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篇用史笔记录“现实”劫难的诗中，看蔡文姬如何写儿女情长。

边地的风俗，她只用了淡淡的一笔“少义理”一言以蔽之，边地的环境也没有着意铺张，只说“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

作为一首叙事诗，在这里从简，意味着蔡文姬并不十分注重胡地的环境和风俗，那么，在她自己的字典里，她的归汉是什么支撑呢？

她说的很“空灵”，“感时念父母”略嫌牵强，彼时其父母已不在人间，为念死去的人而舍弃子女，实在难以自圆。

乌孙公主说的很现实，她之不喜欢边远，主要是吃住不习惯，正所谓“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在她看来，金漆为墙还是毡为墙是很重要的内容。

蔡文姬不这么想，影响她的美感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人俗少义理”，她嫌那里的人粗鄙！

因为“少义理”这话实在难以苟同，确切地说，应该是少“中原”的义理，任何一个社会结构都有自己的“义理”，据说连猴子的社会（猩猩）都有自己的“等级制度”，不能说南匈奴那里没有义理，只是它的义理与自己的理念不合而已。

离去的理由很牵强，蔡文姬对此有理智的清醒的认知，这是她最难能可贵之处，她不但有此认知，也敢于面对。她借儿子的口，对自己的牵强作了反诘。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

字字滴血，千回百折。

“儿前抱我颈”是一折，一般的母亲在这个攻势下就会屈服，蔡文姬没有，儿子继续。“问母欲何之”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简单的去哪儿的问题，而是责问母亲到底要干什么？一般的母亲承受不了这个责问，但蔡文姬也扛住了。

“人言”出自未成年的孩子之口，倍感凄恻，蔡文姬前面说了“不忍与之辞”，到了“岂复有还时”的地步，身为母亲不会哭倒在地？蔡文姬没有。

想必儿子也感受到了阿母的“不慈”，继续攻心，“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至此，是儿子哭倒在地了……

蔡文姬还是走了，不知道她是如何回答儿子的，“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是自然了。

张谷说此段“最为文章妙诀”，其妙诀处也是生活人情之极致，以我们“东土人俗之义理”，这本是有悖人伦灭绝人性的行为。

蔡文姬最伟大之处，不是文章妙诀，而是敢于面对敢于直言自己的有悖人伦“义理”之处。

如果这真是儿子的原话，所谓七岁看老，这样的情感逻辑和分寸，把感情和现实把握得如此深透，如此理解体会人心的深邃和人情的常理且能清晰明确地表达，这个“胡儿”真是前途无量，即便在东土，即便在蔡文姬的“人俗讲义理”的家乡，又有几个这样懂得进退屈伸的成人？

如果不是孩子的原话，而是蔡文姬反省自己自责之时替孩子说出的，那么蔡文姬无所畏惧的超人大勇和清晰深透的情感逻辑，和卢梭《忏悔录》有的一拼了。

这才是蔡文姬此诗所体现出的“文章妙诀”，在这样极致的情感冲击和情感逻辑面前，除了理智清晰勇敢彻底地面对自己面对情境，还有其他的所谓“文章妙诀”吗？

让人扼腕的是，她还是选择了走……

作为母亲，到这个地步，如果不是被裹挟被控制，这是个不可原谅的行为，难以博人同情。

蔡文姬深知这一点，她不但作了，也情愿承担所有的后果。

她这样写与儿子的别离，有两个方向，一是被逼无奈，在强权面前她只有就范，二是她要承受道义上的谴责，这样处理的结果，其艺术效力是人们会谴责她作为母亲的无情无义，她也以此来偿还欠下“胡儿”的感情债。如果这只是个艺术手法，让文姬如何去面对被她抛弃的儿子？

实写生活，需要清晰明辨的见识，更需要完全彻底的勇气，从这一点来说，蔡文姬不愧为一代奇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