。段诗中早期常常出现诸如“文化搭台”“地沟油”“补妆”“酒精肝”“三农”“黑锅”等一系列往往带有较强隐喻色彩的语汇，部分词语更是近乎脱胎自政治标语，置诸诗词，颇有些“大词小用”的荒诞化效果。而近年来，“小伙伴”“小黄帽”“华为”“萌犬”“哼唧”等生活气息较浓的语汇在段诗中出现的比例大幅度提升，从中也能见出，诗人正在以更加日常化的语言，对宏大的时政题材进行熔炼和改造。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诗人常常将这些口语程度较高的词置于律诗（特别是七律）的中间二联，比如“变态自成文艺态，打油代售地沟油”（《文联主席怒砸社区网站电脑有感》）“顶风播露宜申报，顺手分肥应奉还”（《对有关部门发出“花钱难”感叹之感叹》），还有前文所举“庙堂指斥砢碜事，庶务魂销喷嚏花”等。诗人倾向于在最雅正的对仗部分，着以最新颖的现代语言试验，其目的是让两种异质语言在古今交融中，彼此的语言独特性相互抵消，又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古而出新意，新而得古味，通过“系统地偏离日常用语”，从而增添中二联的新奇生动，造成一定的“陌生化”效果，构造独特的警句。

段诗的另一重要技法为用典，特别是化今典于诗，将人人熟知之事，取镕为诗中横生之理趣，达到张弛有度的艺术效果。如“红黄蓝本匀浆黑，名利权相垂眼青”（《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发酵感赋》）表面上是指三色之间的浸染，实则暗刺相关负责人员的行为给儿童带来的伤害；“冷听赵大轻狂语，若个工薪不缺钱”（《卖菜人》）是借用2009年春晚赵本山、小沈阳的小品《不差钱》，由于其传播效果很广，所以即使不加解释，也不妨碍读者的理解；还有上文刚刚提到的“庶务魂销喷嚏花”中的“喷嚏花”一词，既是口语，也是出自俄国作家契诃夫小说《一个公务员之死》。

日本学者古田敬一认为：“诗文中的对句，既是修辞表现，又是审美要求。”如何使诗中的对仗发挥其最大价值，不仅是语言的问题，更关乎一首诗的艺术水平。因此，在笔者看来，段诗艺术的最独到处，即最大限度地发挥“字对”的效果，即提升每个字“单兵作战”的能力，以达到“离而不散，整而能一”的奇警效果。这一点，在民国诗人聂绀弩的一联“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中，尤为明显。单独来看，此一联似驴唇不对马嘴，意思更是毫不相关，但如将上下句拆解到单字，“白”对“苍”为颜色对，“生”对“死”属人事对，“花岗岩”对“风马牛”更是形成了三组精准的自然名词对。这种严整精准的字对形式，极大地释放了单字在语句中的作用，使两句间彼此构成了严密有序的对仗网络。同时，这种背离日常用语习惯的语言形式，是对语言本身言说方式的挑战与解构，语言的幽默与意义的反讽，正与聂绀弩此诗的写作主旨不谋而合。

通观段维创作全貌，其字对技巧的使用，从早期的“梅多老骨花无媚，竹太空心叶自愁”（《浮世感怀·其五》）“砍价嘴尖刀剔骨，诓人语软酒穿肠”（《逛菜市场感赋》），到如今的“小子燃鞭于狗尾，老翁沽酒就猪头”（《故园戊戌新春即景》）“应诺无心悬赤字，疑人有意摆乌龙”（《六安教师集体讨薪事件持续发酵有寄》）“酒店妄称维也纳，社区古复曼哈屯”（《闻多地强力整改洋地名引发热议有作》），字对渐趋严密，含义逐渐丰富，可谓字字珠玑。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始终保持字义、词义、句义的多元整一，并不因保证字对的准确度，而影响词义、句义的完整性。

以上，我们分析了段诗中口语化、用典、对仗字对等三种独特手法的具体实践。当然，对于一个成熟的写作者而言，各种技巧的使用只是他进行创作的方式，作者不应该只停留在对艺术技巧的打磨，而更应看重作品背后深广的人文内涵。

（三）风格：语诙谐而意雅正

1.诙谐巧妙

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指出，诗与“谐”之间关系密切，“谐”的需要是很原始而普遍的，并对“谐”作出如下定义：

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做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虽然这里的“谐”主要是针对“民间诗”，但在文人诗中，“谐”的运用也是十分充分而广泛的，是一种带有社会性艺术情趣的独特审美。

近代以来，真正将文人创作与当代生活谐趣合二为一的，当属诗人聂绀弩。有学者表示：

聂绀弩所要表达的‘某种感情’乃是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是文人在面临政治高压下实实在在存在却又无法言说的一种特殊情感。

诗人身处特殊政治时期，迫于无形的政治高压，又缘于自身的特殊经历，形成了这种“寓庄于谐”的特殊情感表达方式，这也正是“绀弩体”的显著特征。而本文所论及段诗中的时政诗词，与聂诗有很大的相似性。

概而论之，段诗从句法、语言上，显然有取法“绀弩体”。如聂诗以“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挑水》）自况，段诗则以“独把月宫肩左右，常将画戟赶东西”（《赶鸭人》）写人；聂诗以“山径羊肠平似砥，掌心鸡眼软如绵”（《球鞋》）写日常事物，段诗则以“一带雄关平似砥，半途薄宦困于银”（《近日“问题疫苗”引爆网络有感依前韵》）写社会事件；聂诗以“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削土豆伤手》）写日常琐事，段诗则以“二三黑客抓狂也，四五红颜感旧乎”（《四十八岁生日感怀》）感怀生日……由此可见，段维对聂诗的习得，既体现在词语、句式及构思上，更能得其诙谐之旨，保持文人诗特色，独树一帜，寄寓深远。

不过段诗与聂诗仍有着许多不同之处，相较于聂诗“严肃的打油，打油的严肃”，段诗更多地体现出一种非经历性的旁观者的冷静。诗人多数关于社会时事新闻的作品，是通过网络媒体获取信息，因而剔除了一定的在场性，避免过分的情感干预，使作品呈现出一种理性的、辩证的、客观的写作体验。

细读其诗中诸句为例，“王冠拱手谁相逼？自度人间伪命题”（《桂平龙潭山区补食场遇老猴王》），以将王冠拱手相让这富有戏剧化的一幕，点出老猴王风光不再的悲凉之意，转折处惊心一问更是显得无理而妙，竟分不清何者为人，何者为猴；“前贤参得金如粪，粪土如金亦是禅”（《对有关部门发出“花钱难”感叹之感叹》）“俗世盲从香火气，佛根轻植臭皮囊”（《闻李阳皈依少林寺》）二联，前者以回环之语，化用“视金钱如粪土”，后者将俗世与佛家并置，字面与内涵之间构成内部张力，二者虽都以佛理入诗，但更倾向于在佛理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中，强调现世的意义。

此类意味深长之例不胜枚举，大体而言，诗人多倾向以以评论者的立场，借助对比、用典、隐喻、反讽等方式，从而在纵深方向强化语言的委婉多义，表现对诸多社会现象的批判，虽然现场感要稍弱于聂诗，但其客观的立场和思辨的语言风格，较之聂诗，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2.深婉雅正

旧体诗词发展到当代，已然具备进入“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但显然，

一昧地因循守旧是没有前途的，而完全断裂式的开新也终将因为水无源、木无本，难以为继而返回原点寻根。

接下来如何发展，如何接续古典诗学辉煌，又如何更好地表现当代人的生活状态，是其创作者和批评家所要共同面临的新问题。

笔者以为，在语言和技术上，当代旧诗完全可以吸收现代口语，促进白话入诗；也可以借鉴西方写作技法，运用蒙太奇、象征等手法，促进诗词素材、视角的多元化，增强诗词的现代性。在内容上，旧诗要与现实接轨，注重纳入现实题材，通过符合古典范式的语言，表现现实生活，传递时代精神。

当然，旧诗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今人作诗不能打破甚至完全无视前人业已形成的诗词的审美典范与诗学传统。诗尚雅正，重寄托，即使在当今语言环境复杂、文学创作倾向多元的大前提下，仍是大多数诗人写作所应恪守的准则，即如当代诗人蔡世平所言：

“雅正”，是儒家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诗学数千年一以贯之的追求。

当下诗坛创作，有言诗必有寄托，必深婉雅正者；有言诗须有当代面目，须书写当下者。二者时而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相左时不可谓不多。但重于赓续诗词古典传统，如果动辄堆砌意象，甚至丝毫不顾及这些语言、意象在当下是否有价值，那无异于蹈袭前人；重于发时代新声者，如果毫不注重语言锤炼，通篇口号、白话，甚至俗言媚骨，其低劣或更甚于前者。须知作品本身的优劣，并不在于内容，亦不在于形式，即如静安言：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诗人段维一直身体力行地践行着雅正的诗路，纵观其诗，无论其语言多么奇特，却始终保持并传承雅正的诗歌精神。前文也曾经提到，段维习诗多取法古人，在其钟爱的诗人中，仅以李商隐一人为例，朱东润先生便目为“构思缜密，想象丰富，语言优美，韵调和谐”，而义山历来又被认为“得于少陵者深，故秾丽之中，时带沉郁”，因此可以想见，段维所偏好诸家，互相之间，本就彼此相互勾连，代表并延续着古诗中深婉典雅的重要一脉。

段诗中的组诗如《民生即景十首》《故乡纪事八首》等，多从自身生活感悟入手，书写人生普遍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在其早期作品《浮世感怀八首》中，每一首都选取一个切口，抨击当下的某种社会现象，用语深沉，典雅而蕴有深意，如“欢颜强作与谁看，如坐春风顾影寒”“不贪绿酒疏朋友，常惑夫妻护白旗”“白发红颜作连理，金钱美色换王侯”等句，虽也融入许多现代化语言，但经作者点化，显得相对含蓄凝练，罗织成文，深婉委曲，形成了明畅而不至浅近、雅正而不至晦涩的抒情格局。

二、段诗中时政书写的新变

段诗在近年来呈现两个新的变化趋向，一是前期多运用于律诗的时政主题，近年来开始在绝句、词中“生根发芽”；二是诗作借助组诗的新形式，内容涵盖面逐渐扩大，展现出诗人深广的写作格局。

(一) 由律诗到绝句、词

1.由律诗扩展到绝句

清代刘熙载曾在《艺概·诗概》中对律诗、绝句、古体、乐府等诸体进行了比较说明，如其论律诗“声谐语俪，故往往易工而难化”，论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不同诗体体要不尽相同，其语言特质亦有差别，选择合适的诗体进行写作，可谓相当重要的一步。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言之精者为文，文之精者为诗，绝句又诗之精者也。”如此“精妙之精妙”的绝句，虽只短短四句，但易写而难工，一步一转，一句一层，可谓字字珠玑，半点冗言杂语不能有，当属极难为，却也极可为的诗体。

段维近年时政绝句情况，我们以一首《献给中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为例：

《献给中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南湖摇荡小红船，解锁烟波扶舵参。

今日列装航母后，如何梦越海深蓝？

段维显然对此类近“老干体”的题材有相当的警惕心，避免空洞抒情，赋予作品极浓厚的隐喻色彩。从“小红船”这一政治隐喻性极强的意象入手，给此绝打下了鲜明的主题基调，借小船前行之态，道出建党以来一路的风雨征程。“红船”之“红”，既是实写，亦充满政治上的正向隐喻色彩，用此意象，颇符合这样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事。后两句笔锋一转，由“小船”而成“航母”，意象脱胎换骨的背后，是国运兴隆、军力强盛的深刻书写。同时，化用“中国梦”，以问句作结，没有流于表面化的歌功颂德，而是对未来道路如何前进，提出了诗人自己的思考。

除上述致献宏大主题的作品外，段诗近年时政绝句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以作者2017年赴井冈山参与培训所见所闻为主，集中密集地创作大量绝句，显露出由切身所闻转向亲身所见的倾向，如《参观大井村毛泽东故居》《参观茅坪八角楼》《走进井冈山参加党性教育培训班感赋》，多从一点着力，并不求全贪多，力求能一击中的，以纵深化的语言和思考，构建独特的诗感。

另外一类，则在2019年的多首怀乡绝句中，围绕着老父这一形象，从人物透视故乡，从亲情血脉中见乡土深思。作者对于老父的描写，既有“青紫红黄葆一二，平安衔接起春天”（《家乡夏秋久旱而老父优先浇园花有寄》）的农人特征，亦不乏“老父过继萌萌犬，吠暖孤村八九声”（《远程视频见老家起雾》）的温馨一幕，更有其迁居时“欲搬儿女阻，舍命护如旗”（《拟老父口占迁居》）的酸楚之举。清新与深沉并包，广角与特写具备，操持农务之酸辛、享受生活之惬意、思念儿女之深切、饱经岁月之沧桑，镜头下的老父呈现出多种性情的融合。任何个体在生活中，都是复杂而多面的，在作者真实而饱含深情的笔触下，老父也是如此复杂而多面的，继而言之，父子二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亦是如此复杂而多面的。

2.由律诗、绝句延展到词

段诗近年来的作品中有这样一首词：

《金人捧露盘·雨中向日葵》

绿裁襦，黄染额，漆如瞳。望曙色、海市兴隆。芳心耿耿，向东方端肃唱春风。雨帘云帐，恨无端、偷换晴空。

金乌举，倾肝胆；青霭重，失西东。对浩渺，何去何从？金盘贮泪，叹白头宫女说玄宗。正销魂处，有杜鹃、苦苦啼红。

从题目和语言来看，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词，尤其是上片读来，明显是抓住向日葵的特点敷演成章。词中除炼化诸多典故外，更状写“黄”“绿”“金”等丰富色彩，明丽缤纷，不仅与向日葵暗合，更寄寓情感，托意深婉，将状物与抒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当然，举出这首词，绝非单纯地鉴赏其中的写作技巧，而是关注诗人寄寓的深思，挖掘这首词“背后的故事”。通过笔者与作者的访谈了解到，该作品写作期间，社会上正涌动着一股对毛泽东妖魔化的暗流，诗人试图在这种令人不知“何去何从”的环境中，以清醒的笔调对这种社会乱象予以抨击。诚然，此作如果不加以提示，一般很难解读出“本意”，过分注重深层寄托，确实造成了本作含义深曲，寄托过深的问题。不过作为时政题材在词中的应用，仍可视为诗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此外，段诗近年来的《八声甘州·中美贸易战》诸作，语言深婉稳健，句式错落，结构整饬，稀释了语言的紧张感，使得时政在词中呈现出一种和缓而深刻的美感。虽然此类“时政词”，从数量上来说仍占少数，但我们仍能从其近年的尝试中，感受到诗人不断突破自我的创作倾向。

(二) 内容涵盖更加深广

段诗之前的时政诗词，多聚焦于国家政策及社会民生方面。但考察诗人近两年的作品，其取材内容范围逐渐扩大，基本分为以下四类：

其一，记录诗人本身任职领域（政治国际关系）及相关培训会议、旅游纪胜，如《丁酉年荷月井冈山培训记怀》《登黄洋界随想》《参观大井村毛泽东故居》诸作，这类主题因本身与时政关系密切，所以达到了主题与经历重合的效果。

其二，由于作者多年来从事教学、编辑事业，进而将对社会现象的针砭嫁接到所关注的教育文化领域，近两年来所作《闻了体诗被热捧有作》《闻北航性骚扰教授被撤“长江学者”称号感赋》《六安教师集体讨薪事件持续发酵有寄》均是针对文化、教育行业饱受争议的现象。

其三，一般来说，诗人与社会，尤其是娱乐圈都会持疏远甚至排斥的态度，但段维敢于走出舒适区，突破诗词对于这类题材“故步自封”的状态，将视野延伸到娱乐圈，针对近年来的王宝强离婚风波、PG ONE偶像失格、饭圈女孩网上“开撕”乱港者等事件，以旁观者立场，冷静地表达观点，这是超越同时期诗人之处。虽然对于信息的接受不见得全面、真实，但能够表达对娱乐事件的关注与认识，应该说，是写作者向社会舆论一次难能可贵的尝试与迈进。

其四，大量而集中地对写作故乡题材，并且多以清新隽雅的语言，甚至有时拈用生活中的口语，从老父、石磙、稻田等特殊的人、物入手，对乡村展开回望。

立足于当代旧诗的研究，段诗无疑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推动了当代旧诗审美范式的转型与创新，但也不免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一）意义：转型与创新

1.推动主题转型

时政，特别是其中关系到国家政策、社会现象的部分，是当代诗词中逐渐涌现的新主题，诗人对这些内容的高度关注，其达到的成效是古代士人阶层分明的时代无法企及的。段诗中的时政书写，为旧体诗词在当代生根发芽建立了可行的渠道，也为“旧瓶装新酒”提供了新的模式。

段维以自身所知所感为载体，在自己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广泛的联系渠道。虽然这种渠道以借助信息化手段居多，但并不冰冷、干瘪，而是饱含温度，传达了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

2.促进审美创新

推动主题转型是相对外在可感的，真正困难的，也是当代诗人一直在试图通过写作而达到的，是促进旧诗的审美创新，即以高度的精神自由进入形式内部，这样不但摆脱了形式的束缚，反而更适合对人性的精微透视，直至抵达民族精神独特而有意味的底部。

诗词审美范式的创新，并不是以打破过去的既有经典或对经典进行过分的解构为目的，反而有时要部分地依赖于古典语言。诸如段诗中“焚书焉用秦皇火，刮骨还需元化功”（《闻张铁生身家过亿感赋》）“几家玉笛飞声暗，万颗金星冒眼明”（《有感于雷洋案之扑朔迷离》）“英语山呼举国狂，齐眉案欲宰羔羊”（《闻李阳皈依少林寺》）等句，显见“焚书坑儒”“刮骨疗伤”“谁家玉笛暗飞声”“举案齐眉”这类取材于古诗、古文的典故，但也能看出“眼冒金星”这类现代词语的化用，以及“李阳疯狂英语”这类社会现象的融入。所以，这种审美创新是一种熔古今于一炉的重塑，是多元语言的融合与重构，通过丰富的语言、纯熟的技巧，在社会性与审美性经验的碰撞中，将时政予以艺术化重构，即“感情找到了思想，思想又找到了文字”，形成文字传递思想，由思想统御感情的线性结构，传递人文反思与关怀。借时政传递当代生活中人们的微观感受。

(二) 局限：有效性与接受度

1.对信息获取的有效性

当代社会处于高度的信息化之中，诗人通过有效运用媒体技术，就能够获得大量的信息支撑，为诗词写作提供大量的素材补充，这是时政书写极为重要的前提。但对于大部分国家政策、社会现象的信息，作者无法亲身参与其中，只能通过网络媒体获取素材，故易出现如下两种弊病：

其一，当下新闻舆论为追求时效性，往往隐藏或破坏事件的真实性，肆意地对事件进行“二度创作”，因而读者只能接受到经过“创作”后的信息。此时的信息已经不可避免地和事件本身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而诗人对信息再进行艺术化加工而产生的作品，多少会因介入作者个人的主观性，而偏离事件本真，与实际情况产生一定出入。段诗中诸如《有感于济宁城管为除安全隐患正月初四上街撕春联》《重新审视于欢因母受辱愤而伤人致死案有感》《有感于雷洋案之扑朔迷离》等作，多涉及到法律与人文、生活与理念的直接冲突，各种报道更是层出不穷。作为社会的参与者、事件的旁观者，诗人有权提出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但在这一过程中，因疏于对信息的甄别，很难保证绝对的客观，很难保证不被舆论报道的价值倾向所影响。

其二，段诗中有一部分作品直指国家政策、政府行为，如《过天河“时光隧道”闻曾主任郧西胡姓官员落马有作》《闻部分地方政府争相承认统计数字造假感赋》《闻渤海银行变相行贿引起高层震怒有感》等。因此类题材过于敏感，涉及相关层面也较为复杂，距离日常生活相对较远，故而信息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遮蔽性。换句话说，无论诗人辗转几度，所获得的信息离事情的全貌一定存在差距，仅通过媒体信息难以还原事情本来面目，仅凭简单的文艺作品也无法洞察事件背后的是非曲直，或者说，这种题材本身就无法用简单的是非来判断。

总的来说，针对于段诗中这类信息获得的问题，笔者以为，应在保持其文人本色的前提下，深化对新闻事件的了解，最好能够加强作者在事件中的参与度，变客观评论立场为参与、评论双重立场的合二为一，使诗歌获得现场感，从而更具有说服力。

2.对读者的接受能力提出挑战

在接受美学中，任何文本都并非作者的“私有财产”，其意义生成也并非孤立的。

它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召唤结构’，具有很多‘空白点’，读者将自己的体验以及独特的生命意义置入文本，通过活生生的体验对文本进行具体化，将作品中的空白处填充起来。

因此，一切文学作品都需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将文本投入作者与读者的互动空间中去，唤起读者的审美感受。段维的时政诗词带有一定的“实验体”倾向，所以会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语言加工不细或过度加工，存在一定的粗疏。如“不甘萍静风生浪，故作天真奶是娘”（《闻李阳皈依少林寺》）“敬佛香缘鸡的屁，等闲民以食为天”（《对某市水利局长于问政现场喝下村民带来的污染水之漫想》）“莫道三无为戏语，应将四有作航灯”（《闻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寄》）等句，或化用俗语“有奶就是娘”“民以食为天”，或借用“鸡的屁”音译“GDP”，或引用“三无”“四有”等学术、政治术语。总体来说，虽见巧思，但不免有损深婉雅正的诗风。所幸，此等语言随着段维在诗歌上的不断精进以及对语言要求的日趋严谨，在近年作品中已然所见无几。

其二，语言含义过分深婉，不易于读者接受，降低了诗歌的流畅性。这点多见于段诗中的咏物词，因铺排辗转，作者所寄寓的深思反而难以为读者所见，如前文所举《金人捧露盘·雨中向日葵》即存在这种问题。此点虽不甚严重，但仍暴露出文本互文性与传播度之间的矛盾，如何在二者之中探索、把握合适的尺度，是诗人此后写作突破的关键。

其三，对读者的审美接受习惯提出挑战。当代诗歌读者多以阅读诗词经典为主，对诗歌的理解仍停留在较传统的认知阶段上，对于段诗以及当代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持一种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所以笔者以为，这一点与其说是段诗的局限，倒不如说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尚未建立一个有效的互动系统。我们不能要求诗人为了迎合读者，放低个人审美格局，一昧地贴近大众。这种诗歌的互动，更赖于广泛的读者尽快地提升审美眼光，了解当下诗歌创作生态，而非以经典为武器，盲目地否定当代所有创作的意义。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彼此尊重，互相感召，才是诗词继续焕发生命力的关键。从这点来看，当代诗词发展仍是前路漫漫。

朱光潜在《谈美书简》中说：

一个作家总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他毕生生活经验、文化教养和时代风尚所形成的。它总是思想和情感交融的统一体，形成他的人格的核心。

经过本文对段诗中的时政诗词及其新变的梳理，以及对其作的意义与局限的分析。我们既能感到诗人丰富细腻的内心体悟，也能发现其诗风格已经相当成熟，虽仍有一定问题，但瑕不掩瑜。作为当代极具特色的诗人，段维对自己作品的认识和实践显然是有示范性的。

就如诗人自己所说：

形成自己的风格，是每个创作者的愿景，但一旦风格过于固定又会故步自封，消解自己的探索动力。

每个诗人的探索都是对当代诗坛的贡献，段诗中时政诗词的出现及发展，为当代诗坛注入了新鲜活力。虽然时至今日，对这种“时政体”的成功书写并不多，但随着诗词与社会的高度融合，诗词终会体现出审美性与社会性的结合，而段诗中的时政书写，可视为这篇蓝图的先行者与开路人。

（原载《新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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