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文化浅谈
仓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部分，是东方大国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全国各地不同情况的通过各类艺术（书法、美术、文学、歌舞、影视等），各类遗址管理，各种城市乡村设施建设，各行业领域命名等形式对仓颉文化进行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在仓颉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 那么，到底什么是仓颉文化？它的内涵和外延、它的范畴和对象怎样确认，至今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或者共识，故而对仓颉文化的研究带来了困惑，迟滞和影响了对它更深入的传承和发展。 纵观人类社会，为了给仓颉文化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和深远的发展前景，我们必须把仓颉文化放在古人类历史和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大背景上，去考察、去学习、去研究、去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笔者对仓颉文化初步提出“2根2智”的构想，以供同仁们参考。“2根2智”：“2根”即人根和字根；“2智”即仓颉造字智慧和仓颉思想智慧。 人根就是以寻找仓颉人物为中心，展开寻找仓颉那个时代各部落联盟首领为主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传说、神话和故事，以及遗址、遗迹、实物和史料等，根据有关记载、逻辑推理，适宜定位他们当时的历史关系、社会关系、部落关系和造字关系等，为开辟历史空间，延伸社会领域，拓展和研究仓颉文化铺垫好基础，创造好条件。 毫无疑问，仓颉那个时代包括仓颉在内的所有历史人物都是我们华夏民族的祖先。 在华夏民族没有形成以前，人类社会分为若干氏族、部落，部落之间通过血缘、地缘和利益一致而结成部落联盟，活跃于黄河、长江流域等地。传说当时比较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就有：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尧、舜、禹、少昊、颛顼[zhuān xū]、高辛氏（帝喾）、祝融等。原始社会晚期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炎黄、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的分布格局，最后形成了大约五千年前，占据着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的华山与夏水之间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即炎、黄两部落组成的华夏民族。 这些部落、部落联盟及集团首领和华夏民族的开创者，自然在当时都应该和仓颉都有着某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称黄帝为华夏族的始祖。黄帝之后，最著名的有帝喾，唐尧、夏禹等人。 人根即是寻找先祖，领略和体验包括仓颉在内的各位先祖生存的同时，通过直接的、间接的各种途径、方式、方法，使之仓颉和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复活起来，表现出来。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烘托、铺垫，为研究仓颉及其仓颉文化搭建更广阔的舞台和丰富的空间，为搜集仓颉资料，传承仓颉文化指明路径和方向，进一步认识先祖，挖掘他们的历史功绩，发现他们的智慧，开拓、延伸和发展仓颉文化。 
二、字根
据《万姓统谱·卷五十二》记载：“上古仓颉，南乐吴村人，生而齐圣，有四目，观鸟迹虫文始制文字以代结绳之政，乃轩辕黄帝之史官也。”又据《策海六书》、《述异记》等书记载：仓颉随黄帝南巡，登阳虚之山，遇到灵龟负书，遂仰观宇宙之变化，俯察鱼虫鸟兽之踪迹，于指掌间创二十八字，镌刻在玄扈山阴，引导人类，终止结绳记事。 出自东汉《周礼·地官·保氏》最早总结造字方法的《六书》，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六种类型，是关于汉字结构和使用方法的系统理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法；转注、假借是后来衍生发展的文字使用方式。它对于汉字，特别是对古文字，都能够予以充分说明，并对汉字的演化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见。 但是，“六书”大约反映的只是周朝战国末到汉代，以及后世人们对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情况的认识，也就是说，战国以前的周朝时期、商朝时期，甚或夏朝或者更早作为反映自然的符号的探讨未在期内。 在甲骨文、金文中，象形字占大多数。这是因为画出自然之事物是一种最直接的造字方法。 “象形造字法”和“象形字”是汉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象形字是直接的和基本的造字方法，它为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方法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其它的造字方法都是在象形造字方法前提下发展而来的。象形字属于“独体造字法”。象形字字形摹写实物的形状，或用比较简单的线条来摹写事物的特征部分。或者说，用文字的线条、笔画，把要表达的自然、社会之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 象形字有独体象形与合体象形之分。合体象形所合之二体，有一体不能单独成字，有一体可以单独成字。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来的。 然而，当文字发展下去，要仔细分工的东西愈来愈多，难以用象形的造字方法，仔细把它们的特征和区别画出来。于是产生了形声字。 字根就是要寻找汉字文化之根、之起源、之演义、之发展，理清汉字起源、演绎和发展脉络，建立华夏民族汉字启蒙、开创、和中华汉字5000年，甚或更久历史文化发展链条，从而深刻认识汉字、研究汉字和发展汉字，在世界推广汉字，弘扬仓颉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做出应有贡献。 陕西省白水县仓颉庙内《仓圣鸟迹书碑》刻着28个鸟迹符号，1984年上海书店翻印的宋代王著《淳化阁帖》把这28个符号破译为：“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至列世、式气光明、左互从家、受赤水尊、戈矛斧芾”。 戊：象形字。其基本是指斧钺一类兵器，早在甲骨文中被假借作为天干第五位的代称（甲乙丙丁戊）。 己：象形字。指系在箭上射鸟类飞禽用的绳子，和“弋”字同解；早在甲骨文中被假借作为天干中第六位的代称。 甲：象形字。像动物身上起保护作用的硬壳，上边有交错的纹路，或者由鳞片连缀而成；另外，《说文解字》中说：“一曰人头宜为甲，甲鲜象人头”。亦作为天干第一位，用作顺序第一的代称。 乙：象形字。像植物破土而出的萌芽形，像弯弯曲曲的肠形；在甲骨文中被借用，表示天干中排第二位。 居：象形字。像一个屋子，上形为岩穴状，下形为穴居之洞。亦是会意字，从尸从古，意为在原地不动。 首：象形字。古字形是一个头的形状，有头颅、眼睛、嘴巴，以及头颅上的毛发。由于对于生物体位置很重要，后来引申为“首领”、“首要”、“首位”等；同时也有表示为开端、初始的意思。 列：象形字。有分列两端的意思，《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列，分解也”。 斧：象形字。像拿着一把斧头砍树，所以也有“砍”的含义。 明确的象形字占总字的46%。另外如：共、友、左、从、尊，4字是以人的某种特定动作或者行为而来，即是人的形象符号；再者“互”是植物交缠的形象符号。如果把这5字加上，象形字即为18个，占总体的64%。 中国绘画和中国书字的产生和发展，相辅相成，关系密切而不能分割。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说，“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 “书画同源”说，说明华夏民族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图画，所以象形文字并不是自己独创的，而是由图画符号演化来的，从原始社会最简单的图画和花纹产生出来的，然而这种“图画和花纹”最早的就是氏族部落的图腾。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最早图腾的龙图腾是伏羲氏以蛇所创造的。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中说，“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这种记载暗示了伏羲氏在龙图腾形成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汉代纬书中讲，伏羲氏首德于木，为百王之先。伏羲氏即是青龙，青帝。炎帝神农氏以火德为王，为赤龙；黄帝轩辕氏以土德为王，为黄龙。按照五行始终说，最先出现的是木，而非火、土。同理，青帝应该是远古第一帝，青龙是中华民族第一龙。伏羲氏自然就是当之无愧的龙图腾的创始者，开创了华夏民族的文明。 闻一多在《伏羲考》、《龙凤》、《端午考》中指出，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来源于黄帝时代的传说。 龙形象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但多数专家认为龙是以蛇为主体的图腾综合物。它有蛇的身、猪的头、鹿的角、牛的耳、羊的须、鹰的爪、鱼的鳞。在远古氏族社会时，以蛇为图腾的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战胜了其他氏族，同时吸收了其他氏族的图腾，组合成龙图腾。 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形声字异军突起。形声字属于“合体造字法”，由形符和声符两部分组合成字，其中形符表义，声符表音。形声字是汉字中最能产造的合成字。因此，形声字在汉字中数量最多，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但形声字是比较晚起的造字方式。早期甲骨文中形声字还比较少；后期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百分之二十。由于这种方式方便灵活，适应性强，在汉字发展中，它得到了最广泛的运用。
第一历史阶段，以伏羲为代表的龙图腾及其它图腾符号； 在这三步走的历史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创造“表意符号”由依赖自然到逐渐的远离自然，最后人类主观的发明形声字等造字方法，但基础和根源还在于象形字、在于图腾、在于自然。 一是，继承了图腾符号反映自然的“象形”原理和“象形”方法； 二是，广泛发展和全面推广了“象形”这种理论和方法，使图腾所反映的及其有限的特殊自然之物扩展到无限的普遍自然之物，使“象形”的这种原理和方法跨越式得到实践和应用，深植于华夏民族的造字土壤之中，使其反映自然的深度和广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三是，使反映自然的表意符号从全体到局部，从复杂到简洁，从全貌到特征，从全面到典型，图腾符号质变升格为鸟迹符号，反映自然的格局和境界得到极大提高，牢固的奠定了象形字的基础位置和汉字发展的条件；四是，启蒙、孕育和首创了“六书”中象形字之外的其它造字方法。 由此可见，仓颉在中国汉字文化发展三步走历史阶段中，其伟大功绩在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和发明创造。 透过仓颉的“鸟迹”符号我们找到“图腾”符号；透过“图腾”符号我们找到自然本体。所以自然是汉字的土壤，是汉字的孕床，人的认识和思维，以及主观创造起到的是种子的作用，而种子来源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即生命的动力，人性需求的动力。 由此，我们便找到了汉字文化之根。放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大背景，放在“表意符号”反映自然的坐标或者构架中，伏羲的龙图腾是反映自然之根，之源；仓颉“鸟迹符号”是对伏羲的龙图腾反映自然的继承和发展。放在黄帝开创的华夏民族5000年的历史背景，放在“鸟迹符号”反映自然的坐标或者构架框架中，仓颉的“鸟迹符号”则是汉字文化之根、之源；仓颉的“鸟迹符号”不仅创造性的把“象形”这一原理和方法运用到文字的创造之中，而且除过象形造字法之外，原创和孕育了其它造字方法，使之文字造字方法丰富发展了起来。 无论是伏羲发明原始部落的龙图腾，还是仓颉留下的“鸟迹”符号，还是商朝的甲骨文、西周时期的金文和秦朝统一的文字，从自然大背景看，都是脱离自然本体对自然的一种反映，都是人类从自然中获取一种灵感而创造出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一种表意符号。这种表意符号，从诞生的那天起直至现在都是一脉相承的，在历史上是无法隔断联系的，只是按照人类生存的需要，朝着人类不断希望的方向而不断发展。 仓颉造字必然充满智慧，必然有一种遵循的思维，必然有一条环环相扣的思维链条；而且这个智慧、这个思维和这个链条必然来自自然，来自历史，来自社会，来自人民和自我的生存实践及生存认识，而不是主观想象和凭空臆造而来。 也就是说，必然经过主观观察、经过主观认识、主观收藏，然后再经过主观思维和主观创造，把自然的山水、鸟兽及其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和行为，经过大脑的创意和加工，抓住某一要表达、反映和表现的自然和社会存在典型的、突出的和代表性的特征、特点和主要部分，以神龟负书之“纹路”的方式，以“鸟迹”的方式，简明绘画，扼要画符（符号）的方法刻画在洞壁、崖石等上，用这些已经离开实物或者实际存在、经过人工选择的符号给予命名和确定来代表某些存在的东西，使其有了传播和留传的功能。 这一点，从字根的寻找就清楚看到了仓颉造字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智慧，这个智慧就是道法自然，就是字法自然；就是造字之法遵循宇宙自然存在，遵循人类社会存在。因为，一切存在既然已经存在，就必然有存在的道理，有存在的价值，有存在的规律。 一是借鉴和传承。“书画同源”说已经告诉我们，最早的文字来源于图画，书与画是无法分开的，有同根相生的道理，有很多内在的联系。伏羲和仓颉虽然历史史料上找不到他们的联系，但伏羲的龙图腾之表意符号和仓颉的鸟迹之表意符号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传说伏羲始造文字和创造八卦，只是前者没有具体流传下来而已；况且，伏羲和仓颉所处历史时期（古书记载，伏羲氏生于成纪，在位一百五十年，传十五世）的先后顺序也是成立的。所以，仓颉所存世的表意符号之鸟迹符号必然的受到伏羲的表意符号之龙图腾符号及其它图腾符号的影响、借鉴和传承。 二是提升和深化。面对伏羲表达和反映事物的龙图腾复杂的“表意符号”，仓颉必然想到：既然每种事物都有它各自不同的特征，何不用事物本身的特征，或者某一局部典型特征来代替该事物本身！例如用鸟兽的足迹来代替鸟兽本身，以日、月、星、辰的特征来代表客观事物，于是这种想法也就催生了第一代象形文字的出现，影响深远直到现在。 仓颉传承了伏羲的表意符号，但主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仓颉提升、深化和发展了伏羲特殊的“表意符号”之“龙图腾”，而建立了更符合人类生存需要的“表意符号”之“鸟迹符号”，是这种“表意符号”由复杂到简单，由全体到局部，由全貌到特征，而再不是把自然某一物全体的、全貌的画出来，使之复杂而极为不便，而是用自然之“鸟迹”和神龟负书之“纹路”启迪的各式线条和圆点来表现，使之人们学习和使用更加简洁与方便，更加远离原始自然状态，从依赖于自然造字转向人类主观世界造字，为后来人类的形声、会意等造字方法开创了新的路径和方向，为大规模的“表意符号”之文字的发展点亮了前进的灯塔。 三是开拓和创新。图腾是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原始人类对大自然感到神秘和崇拜心理支配下，人们为了凝聚、团结氏族、部落成员力量，彰显自己，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生存，而发明的氏族部落的徽号或者象征。这种从大自然获取元素的表意符号，就体现在伏羲以自然之蛇发明的龙图腾上。 后来，在蛇身的基础上，增加猪的头、鱼的鳞、鹿的角、牛的耳、羊的须、鹰的爪。况且，图腾崇拜大多数来源于某种动物，极少数来源于某种植物。它们最初是“表意符号”，但主观上并不是为后来的汉字做准备，而是客观上为汉字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仓颉为了顺应人类生存的需要，对先祖特殊的“表意符号”之“图腾”进行了大胆革命和创意： 其一、使其失去原有氏族象征的意义和功能，而为人类记事创造文字服务，“书字”正式、完全的从“图画”中分离出来； 其二、把局限于动物、植物的“表意符号”拓展到了大自然广泛的存在，为后人象形造字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象形造字法从自然中得到了极其丰富的素材，推动了象形字极大的发展； 其三，为了进一步寻找“表意符号”之汉字创作的艺术素材，把人类社会纳入象形造字寻找素材的范畴，使之一些人类特定的动作、行为及其人工建设也作为造字的灵感源泉，又再一次极大的丰富了造字取材的广度和深度，为了后来汉字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其四、摆脱大自然启迪的象形造字方法的限制，首创、孕育、启蒙了形声、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华夏民族汉字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由此可以看出，造字思维的根源、启迪和灵感不是主观本有的，不是主观意识生产的，而是遵循社会实践，遵循自然规律，遵循老子的道法自然之字法自然，遵循道之精神之要求。这个“字法自然”就是造字之道，就是造字之规律，就是造字之智慧，就是一种哲学思维和哲学精神。 正因为这样，仓颉向前继承了先祖伏羲的龙图腾，向后开创了极其宽广的汉字发展道路，从而才有了今天东方大国独一无二、灿烂夺目、丰富多彩的汉字文化。 当然，造字智慧这也反映了仓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创新精神、创造精神、科学精神、探索精神、实践精神和道的精神（仓颉精神随后专文再论）。 仓颉思想智慧主要是仓颉28字所表达的思想智慧。这篇记载于《淳化阁帖》和刻摹于《仓颉鸟迹书碑》闻名遐迩的短文，至今闪耀着华夏文明的光辉，至今我们引以为荣，至今是我们祭祀祖先，缅怀祖先重要渊源。 （一）深刻的哲学思想。仓颉是轩辕黄帝的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昌盛做出了不朽的功绩。 《荀子解蔽》中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也就是说，仓颉在古代文字的发展中，其实可以更多的被看作是一个整理文字的代表人物，当然，既然是代表人物，那么自然也有他的代表性，虽然古代中国的文字并不全是仓颉所造，但仓颉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的造字传说，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为后世留下真金白银的28个“鸟迹符号”，即28个汉民族文字。 这28字翻译成现在语言即是：“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至列世、式气光明、左互从家、受赤水尊、戈矛斧芾”。原来这篇短文是对黄帝时期社会历史的记载和总结。 其中：“戊己甲乙”：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炎帝有火德之圣，黄帝有土德之瑞。土位于中央位置，所以“戊己”代表黄帝，而“甲乙”代表炎帝。说明黄帝、炎帝地位并列，先后有序，是一种和平、友好相处的兄弟关系，是一种和睦相处的关系。此恰好印证了《国语·晋语》所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 其中：“居首共友、所至列世、式气光明”，是说黄帝、炎帝在原始社会之母系氏族社会末期，父系氏族社会初期，各自作为本部族首领带领两个部落，互相帮助，互为伙伴，合作共赢，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形成生存命运统一体（共同体），使社会达到了空前高度的统一，他们的做法和勤政被天下各部落视为榜样，皆加以学习模仿。此正好佐证了《国语·晋语》所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这段历史的大背景，即为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胶着的过渡时期，以及其后“三大集团”形成和鼎盛时期。 这段时期及以前人类历史相对的来说，由于人类面临共同的敌人—大自然生态部落中多物种的凶禽猛兽，人类内部没有对立，没有斗争，更没有战争，没有自相残杀的情况，人们团结一起，共同御敌，赶走和消灭人类头号杀手，人类内部是一种和平合作，共谋生存和发展的局面，虽然没有统一的“首领”，但由于共同敌人（凶禽猛兽）的存在，人类一致对外，客观上是一种合作统一的局面。 其中：“左互从家、受赤水尊、戈矛斧芾”：说的是黄帝和炎帝联合打败蚩尤，随后黄帝征服炎帝，这一曾经对立战争局面的存在；此后，天下重新走上所谓文明、新的、高层次的和平统一的时期，社会恢复安定，黄帝被尊为天下各部落首领。 由此看出，这篇短文所反映的这段历史：包括母系氏族社会鼎盛时期的天下和平统一；包括后期部落、部落联盟的斗争、战争和合并，及著名的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包括华夏民族再次统一的大事件等。 由此看出，这篇短文表层是对那段历史的概括记述，但实际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深刻的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大智慧。即：大统一、大合作的智慧。对于今天来说，人类要大统一、要大合作，二者合二为一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智慧，生命哲学的智慧。这一思想笔者已在《仓颉的哲学思想》一文中详细论述。 （二）人类光明之路。 翻看历史我们发现，黄帝时期的这段历史发生了许多大事件，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后无来者的巨大社会转换、转型和升级，其根源在于以往的人类历史，其影响在于以后的人类社会。因而这篇由仓颉书写的黄帝时期的社会总结，不仅把黄帝时期的社会诸多波澜壮阔的变迁、变革融在一起，囊括其中，而且把黄帝所处时期的既往历史和后来历史融在一起。 所以，这篇惜字如金的短文像一把锁子，牢牢的把人类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锁在一起；像一枚扣子，严丝合缝的把500万年—300万年的人类历史和5000年的人类历史扣在一起；恰如一个U盘储存了极大的社会历史数据，融入了极其丰富的社会元素和社会信息，等待我们后人耐心的去品味、去解读，去汲取，认识人类如何从过往的原始社会发展为今天的文明社会。 一是人类从生态部落居民走向社会部落居民的特征。以往历史告诉我们，在500万年—300万年前，当猿从树上下到地面生存时，就标志着第五级别人类生命体的诞生。从那时起，人类经历了原始群、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人类一直作为“半直立行走”、“直立行走”的特殊“动物”和多物种的动物、凶禽猛兽共同生存于大森林之中，形成了一个大自然的原始生态部落，人类作为一类居民处于食物链中下端的某个环节上，尤其是在原始群、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更是如此。 到父系氏族社会后，当人口有了大规模发展，人类也有了语言、有了更好的石器、弓箭、长矛、梭镖等武器，以及在此之前学会并熟练用火以后，人类先在黄河、长江两岸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爬上生物链顶端，和动物，和猛兽分离开来，有了自己的部落。在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在原始社会结束之后，在夏朝建立起了华夏民族，后经秦朝再统一牢固的建立起今天的国家。短短的28字把人类从生态部落居民走向社会部落居民链接了起来，把500万年—300万年原始生态部落居民的历史和后来5000年的社会部落居民的历史链接在一起。 人类为了寻找、建立自己的安全乐园，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不惜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前赴后继，顽强不屈，爬上生物链顶端，成为主宰地球的霸主，而让其它部落居民，包括多物种的凶禽猛兽在内而成为不安全的生物。不难看出，人类从生态部落居民走向社会部落居民特征的本质是由社会之人性所决定的，是由人性安全需求（安全自私）所决定的，是人类之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所决定的。 二是人类社会由安全阶段提升为物质阶段的特征。生命哲学及其人类社会发展大循环规律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安全需求（安全自私）、物质需求（物质自私）、性爱需求（性爱自私）和精神需求（精神自私）四个阶段。 其中，安全阶段人类生存的主要矛盾是确保生命安全，其它的物质、性爱和精神则是次要矛盾，服从于、受制于安全这个主要矛盾；物质阶段人类生存主要矛盾的表现是物质生产、经济利益和财富积累，其它的性爱、精神和安全则是次要矛盾，服从于、受制于物质这个主要矛盾。而安全阶段就是人类处于生态部落之居民的时期，处在生物链的中下端，人类还没有控制和压制其它动物，特别是凶禽猛兽，还没有自己的安全乐园，没有在地球上称王称霸的原始社会；物质阶段就是人类主宰地球以后，夏朝已经定都，国家已经建立以来5000年的物质文明社会，以及以后若干年的人类社会。 安全阶段已成为历史，物质阶段正在进行之中。就是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大跨越的历史转折时期，仓颉却用28字进行了记载和总结，把500万年—300万年的人类安全阶段和5000年及未来人类物质阶段紧紧的锁在一起，在此中间人类社会实现了主次矛盾的转化，在悄无声息中，人类社会由安全阶段走向物质阶段，人性的四个自私类别层次由第一个安全需求（安全自私）类别层次迈向第二个物质需求（物质自私）类别层次，人性得到巨大释放，人性安全的枷锁被彻底粉碎，而进入物质建设的社会。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安全、物质、性爱和精神四个阶段，根本上是由人性安全需求（安全自私）、物质需求（物质自私）、性爱需求（性爱自私）和精神需求（精神自私）之社会公约数、之社会共识所决定的，所以由于安全阶段任务的完成、目标的实现，安全社会基础的夯实，人类社会由安全阶段转为物质阶段的特征的本质是由人性不断满足、不断释放和不断追求所决定的，是一种客观而不由主观所左右的过程。 三是人类由女权社会转换为男权社会的特征。女权社会就是女性阶级管理社会事务，女性当家作主，以女性血缘为纽带建立氏族家庭，安全生产力（人力，或者子女，后代）和仅有的物质财产由女性继承，由女性分配和主导；男性没有后代，没有安全生产力和没有仅有的物质财产继承权、分配权和主导权，有的只是生产和劳动；女性负责管理氏族家务、抚育后代、从事采集等轻体力、无安全威胁的生存活动；男性不仅无权抚育后代，无权过问氏族家务，而且从事重体力、狩猎等有安全威胁的生存活动；女性在社会拥有无可争议的话语权，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
男权社会则是和女权社会相反而行，社会一切则发生反转和颠倒。这个社会也就是普遍意义上的父系氏族社会（但不完全是父系氏族社会，因为进入物质阶段以后，这种父权一直沿袭），或者5000年以来的人类社会。 女性阶级和男性阶级，管理和被管理，领导和被领导，截然矛盾的女权社会和男权社会却在仓颉的总结中紧紧的扣在一起，链接在一起，在28字中得到充分表现和反映。 之所以人类由女权社会切换为男权社会，不是女性主动的退让，也不是男性主动的抢夺，而是由于女性繁殖社会成员，增加人口的人类需求消失，代而取之的是人类对物质的极大需求，而物质生产或者物质资料主要的、大多数的在女权社会时期就掌握在男性手里，此时女性对社会发展不再处在矛盾主要位置时，自然人性第二个自私类别层次物质需求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因而男性自然掌握着社会活动，主导着社会发展，推动着社会前进。由此看出其背后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社会之人性所决定的。四是人类由部落联盟发展为统一国家的特征。在500万年—300万年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在原始人群以后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先由氏族家庭组成氏族部落，由氏族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直至三大集团（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黎苗集团）的出现，原始社会走入终结的时期，最后黄帝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华夏民族的统一，夏朝诞生，国家出现。就这样一个从氏族家庭到国家，人类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社会联系不断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在仓颉28字的短文中一网打尽，特别是部落联盟、三大集团向统一的华夏民族--国家的发展表现的淋漓尽致。 这一特征的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社会为了更好、更科学、更健康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顺应大统一、大合作的大势，而不是对立和斗争，而不是自相残杀的大势。当然，这种大统一、大合作是通过不同级别的斗争得来的，是牺牲了原来极少部分人的领导地位、管理权力得来的，但符合普遍的、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即符合人类社会总体或者全体前进的方向。这个方向不是别的而是社会大多数的、总体的人性不断满足、不断释放和不断追求的方向。 五是人类社会由对外斗争转变为对内斗争的特征。人类作为一种部落居民，和其它多物种的动物，特别是凶禽猛兽同处大自然生态部落，人类由于个体力量的弱小，口齿咬合能力很差，人口数量的单薄，武器缺乏，没有语言，火还不会使用或者不会熟练使用等情况，人类处于生物链中下端，只能处于生命毫无安全保障恐怖环境之中，这时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尽可能的确保生命安全，必须合作共事，团结一起，群心群力一致对外，共同对付人类的公敌，共同对付多物种的凶禽猛兽，保护每一个个体生命安全，从而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 但当人类的安全力量—人口大规模增长，有了武器、有了语言，火已经能够熟练使用，等等，人类爬上生物链顶端，成为地球主人的时候，相对于凶禽猛兽人类再没有安全威胁时，人类内部开始了出现了内斗，出现了战争，出现了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博弈、拼杀和兼并，特别著名的就是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以及5000年来人类内部相残的斗争。 这样如此血腥的人类对外斗争和人类内部斗争，却全面的在仓颉短文中被包含，通过不动声色的把两种性质完全不一样的斗争贯通一起，顺理成章的融在一起。 当人类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在地球上称王称霸的时候，一方面人类总体对外没有斗争对象，另一方面人类总体对外也不需要实行斗争，人类社会这时为了进一步扩大发展空间就是整合人类自己，配置人类自己，优化人类自己，以获得较快、较好发展，所以在人类内部合久必分的情况下，就出现对立、斗争，甚或战争。 六是人类社会由性别阶级切换为物质阶级的特征。性别阶级即是指母系氏族社会居于领导地位、管理地位，或者说统治地位的所有女性成员所组成的上层阶级，以及居于被领导、被管理和被统治的所有男性成员所组成的下层阶级；或者父系氏族社会男性居于上层阶级，女性居于下层阶级。无论哪种情况，阶级阵线简单明确。物质阶级即是人类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因占有物质财富多少不一，贫富悬殊差距过大所形成的阶层、阶级，这也就是我们传统习惯所说的“阶级”。 这两个不同性质所划分的阶级，前者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后者处于奴隶社会以来，及以后若干万年的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种历史跨度和截然不同的阶级存在，却在仓颉的社会记载总结中得以完全的包涵和深层的反映。 这种性别阶级切换为物质阶级特征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人类社会成员之人性，由于安全需求（安全自私）的满足，安全生产力之人口的增加社会已不再需要，人类生命安全针对大自然生态部落，针对多物种的凶禽猛兽来说，已经完全的有所保障，从而人类社会成员之人性以生命安全为基础条件已上升为物质需求（物质自私）的类别层次。所以，这个切换特征不是由那个阶级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之人性所决定的，是一个客观的过程。 综上所述，仓颉28字所隐藏和释放的六大特征，深刻揭示和反映了仓颉的思想智慧。这种智慧就是生命哲学之辩证规律；就是生命哲学之生命对立统一规律、生命质量互变规律和生命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生命哲学之生命规律；就是生命哲学之人类社会发展大循环规律；就是生命哲学之人性类别层次和社会阶段的生命文化。 总之，仓颉揭示和反映的是人性之道，是人类社会之道。这个道是渐进的、不断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必由之道，是渐进的、不断的由人性四个需求类别层次（自私类别层次）所决定的人类社会依次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由之道。这种必由之道不是由那个阶级意志所决定，也不是那一类人生命所决定，而是由全体成员之生命，之人性客观运动所决定的。这种决定的背后是人性需求（人性自私，当然是有底线的科学自私）所导致的人类社会前进和发展永不枯竭的伟大力量，伟大动力和伟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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