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农村的五十六十年代人，以及他们的子女，是《群山绝响》的热读者。他们从小说里看到了自身的往昔生活；或者从父辈嘴里听来的，絮絮叨叨的陈年琐事——如今因阅读小说的形象化与极具细节化，而留下比较完整的，对于那个时代的印象与认知。
我的妻子不怎么读我的作品。但是这一本《群山绝响》，她连看两天，读完了，非常稀罕地夸赞了几句。要知道多数妻子眼里，丈夫大抵是种乏善可陈的动物。不过妻子同时批评，或者说质疑：当时的农村真有这么苦吗？“我一参加工作就在人民公社机关，工作了两年天天下乡，感觉没这么严重嘛！”我说你是一九七九年由县城下到农村公社工作的，而我小说写的是一九七六年——时代变了，尽管不是后来的巨变。但根本原因是，你是城里吃商品粮长大的，我是乡下吃农业粮长大的，切肤感受只能是我、而不是你。妻子不再吱声。
恰在此时，我微信晒元宵，说我小时候只从大人嘴里听说元宵粽子、月饼年糕之类节令美食，生活里却不曾实见过。一位女作家留言说我夸大其词，称她记忆里并不如此。我说你也是城里吃商品粮的，知道晋惠帝典故吗？某年乡村大饥荒，到处饿死人，面对大臣奏报，晋惠帝以反问语气给出了解决方案：老百姓没有米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羹呢？
网上不时看见一些言论，说那时很平等。此说不无道理，只是表述欠完整与确切。妥帖的说法似应这样：那时的商品粮之间比较平等，那时的农业粮之间比较平等。但是商品粮与农业粮之间，那就大不平等了。八亿农业粮人均收入，不到一亿商品粮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啊么哥哥！因此农村人的生活可想而知。所以那个时代，除了国家宏大的两弹一星神话外，真正诱惑底层人的神话是——跳农门、吃商品粮。
但我，并不想以“诉说苦难”为基调来写我的这部长篇。况且纵向比较民国战乱年代，新中国的光景简直好得很了！再说文学作品，有别于“灾情报告”。文学作品有着天然的美学义务。我侧重要写的是黎民之朴素、伦理之亲爱，地域之旖旎、乡风之别样——特别是生命之草芥且坚韧！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四大关节点：一九一一年帝制终结；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群山绝响》写的是一九七六年，故事生发到终结仅九个月，即周总理去世到毛主席去世期间。壮丽国史自有史家书写，微末民生理当作家填补。
一位网名挺长且怪异的读者留言道：“《群山绝响》可以当作人民公社年代中国农村的百科全书来读。” 甚慰！
我自以为完成了某件使命。我无愧于生我养我的至亲与土地，对得起培养我的师友与广大读者。
己亥正月廿九（2019年3月5日）
《群山绝响》所写限定在1976年，比起三年困难期，彼时物质生活略微好点了。不过，还得一切凭票证。
任何人都可以谈文学。如同所有纳税人都有权批评政府。唯有作家不宜谈文学。作家谈文学，读者问你谈的确实好，但你的作品达到你谈的水准了吗？人可以无趣，却不可以自找无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