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手札（平安帖）

一

书信或曰书札，其实是一种艺术。西方人称它是“最温柔的艺术”，言其亲切细腻有类于日记。温柔与否当不尽然，但名之以艺术却毋庸置疑，尤其是中国旧时毛笔书札。究其原因当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其内容性质所决定；二是由其制作形式使然。

就其内容而言。扬雄《法言》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刘勰《文心雕龙》曰：“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书札乃人际交流，直抒衷肠胸臆之作。性情所至，信手为之，娓娓如诉。不必矫饰造作，莫恐天谴人责。“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文明从容”（《文心雕龙》），酬献心声，或激越，或温柔，或志高文伟，或词采翩翩。无不感人肺腑。诸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东方朔《难公孙弘书》，扬雄《答刘歆书》，嵇康《与山涛绝交书》等，均可谓千古绝唱。是书札之艺术性绝不减其他文学体裁，甚至超而轶之。

就其形式而言。陆机《文赋》曰：“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刘勰《文心雕龙》曰：“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其“尺素”或“简牍”盖我国纸发明之前的主要书写材料或文字载体。我们知道中国汉字的书写载册是由笔、墨和书写材料共同完成的。笔即毛笔，墨乃炭墨，自古一以贯之。书写材料则先简、帛，然后纸，而三者判然有别。纸的发明、普及并最终取代简帛作为汉字书写材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其意义除导致汉字使用和文化传播效率大大提高以外，还有重要而特殊的一项，就是使汉字的日常书写脱离其一般实用性而升华为一种艺术成为可能。因为只有纸，严格说来只有中国纸，才可能使毛笔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才可能真正做到“笔笔还起本分”（刘熙载《艺概》），使藏出、曲直、方圆、起伏、浓淡、枯润、薄厚、迟速、收放诸如此类书法艺术的基本规则或法术真正得以表现。于是乎，汉末魏晋以降文人墨客便自觉不自觉地“寓性情、襟度、风格”于文词笔墨之中，似乎于不经意中创造出了极其赏心悦目的韵致，由此大大增强了其笔下，包括书札在内的文字作品的形式感染力和艺术性。而其审美价值有的并不亚于甚或高于所谓条幅、中堂、对联之类刻意为之的书法作品，有的则被人直视为书法艺术佳作，成为书法创作实践的永恒范本和不祧法式。如魏晋士人尤其二王手札，其无论大王之《平安》、《何如》、《奉桔》、《快雪时晴》，还是小王之《鸭头丸》、《地黄汤》、《中秋》、《豹奴》，无不神采飞扬，辉文含质，笔墨相得，天机自动，“爽爽有一种风气”，而其内容似乎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以至可以忽视不计了。

二

《颜氏家训·杂艺》记载了南北朝时流传的一个谚语，曰：“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书札，古时称尺牍，作为人际间不拘异时异地，传情达意，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使人千里之外，相知相识如同面晤。可见其必为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程度的产物。其产生之条件，我以为起码有二端，其一是物质的，即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的产生和改良、变革；其二是精神的，即人文觉醒和精神自觉。后者无疑更为重要。

书札自古分公、私两种，《文心雕龙》首次作以分别，刘勰把公牍归之于“奏启”、“章表”之属，私札则划入“书记”一类。公文书札产生较早，文字产生，“绝地天通”，步入文明社会即可能出现。《尚书》已见其端倪。《尚书·周书·多士》载周公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诗经·小雅·出车》载：“王事多难，不遑自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这是公牍最早而明确的记载。讲的是西周大臣南仲率师讨伐凯旋，归心似箭，归途中担心周王再下告急文书。此“简书”即指周王所颁发军书。

王珣手札（伯远帖）

私人书札产生较晚，当始于春秋。期间“礼崩乐坏”，“智识下逮”，人文大觉醒，社会人际交往从此日以扩大和频繁，于是士人之间书信交往势在必然。《左传》中《昭公六年》载“巫臣自晋遗书责子反”，《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向使诒子产书”，《文公十七年》载“郑子家为书于赵宣子”，《成公七年》载“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范宣子”等便是明证。于异国异域，士人之间“其辞皆若对面（《文心雕龙·书记》）”，这在生产力非常落后，交通不便，特别是神权主宰，“学在官府”的历史时期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说上揭《左传》所载仍属政治性人际交往书札，或所谓“行人（使官）挈（读qie四声）辞（传达政府王命之辞）”之类，难称“拟扬乎寸心”，其温柔的私密性尚不凸显的话，那么战国以降，情况就大为改观了。1976年初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秦墓两通木牍家书的发现，则提供了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家书实物。二牍均是用毛笔蘸墨写于长23.1厘米（正合汉代一尺）的木版上，内容是向家人叙述从军征战情况，并向母亲索要衣物钱两。到了汉代，我国邮驿体系和封泥签发制度基本确立，人际书信交往与日俱增。同时书札的基本形制，即长度以一尺为限，也基本成为通制，这也就是后世称书札为尺牍的由来。上揭司马迁、东方朔、扬雄诸札及杨恽《报孙会宗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孔融《与曹操论酒书》等均此间出现，并传诵至今的书札典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史称“乱世”，是突出的多国多君时代。其间政治昏暗，战争频仍，民生凋敝，“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宗白华语）”。于是人文精神大发育，思想和学术大开放，儒、道、释相互渗透影响，终于酿成比战国百家争鸣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大解放局面。于是玄学哲学诞生了，建安文学和抒情诗出现了，陶渊明的田园文学、谢灵运的山水诗、顾恺之的画、王羲之的书法都先后在此间放射出奇异的光彩。于是魏晋文人墨客极尽风骚文雅之能事，创作出大量风情潇洒、天成自然、清通简畅的书札精品佳作。

三

当年，梁实秋先生曾写过一篇小品文，名《信》。其中有言：“我国尺牍，尤多精粹之作。”何以为精粹之作呢？当然非名人书札莫属。道理很简单，旧时名人之著名，大多由于其有名著，有名行，或有名绪、名业，必有超常之智慧、超常之修能力、超常之才艺、超常之生活，更重要的是必有超常之素质，而非如现下某些所谓名人，或借媒体之功，或由外力使然。正因为有名，故古时文人之间用于社会交际会通的书札必然非同凡响，必然多精粹佳作，较之一般大众书信必然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也更有艺术性。诸如李斯、司马迁、贾谊、东方朔、扬雄等秦汉名流书札；诸如上揭魏晋名士书札；诸如唐宋八大家、苏门六学士、竟陵、桐城各派，以至南社社员等历代显达的书札之作，无不名实相得，出类拔萃。

前几日，我收到一部书稿，题为《名人信札的收藏与鉴赏》，是北京大学程道德教授和全国总工会方继孝先生从他们多年的书札藏品中遴选出的精品结集。共收入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近百年间的社会各界名人的115件书札。从洋务运动魁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到戊戌维新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谭词同；从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疑古派史学大师顾颉刚，到大学者、思想家章炳麟、严复；从大教育家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到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巴金；从书法大家张裕钊、沈尹默、于右任，到大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以至科学家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皆赫然名流显士。可谓五彩缤纷，九流鳞萃。其书多功力老到，或行或草，或柔或刚，或馆阁或碑版，或宗法钟王，或自出机抒，均本分率真，天机自动，信由性情所至，全自蕴藉中来。书家自然卓荦不群，不以书法名者亦不弱于书家。洵乃琳琅满目，洋洋大观。

四

名人书札的收藏同其他艺术品，尤其古代文物收藏一样，无疑要以欣赏和鉴定为基础。

欣赏是第一位的，即首先要对书札有感觉，有兴趣，乐于亲近，想去了解，愿意与之交朋友，作知音，而最终以期与之心灵沟通，情感交融。因为书札与其它文物一样，本身是有思想，有生命，有温度的。它凝聚着作者的情感和智慧，或者说它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所谓赝品则为他人比葫芦画瓢，依样造作，是以赚钱为唯一目的，因此不可能有真情感、真韵味。章法必支离断气，结字必呆板死性，点画质量必较低下，总之势必会展露出某种匠气、火气和傻气。

其次才是鉴定。鉴定是一种专门而古老的学问和技术，也是今天文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鉴定大致从文物造假出现之日就已经产生。孙过庭《书谱》云：“夫蔡邕不谬赏，孙阳不妄顾，以其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这里揭示出艺术鉴赏的一个通理，即必须“玄鉴精通”。通俗一点说，即必须要懂。而要懂，要做到“玄鉴精通”，我以为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要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审美能力。其二是要有一定的真切生命体验或实践经验，即要会作文，会写书法。

苏东坡手札（覆盆子帖）

在此基础上，就需要具体了解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了解鉴定对象的意义；

2、了解鉴定对象的技术；

3、了解鉴定对象发展演变的历史。

说到底，也就是要明了《易系辞》所谓“道”、“器”和“变通”三事。《易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所谓“道”，即道理、意义、规律等；所谓“器”，即技术、工具和手段；所谓“变通”，即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对于书札而言，就是要充分了解其性质、功用、意义、文化价值、和材质、制作方式、形制特点及其历史沿革、时代特征等，这是书札鉴定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书札鉴定与其他文物鉴定一样需要参照系。与玉器、青铜器、瓷器等文物鉴定需要以考古学文化材料作为参照物有所不同，鉴定书札以及书画、古籍、碑帖拓本之属所需参照物，则是真实可靠、流传有绪的传世品。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接触、熟悉和研究传世书札原件，要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的考察。其中最主要的是了解作者的文笔风格和书法用笔特点。如果说我们前边所论乃书札产生和存在的时代背景和总的时代风格特征，这是鉴定的基点所在。那么文笔风格和书法用笔特点则属于内在个性，而个性则是艺术品，特别是书札艺术鉴定的主要依据——艺术风格诸要素的核心所在，或曰鉴定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法门。因为风格即人格，书札鉴定一如人品鉴赏，只有熟悉了解了某一个人，才能正确地认识鉴赏他，而此一熟悉了解只能从根本上，通过本体个性把握来实现。另外书札所用纸张的鉴别，也需要通过与参照物的比对来进行。如果纸张确属当时产品无疑，那就需要特别对墨色做认真观察，这也是书札鉴定不可忽视的一点。

第三，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一是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不要做有悖常理的事情。在当今如此浮躁，如此急功近利的社会现实状况下，唯利是图之辈无所顾忌，无所不能，古董要什么有什么，书札想要谁的就作谁。因此必须时刻提高警惕性，最好是随遇而安，不急切，不苛求。二是不要过于自信，切记隔行如隔山。包括书札在内的文物研究和鉴定是相对专业的学问和功夫，造假售假也早就是很专业化的行当。我经常看到一些高知、教授和某领域的专家上当受骗，其原因主要在于自信。我也经常到一些大款、企业家上当受骗，原因还是自信。

赵孟頫手札（宗阳宮帖）

最后我们要说，收藏贵在成之体系。孟子曰：“流水之为物者，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者，不成章不达。”此言虽是在讲为人修身之道，但收藏亦然同理，尤其是书札收藏。只纸片札，古今东西，云鳞雾爪，星散支离，充其量只是吉光片羽。倘若限定某一特定时段，聚焦某一熟络专题，刻意收罗，日积月累，假以时日，则势必会成就一个羽毛丰满而“唯我独尊”的收藏序列或体系，其价值自然非断金碎玉可比拟。

1922年，梁启超先生曾在上海美专做过一个题为《美术与生活》的演讲，其中有一句话感人至深，“问人类生活于什么？我便一点不迟疑地答道：‘生活于趣味’”。大抵由此感发或英雄所见略同，二十年后林语堂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论趣》，高倡：“人生快事莫如趣”。他说这趣字“一面是启发心知”，一面是有益身心。“人生必有痴心，必有偏好癖嗜。没有癖嗜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变为索然无味的不知趣的一个人了。”

程、方二先生无疑是知趣、有趣的人，可谓书札收藏之翘楚。所编著《名人信札的收藏与鉴赏》当属填补书札鉴藏史空白之作，慰同好之渴望，彰典型于久远。是扼腕之余，不揣浅陋，为此小文，权以充序。尚请大家指教。倘能抛砖引玉，余所愿矣！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图书周刊》，2004年9月10日和17日第8版。本文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