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现代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的融合渗透以及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深入推进，数字乡村作为一项关乎乡村振兴推进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研究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对相关文献进行细致梳理后，笔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当前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类论述。

在数字经济赋能视野下，农村数字经济作为数字乡村战略的核心内容,已成为驱动农业提质增效、城乡融合发展和农民消费升级的新动能，促进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的融合发展能够优化要素合理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等。立基于北京市数字乡村建设实践，郭美荣等发现在数字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下，北京市数字化基础设施、农业生产与经营、乡村治理以及乡村信息服务模式均得到明显改善。辽宁省则通过落实政策保障、资金保障、环境保障以及人才保障，实现了数字乡村建设的从无到有。基于地方实践或学术理论，学者们通过系统分析数字乡村的发展模式，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路径或对策建议。但学界当前的研究方要以定性分析为主，且多聚焦于单个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现状，缺乏从整体性视域出发对数字乡村建设进行系统分析。

数字鸿沟是当前阶段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突出症结，具体表现为我国农村居民在信息生产、信息接入、信息支付以及信息使用4个维度上均处于劣势地位，数字乡村建设伴随的信息投资、设备、消费与能力差距更是加剧了信息鸿沟的扩大再生。在数字乡村的政策扩散过程中，有学者基于衢州市的案例剖析，指出政府面临着照搬外部经验，依赖外部主体，注重形式扩散等一系列困境挑战。此外，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缺位，转型意愿不强，且人才、科技、技术呈现多重赤字，已成为制约中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瓶颈，其数字乡村建设不仅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整体性滞后，乡村地区本身相对于城市更是存在严峻的区域性滞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信息化人才缺乏、村民数字素养不足等，已成为当前学界在数字乡村实践障碍方面形成的普遍共识。

针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学者们从产业、治理、文化、生态等多重角度给出了建设性方案。治理方面，沈费伟等从行为动机、制度支持、资源供给、公共参与和监督机制5个维度阐明数字乡村的实践逻辑，并提出理念转变、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与治理创新4项优化策略。农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夏显力等在分析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发达国家数字技术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构建出市场需求与数字技术共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整体上，通过“顶层设计-试点探索-全面推广”的基本路径，遵循分类指导、重点突破、试点推进、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当前学界已基本构建起数字乡村建设的整体轮廓。

综上所述，目前的研究仍局限于相关实践案例或数字乡村建设的各个细分领域，在数字经济语境下从整体性视角对数字乡村建设展开的研究凤毛麟角。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涉及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与农民全面发展各个面向，是信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顶层战略。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来把握更为符合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振兴规律。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基础与实践困境的双重视角，对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现状和发展的困境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的突破路径，希冀为我国数字乡村战略的优势扩散及乡村振兴的目标实现提供有益借鉴。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及过渡阶段，随着数字乡村建设顶层设计与政策体系的持续完善，各级地方政府及部门积极谋划布局并出台相关发展规划与指导意见，扎实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从整体上看，当前全国的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实践障碍。从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角度切入，对待数字乡村的建设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来分析，既要看到数字经济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展现出的技术正外部性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数字技术在乡村具体情境中的实践障碍。

（一）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基础：数字经济的“虹吸效益”赋能数字乡村建设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首次将数字经济框架由“三化”扩展为“四化”，即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后扩展部分）。数字经济以“四化”为路径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其强大的技术正外部性作用也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转型动力。

1.数字产业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

数字产业化是指在数据资源成为生产要素的基础上，通过对先进数字技术进行市场化应用，将数字技术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从而形成完整数字产业链的过程。数字产业化具体可分为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与互联网相关产业。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要指电子信息相关的硬件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等工作，在农业生产方面应用广泛，如在设施农业、大田生产、精准养殖等智慧农业领域，利用传感技术对湿度、温度、光照等环境因子进行实时调用，实现远程精准化控制。信息通信业在乡村基础电信的建设上表现亮眼。截至2020年6月，全国贫困村通光纤比例、深度贫困村通宽带比例均达到98%，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的生产生活。此外，随着移动互联网在农村的不断普及，众多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特点的移动互联网应用（App）软件层出不穷。各类益农软件服务通过提供丰富的农业生产辅助功能和与农民生活相关的资讯信息，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乡村文化的发展等方面都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以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也在农业数字化升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各类农业机器人、农业智能车等被广泛应用在农产品的精准采摘、精准嫁接与精准施药过程中。互联网相关产业以科技前沿技术为引领，有效促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专业化、集约化以及规模化，通过降低人力成本投入，增加农户经济效益，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实现农业提质增效，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稳步前进。

2.产业数字化是数字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源泉

数字经济不是数字的经济，而是需要以实体经济为落脚点，来为各产业发展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撑，创建全新的发展模式，从而实现数字经济的自身价值。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经济与农业传统经济的融合催生出了以精准农业、智慧农业为代表的数字农业新形态。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以精准农业为代表的数字农业在生产效率、成本控制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此外，随着数字技术在农业各领域的深度渗透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持续推进，不断涌现的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为代表的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成为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与互联网普及率稳步提升的双重作用下，电商渠道加速下沉，头部电商企业纷纷聚焦县域农村地区，催生了农村电商的蓬勃发展。电子商务通过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有助于拉动农民收入增长，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有机结合，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下展现出新的特征，从传统农家乐到农业、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型休闲农业，从乡村度假村到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乡村旅游通过加快人力、资本、信息与技术等要素的深度融合，发挥空间集聚效应与产业辐射效应，培育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在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字经济与特色农业的融合发展还催生出创意农业、体验农业、精品民宿等新产业新业态，农村的产业数字化道路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3.数字化治理是数字乡村治理体系转变的应然方向

数字化治理既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构建现代乡村数字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传统的乡村监管治理方式在当前已无法适应与满足新型数字经济的发展模式，乡村治理体系亟待重塑与变革。数字技术的介入打破了传统乡村治理的一元性，推动乡村由权威治理走向技术治理，进而构建出基于乡村多元主体的整体性治理模式。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数字化治理在乡村的扩展和应用，在治理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政务数据的开放性、多元主体的协同性以及治理决策的有效性。首先，通过构建城乡政务数据统一平台，能够突破政务数据以往自上而下的封闭性垂直传导路径，消解横向部门间的数据壁垒，打通基层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有效渠道，形成公开、透明、开放、共享的政务数据流通网络，进而实现政务数据在多元主体间的开放与共享。其次，随着智能设备在农村的普及率不断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向农村地区不断延伸，各地乡村在网上政务服务平台的构建上进行了诸多实践与探索，显著拓宽了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广大农村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进一步促进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最后，数字化治理带来的乡村治理体系变革，能够有效弥补传统经验治理模式下的治理缺陷，规避突发事件导致的政府治理失效情况。利用政务数据平台及时采集、反馈环境信息，发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决策优势，做到准确研判核心治理矛盾，精准洞悉农民真实诉求，从而提高政府治理决策的有效性，实现乡村的精准治理与高效治理。

4.数据价值化是数字乡村大数据赋能的价值依据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发展，全球数据量呈爆炸式增长，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数据可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数据的价值化重塑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生产要素体系，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治理的过程中发挥要素支撑作用。具体来说，在农业生产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对农产品的基本数据进行全面采集与动态分析，使农民精准掌握农产品种养情况；结合农产品价格波动、恶劣天气与自然灾害预警等实时数据，为农民决策提供可靠支持，实现农业生产从“事后处理”到“事前预测”的升级转变；通过将生产管理、质量认证、监督检测及市场流通各个环节纳入追溯平台管理，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农产品质量溯源机制，达成“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追溯，从根本上保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在乡村治理方面，当前许多地区政府开始积极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政务大数据平台，发掘政务数据在宏观调控、微观治理以及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辅助效能。政务数据作为政府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数字化治理中最核心的要素之一。此外，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数字乡村生态建设中，通过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以及提高农村环境整治水平等，有效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效能，助推乡村生态振兴，从而逐步实现生态宜居的数字乡村建设目标。

（二）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窘境：数字技术与乡村现实情境的耦合失调

数字经济通过“四化”路径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强大的技术赋能效益，但与此同时也逐渐展现出其技术属性与乡村现实情境之间的互嵌失调性。当前全国数字乡村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数字经济与乡村具体情境相结合时也产生了包括数字鸿沟、产业瓶颈、治理赤字的多重实践窘境。

1.数字鸿沟：城乡二元发展格局难以破除的“潘多拉魔盒”

党的十九大将我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当前社会发展中短时间难以消弭的发展现实。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建设目标以及“以农促工”的政策方向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使得资金流不断从农村导向城市，由此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体制，表现为城乡要素的价格落差以及城乡政策的双轨制，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不可避免的现实障碍。近几年，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的政策方针有效遏制了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但在数字经济主导的新发展环境下，农村由于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农民信息能力薄弱，导致数字鸿沟现象持续扩大再生。当前城乡不平衡发展导致的数字鸿沟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数字环境差距。数字环境对农村地区的信息获取质量、信息传输速度、信息使用效率起到基础的支撑作用。城镇由于其先天性的区位赋能优势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回报率，理所当然地成为数字前沿技术的“孵化器”与“试验田”。往往技术在得到成熟的市场化应用后才可能开始在乡村地区萌芽，由此导致乡村存在明显的设备落后与技术滞后，成为数字鸿沟扩展的推手之一。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6.4%，而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2.3%。互联网普及率的显著差距是乡村数字设备建设滞后、城乡信息鸿沟愈裂的重要表现。此外，乡村的地势复杂、人才稀缺、技术空白等特征也使得城市的技术转化模式在向乡村地区移植时面临重重阻碍。

（2）信息使用差距。现今中国农村地区的宽带覆盖率已十分可观，移动设备也已得到广泛普及，但单纯的宽带接入与电信网点的设置不能与数字乡村建设画等号。数字技术及其相应的硬件设备终究是以一个客体、工具和要素的角色存在。农村居民作为信息资源的使用主体，是数字技术输出普惠效能的直接参与者，信息主体产生的多样化信息需求与信息消费行为是培育农村经济新增长点，促进信息产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当前农村网民在数字内容的使用上主要是以即时通信和网络娱乐等基础类应用为主，在较为复杂、具有较高技能和文化要求的深度应用方面则远远不如城镇居民。这与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不足、人口老龄化严重等问题紧密相关。农村数字消费水平与数字产品使用的低迷进而给出供给方涉农信息产业低回报率的反馈，使得数字供给在定价策略、营销方向与用户定位上的城市化倾向愈加明显，农村消费不足与供给城市化转移的恶性循环更推动了城乡数字鸿沟的加深。

2.产业瓶颈：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阿喀琉斯之踵”

农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核心体现，也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应有之义。然而农业数字化产值以及数字经济所占行业比重一直在三大产业中垫底，且与二、三产业的数字化发展规模存在显著差距。农业数字化转型面临从要素供给到农业生产再到市场销售全产业链的整体性、系统性的障碍。实现农业高质量数字化转型要求针对我国现有的农业再生产体系中生产、消费、分配、交换4个环节进行系统的数字化布局，然而由于当前我国农业再生产体系与各个环节的数字化之间的关系并不通畅，同时在系统推进过程中必要的政府数字化保障存在缺口，导致农业数字化再生产循环体系不顺畅、收益分配格局不合理。

（1）涉农要素供给受限。由于涉农产业存在投资成本高而短期回报率低的特点，涉农人才资源紧缺以及主流观念对于农业存在“效益低”的思维定式，致使在资本的市场化运营背景下，涉农产业数字投资匮乏、涉农企业要素支撑不足、涉农科研创新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凸显；与此同时，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在产业融合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如果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撑，仅仅是在最初的数据采集过程就会面临巨大困难，利用数据指导生产更是无从谈起；政府财政供给不足、农业相关政策落实程序不完整、基层工作人员权责划分不清，使得惠农政策往往止步于“最后一公里”。整体上，涉农技术供给不足、涉农数据使用不畅、涉农政策效率不高，是农业数字化在数字要素供给阶段面临的主要障碍。

（2）农业数字化生产受限。首先需要着眼于生产主体即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并且缺乏必要的数字技能培训，大部分农民的数字素养无法满足当前农业数字化生产的要求。此外，数字经济对于农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革命性颠覆，使得现代农业生产呈现前所未有的数字化特征，这对农民的传统生产观念产生巨大冲击，甚至影响到涉农主体的参与意愿，削弱其在农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主观能动性；农业机械的数字化升级以及种植业、养殖业、渔业等数字化产业园的兴建都意味着高昂的前期投资费用和后期运营成本，这对于本不富裕的农村居民更是遥不可及。

（3）农产品流通受限。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电商成为社会、政府、企业竞相发力的新蓝海。然而，我国目前仍然主要依靠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核心和以零售企业为核心的两种传统流通渠道。这两种渠道普遍存在经营范围狭窄、信息传递滞后、流通区域受限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农产品经营发展与农民增收。传统渠道之外，农村电商作为激活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的新业态，在经过早期的野蛮生长后，也逐渐陷入转型瓶颈期。农村电商在销售内容上存在同质化竞争严重、溯源体系不完善、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在销售渠道上则受到物流成本高昂、产品运输困难、平台运营不善等多重掣肘。高端人才匮乏、流动资金短缺、电商服务滞后等多重短板导致农村电商供给端与商品需求端的匹配存在失效风险。

3.治理赤字：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建成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可否认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数字治理体系仍旧是数字乡村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数字治理仍旧停留在打破数据壁垒、畅通信息渠道、促进信息公开等基础环节。进一步推进传统治理体系的解构与重塑，实现数字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依然面临着诸多障碍。

（1）乡村数字治理能力不足。目前，政府主导依旧是乡村数字治理的主要模式。一方面，社会组织与民众的参与缺失与多元主体的整体性治理原则相悖，导致共建共享共治的数字化治理格局难以形成；另一方面，乡村基层管理人员由于受到传统治理思维的桎梏，数据意识淡薄，数字思维缺乏，导致乡村整体的信息平台建设滞后且利用率不高。在个人视角下，民众仅仅是被动地在政府驱动下扮演数据提供者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在政府视角下，数字治理往往与数据采集以及线上办公等价化，数据背后蕴藏的价值资源得不到深入挖掘。整体上，乡村当前的治理数字化程度与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治理体系仍相去甚远。

（2）乡村数字治理成本过高。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到各类线上政务平台的构建，再到数字治理模式的常态化运行，每一步都需要政府耗费巨量的财力物力。当前不少乡村在治理方面仍然是依靠政策帮扶、财政补贴等输血式外生资源驱动，其经济基础显然难以负担乡村数字治理所需的各项要素投入费用。此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模式背后是默认互联网络已全面覆盖乡村整体，这对乡村的数字技术渗透程度具有极高要求，同时需要每个家庭甚至每位用户都能够通过智能终端主动参与到政务监督与协同治理中。然而，当前无论是乡村整体还是民众个人都难以满足数字治理模式运行的诸多前提。

（3）乡村民众参与程度不高。民众参与是数字治理体系发挥治理效能的重要条件。在平台建设角度，当前各类乡村信息化平台在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政务信息更新频次低、用户反馈不及时、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平台的主要功能仅包含信息公开、信息查询等公告牌形式的基础版块，村民仍属于被动的信息接收方。此外，随着青年人才不断流失，乡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村民的数字素养、政治素养与对数字治理主体的要求难以匹配，容易造成平台“空转”而“无人”治理的不利局面。

（4）乡村数字治理相关制度保障缺失。乡村数字治理目前仍然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合理约束与科学指引。一方面，数据公开标准的缺失以及数字使用权的模糊化导致涉农部门不敢、不想公开相关数据资源，使得乡村政府治理存在数据缺位现象；另一方面，在数据的采集、储存与使用过程中均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与法律保障，加剧了信息泄露与信息侵害的风险。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如何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与乡村发展的二元耦合，实现数字技术在乡村实践模式中的嵌入式应用，同时解决数字经济在中国乡村具体情境中凸显的多重实践窘境，是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亟须考量的重点问题。在数字经济视角下辨识与探索数字乡村建设的突破路径，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疏通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融合渠道，实现数字乡村战略政策的优势扩散。

（一）推动政策高效落实：构建顶层设计-基层执行-试点反馈的三维框架

1.因地制宜细化实化地方数字乡村政策

当前国家已相继出台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各项有关数字乡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及政策框架已初步形成。地方政府需着眼于数字乡村战略的进一步细化，主动为数字乡村试点工作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撑，在充分考虑当地数字环境及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构建出契合地方发展规律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实施方案及保障措施。如浙江省在其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中将搭建数字“三农”协同应用平台作为其重点任务，并对其“网上农博”平台建设提出多项发展要求，是具有典型浙江特色的数字乡村政策。中西部地方政府可在借鉴发达地区的数字乡村规划体系与建设模式的同时，结合其乡村发展的独有优势，在遵循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区域特色的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高效推进地方数字乡村建设出成绩，显特色。

2.多措并举打通基层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

乡村基层政府作为政策执行的神经末梢，是实现数字乡村战略政策精准落地的核心主体。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需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采用行政手段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政策执行能力；培养具备创新实践潜力的基层干部，形成鼓励创新、敢于实践的基层治理氛围。另一方面则需深入基层做好调研工作，在对数字乡村政策进行全方位宣传的基础上，采用科学的方式引导民众参与政策监督与政策执行，同时根据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思路，及时根据民众的反馈做出政策上的调整，确保数字乡村建设高效推进。

3.“由点到面”总结推广数字乡村试点经验

中国的农村地广人多，情况复杂，是世界农村建设研究的试验田，也是提炼中国农村治理理论的富矿。在全球疫情肆虐、经济放缓和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农村产业提质增效方面成效卓越，展现强劲态势，跑出了中国加速度，被认为是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源泉和呈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业态。在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攻克乡村振兴难题的时代征程上，在落实乡村振兴政策执行的基础上，基层地方政府应利用“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指导与“自下而上”的地方创新探索相结合的政策执行模式，总结数字乡村试点经验，实现“由点到面”的经验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根据不同试点侧重点或优势点的不同，执行分内容的试点推广，同时需注意推广地区配套政策的完善，为各地区的试点推广提供政策支撑。成功经验的积累最终会形成普遍的共识，普遍的共识经过提炼最终会形成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原创理论，进而对指导中国数字乡村及世界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借鉴。

（二）夯实数字环境：升级基础设施“硬件”与信息服务“软件”

1.以技术为依托，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在依托“宽带中国”战略实现农村互联网体系全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落实乡村5G基站建设，加速区块链技术在乡村多场景的创新应用，使乡村成为数字新基建的重要阵地；加速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促进城乡数字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动乡村智慧水利、智能电网、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全面数字化发展。实施方面，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主体，在进一步提高财政投入的同时，也需鼓励相关企业与社会资本参与，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供给机制，减轻政府的资金压力，降低政府单边主导项目的行为风险。

2.以人民为中心，完善乡村公共信息服务

推动“互联网+医疗健康”“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扶贫”“互联网+产业”等体系建设，推广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构件城乡一体化大数据平台，重塑新型城乡信息网络，实现城乡信息互联互通，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保证相关信息服务供给与村民需求相契合的基础上，着力开发一批符合农村农业特色的信息服务终端产品，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多样化指导。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注重产品的持续运营与维护，增强服务意识，避免出现僵尸App、“烂尾工程”等现象，又要为村民在各项产品的使用上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导，调动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培养具有数字化素养的新时代农民。

（三）推进产业振兴：技术嵌入赋能数字农业与乡村新业态

1. 优化涉农要素供给，推动数字农业建设

政府既应重视市场在农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需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涉农企业聚集，配合必要的公共财政支持，形成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体系；积极引导高校及科研院所与涉农企业展开技术合作，提高涉农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破解农业“卡脖子”技术难题；重视大数据的要素属性，建立统一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以传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云计算技术等为手段优化涉农信息供给，为数字农业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将重心置于农业物联网的优化落实上，以农业智能装备为载体，以数据模型与算法为核心，进一步夯实数字农业基础。

2. 培训乡村主题新业态，创新产业发展新模式

拓展以电商平台、社交网络为核心的多元数字流通渠道，形成政府牵头、企业主导、农民参与的乡村电商发展模式，推动乡村电商企业的质量升级与规模化运营，以差异化战略打造规模化、标准化的农村电商品牌；持续推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构建多元产业协同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开发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服务业、旅游业等精品路线，发展创意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兼顾生产事业活动性与生态环境相容性。

3. 提高涉农主体数字素养，强化产业振兴智力支撑

政府可着眼于向农民提供农业数字化生产相关的数字培训服务，通过数字化相关培训转变农民的传统生产观念；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着力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以优质典型为中心发挥示范效应，吸引更多小农户参与；鼓励有想法、有能力的返乡青年积极投身农业新业态、新产业建设，聚焦内部主体动员，激活乡村内生人力资源效能；健全农业政策帮扶机制，配合科学的人才引进策略，形成以外促内、内外一体的农业生产人才体系，为农村产业振兴提供智力支撑。

（四）促进治理有效：以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1.保证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

聚焦提高政府电子政务服务水平，增强基层政务服务人员的数字素养与道德素养，培养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政务服务团队，从而将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贯彻于治理工作过程中。同时，加强乡村网络知识普及，通过发挥社交网络的信息扩散优势，引导村民主体通过线上平台主动参与乡村治理，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针对村民在参与过程中的公共诉求，政府需充分尊重民意并及时做出反馈。最后，重视社会组织、媒体的群体监督作用，发挥民主协商的治理优势，解决乡村治理能力不足、治理效率低下等固有症结。

2.强化多元治理技术的有效供给

建立简约的城乡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强化政府与民众、政府与企业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数据的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线上政务App、微信公众号等移动应用的功能完善度与持续运营能力，逐步拓宽线上服务覆盖率，优化办事流程，降低民众的政务服务参与门槛；尽快完善数字乡村治理的制度保障与法律供给，制定科学合理的数据采集、储存与使用规定，保证政务工作的高质高效与透明公开；推动“平安工程”向纵深发展，落实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全覆盖，助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

五、结    语

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严格遵循“十四五”规划对于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乡村数字基建的技术支撑效用，深化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的渗透拓展，构建多元协同的数字治理体系，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数字乡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以数字乡村战略为落脚点，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发挥数字技术的强大吸虹效应，着力弥合城乡、区域数字鸿沟，是打造数字乡村的关键一环。

当前，我国已逐步迈入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承启阶段，乡村振兴为我国未来的乡村建设擘画了美好蓝图，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举措。对此，需把握好脱贫地区未来五年过渡期与数字乡村战略规划中阶段性目标的有机结合，以国家“十四五”规划为指引，进一步整合地方发展优势资源，促进地方产业提档升级，利用技术优势加速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深刻把握新一代科技革命成果，遵循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指引，保证数字乡村战略政策的精准落地，既能从整体上提升乡村人民生活福祉，更能有效挖掘与扩大乡村消费需求，培植新经济增长点，促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最后，运用数字技术助推乡村转型升级已是大势所趋，但同时也需警惕现代信息技术与生俱来的“双刃剑”效应。注意有效控制技术的负外部性作用，规避技术异化与价值理性缺失的风险，充分发挥数字乡村实践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汲取数字技术的正向价值，为开创数字乡村建设新局面，努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丽数字乡村做出有效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