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晓 峰

好小说的标志之一，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使人心中一凛，譬如“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这种情形不仅存在于职业性的文学鉴赏，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也是面对好作品时常有的情形。换言之，如果一部作品首先需要从理论上来找出它的优点与价值，由此产生的评价也是需要鉴别的。好小说不是让人读不下去，也不是让人手不释卷欲罢不能，而是中间一定会停顿几次，“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这才是好小说的魅力。王方晨的小说往往在精妙当中有深意，有时甚至到了难猜难解的地步，比如众说纷纭的《大马士革剃刀》。但真正对阅读构成冲击的，或许是《大地仙果》[①]这样的作品。每一次在阅读中间停下来，在悚然而惊当中，让人思考的不仅仅是作品中的时代、环境，还有作者特别的处理方式，以及当代小说中那些典型问题。

一、人物传奇与“孤独者”的绝境

《大地仙果》本可以写成一个一波三折、非常好看的故事。与众不同的农村女性仙果，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对命运进行不断的抗争，甚至是殊死搏斗，这会是一个戏剧性很强的小说题材。主人公为了从底层突围出来，不仅首先要打破许多传统观念的桎梏，而且要有勇有谋，手执利刃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才能最终杀出一条血路来。人们对这一题材并不陌生。2000年当毕飞宇的《玉米》问世后，就小说在文坛与读者中间引起的反响而言，它超过了一些与之类似的作品，如王安忆的《妙妙》、严歌苓的《少女小渔》等[②]。也是在和《玉米》不由自主的比较中，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玉米通过权色婚姻而拯救自己与原生家庭的路径，在仙果那里行不通？为什么玉米在决定攀附权贵之后就能柳暗花明，而仙果即使俘获了“官二代”也只有死路一条？

二者的差异从表面看，只是情节的不同，但实际上是作者审美体系的根本差异。玉米和仙果作为乡村出类拔萃的女性，本是高度相似的，都漂亮机敏、有傲气有眼光，是渴望展翅高飞的金凤凰。那么，为什么王玉米最后能飞上高枝、惠及全家，而李仙果就只能在泥土中绝望地翻滚、眼看父母都坠入深渊？前文讲过，这是因为两位作者审美体系的根本不同。毕飞宇在《玉米》中的兴趣所在与着眼点是人的传奇，即一个不甘平庸的农村女性在想什么，她能做成什么。从起点到完成的过程，是一个传奇。而读者在看到主人公如何一步步克服困难、实现人生理想，虽不辉煌却有高出许多人的荣耀与权力，主人公的矜持与得意，也正是读者的快感来源。小说带给读者的，除了内心世界的景观与探秘，遭际命运的感同身受与提心吊胆，还有终于如愿以偿的尽兴与满足。所以《玉米》归根到底是一部人物传奇，它是以人物的思想、心理、性格、行动为主要表现内容，并以此作为故事情节、发展逻辑和作品意境的。汪曾祺曾在他的小说美学中提出“气氛即人物”，这是诗化小说或曰现代抒情小说的一个特点。而《玉米》正好是相反的，它是“人物即气氛”，人物的心理认知与情绪感觉构成了小说的思想与意境。《玉米》这篇小说带给读者的认识与感染力，不会超过人物所达到的。尽管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反映了女性依附于男权的悲剧性，但实际上这样的人物她的时代性和社会环境并不重要，她可以生活在很多不同的时代，人物的主观意志与行动构成了小说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这个角度也再次印证了《玉米》的审美体系是人物传奇，而小说的隐形结构是历险记，人物通过不断地克服困难而最终走向圆满。

《大地仙果》却不是这样的，仙果向上挣扎的路不仅完全行不通，而且那无形的阻力令人绝望。仙果上学时成绩很好，但她“怕爹娘累着，就犯了糊涂，初中没上完就擅自退了学，班主任去了家里劝说，但她就是不听，还以为自己绝顶懂事。她从小就这样子的，处处为父母着想，并暗暗以此为荣。那时候她真个以为家里只要培养出弟弟就可以了。自古男孩子才是家里的顶梁柱”。这是仙果对家里的第一个长远规划。后来仙果的弟弟去东北的专科学校学俄语，“学校从那边儿说毕业后可以留下来，跟俄国人做生意”。这在当地是罕见的选择，其中不难看出这一家人高傲长远的心性，拿主意的应该还是仙果。但打击也随之而来，弟弟很老实，在异地受了欺凌，留下了很重的心理创伤。小说开篇不久，回乡的弟弟在村口止步不前，亲叔叔元稷见他形容呆滞，一寻思便把他背起来飞快地送回家去。小说在这里出现了第一个不同寻常的情节：仙果的母亲看见生病的儿子不是立刻为病情焦虑、寻医问药，而是上门来质问元稷“把她儿子背回家是什么意思”。到了半夜仙果也来拍击院门，先笑微微地“谢了二叔的大恩大德”，又在客套中“将眼一乜斜”，一语点破他的用心：“您把他背一路，没有看不见的”。少经世故的读者要看到这里才能明白这乡村文化里的人情、心机与较量。家庭的荣耀颜面或曰尊严是第一等重要的事，自家的悲剧哪怕打落牙齿和血吞也不能让外人看到了破绽和笑话。仙果和父母心气之高、心性之强，既是这一家要过到人前头去的精神动力，同时也是软肋。元稷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会瞅准他们的痛处下手。因此小说开头“贼精的”元稷背起呆痴的侄子往村里跑，便成了极为生动又经典的一幕。

小说到这里，人们看到的还只是鲜果一家的生活环境、他们的争强好胜与变故。这三者之间显然是相互联系的，他们的试图超越激起了深藏的嫉妒与敌意，而越是这样他们越要争一口气也让别人难受。因为如此，这个家庭的任何一点波澜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在弟弟的病态被全村人看见不久，一个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仙果夜里回家的路上在村边的玉米地里被一群人侵害了。也是这个情节让人想到了连缀成长篇的《玉米》中玉秀有着一模一样的遭遇。伤害玉秀的动机主要是源于报复，她爹在当村支书的时候不知祸害过多少女人；但是仙果呢？她的心高眼大、精明能干、不落俗套，使她与周围显得格格不入。如果从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来思量，更能看出特别的地方：第一，她的弟弟刚刚被人发现“变傻了”，这个家正在倒霉；第二，仙果离婚不久。她因为丈夫猜疑就说一不二地离婚，在财产分割上寸土不让；第三，这天她为了弟弟工作的事，专门去找了传言中是她情人的大江。如果将这三点综合起来，那些侵害她的人的所思所想也就分外明晰了，不仅仅是她特立独行、树大招风这样简单。分析了这些，我们就能真切地明白仙果的敌人究竟是谁，是一帮什么样的人，他（她）们在哪里。如果说，针对玉秀的是报复性的犯罪，那么针对仙果的则更为复杂，是群体性的围剿和迫害，在白天的风平浪静里不动声色又无处不在。这才是最恐怖的。而仙果的斗志和韧性也是这样被不断激发得更高更强悍。在乡村日常中，两边都厮杀得兵不血刃。

仙果在被群体伤害后，她的反应是小说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处。因为《玉米》中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才是符合常情的：受害人在村里抬不起头，忍受着人们的羞辱；她只有离开当地，逃避到一个没人知晓的新环境当中去。但是《大地仙果》的处理是如此得不同：事发之后，仙果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才能让所有的人都看不出来她遭遇过什么。她尽力平静如常地回到家中，不让父母觉察出一丝异样。在小说随后的情节中，仙果在村中照旧大方地谈笑，意气风发地经营着面包店，生意蒸蒸日上。这其中的奥秘折射出极深的乡村伦理与世故人情：如果她要追究，那么她的不幸和耻辱就将大白于天下，周围的人也会看尽她一家的笑话。在这样的现实逻辑面前，追求法律和正义，只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在人们以及岁月的平静如常中，包含着非常可怕的心照不宣的事实。即使大江觉得“她那个努力生活的样子很美”，但仙果奔跑着、跳跃着的大地，下面可能是一个随时会崩陷的黑洞。

她要有怎样的决心才能仿佛如履平川。寄托了她全家梦想的弟弟，在受了刺激之后人走了样，但他在东北学会的俄式烤面包却成就了意外的收获。仙果热情地请村里人品尝这少见的异国美味，把弟弟的俄语名字“米哈伊尔”叫得高调而自然，并把面包店开到了镇上的繁华地带。在发财致富之外，还有这样的潜台词：去东北学俄语是多么有远见不平凡的事！我们的眼界和能力就是比你们强！这意味着国际化和中俄贸易，在所有人眼里这是“终将通往俄罗斯的大路”。但是天道酬勤并没有发生，仙果的叔叔拿到了她那夜被村里人性侵的物证，嘴上说着：“咱老李家的人，不能让人欺负”。但从他把仙果的弟弟一路背回村让人都看见，不难想到他会做出什么。“即使天底下只有元稷一个人知道了发生在玉米地里的事，也等于对世人遮掩不住了。何况她更不想让元稷——元稷家的人知道”，那会永远受制于人。在仙果还没有采取行动之前，她的父母就把上门来的元稷作为“隐患”除掉了。他们没有透露真相，只是郑重叮嘱她“开好咱家的店”。仙果“在小小的年纪上，就知道拼尽全力保护家人”，那么现在对她来说就是灭顶之灾，所有的努力都将成空。小说的末尾她急于带着父母、弟弟逃离是非之地，可她也明白那是很难的。

和作者的大多数作品一样，这篇小说的叙述灵动、轻捷，展示生活风貌时自然如行云流水，但读者能在阳光灿烂中、在仙果曾经的自信奋发中感到来自四面的压抑，感到逐渐包围过来的终将会致命的“惘惘的威胁”。在张爱玲那里，这种不安全感与“威胁”，来自于察觉“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对于仙果来说，这“威胁”与时代无关，而直接来自于周围环境中的人。《大地仙果》明明讲述的是鲜活的当下，但作品的气息却与近百年前鲁镇的氛围相似，人物同样的孤立无援、同样的走投无路。在鲁迅先生笔下有一系列这样被视为“异类”的“孤独者”：他（她）们大多思想特立独行、与众人格格不入，少数则因遭遇成为当地的谈资并被排斥、抛弃。在这里，要取那些“孤独者” 性命的，是整个村庄、整个小镇的人。仙果也“一直在防，差不多是防着每个人，到头来还是没防下”。小说的结尾当她在大地尘埃中翻滚、挣扎，“你们都是来看我笑话的”，她的嘶吼如同魏连殳的痛哭，“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大地仙果》讲述的是乡村“孤独者”的悲剧。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悲剧的制造者们很难用“愚昧”“落后”“封建”这样的词汇去概括其思想深处的烙印。知识分子一直想完成对民众的“启蒙”，可事实上很多人不是不懂得，而是自有一套价值体系，其核心是利己。在这一标准之下，他人的生命、道德乃至法律都可以无视。在狭隘、封闭的地方，这种情况最为突出，并且积淀成为传统文化与生活环境的一部分，成为人们的日常经验与信仰。因此，在《大地仙果》中，读者所感受到的不是小人作祟，而是无处不在的敌意和不动声色的杀机。和鲁镇相比，这里的村镇已经现代得多，既没有那样浓重的封建迷信，街上也没有喜欢再三去听祥林嫂往事的庸俗妇女。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礼数周全、分外客气。但那远近包围着的使人窒息的敌意与危机，也更加坚定与明确——就是要毁掉你，包括你的梦想、努力和亲人。

“孤独者”魏连殳在悲愤之中假意与他从前所鄙视的同流合污，“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然后在“胡闹”和“糟蹋”中加速自己生命的完结。仙果不是知识分子，她在走投无路的崩溃中只能嘶吼、只能在大地的尘埃里翻滚，而所有其他的人包括读者，也只能在旁边心痛、茫然、无能为力。她的前面，就是那条永远也走不上的“通往俄罗斯的大路”。

二、虚构之境与人间烟火

《大地仙果》主题沉重，但叙事节奏轻灵，环环相扣十分好看。而字里行间中深厚的世故人情、暗藏的机心与诡谲，又耐人琢磨，要忍不住反复推敲其中的草蛇灰线。这篇小说像王方晨的很多作品一样需要用心、用头脑去思量回味。这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但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呢。但《大地仙果》的好看还在于，人们能满足他们想要了解现实生活的愿望。

毛姆在向读者推介英国文学时，首先强调了这一点：“一本书，你要是不喜欢读，就不会对你有任何用处。没有人有义务去读诗、读小说，或读我们归类为‘美文’的那类作品。人只需为了乐趣读书”[③]。在当代中国，大部分普通读者之所以读小说，除了消遣、获得艺术审美的快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愿望——在文学作品中了解人和现实生活。那些能够引起他们共鸣的作品，会受到热烈欢迎，获得极高的评价。这不仅是大众的愿望，一些文学批评事实上也有这样的要求：“当代文学的艺术成就，语言、风格、结构都到了相当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很精美，但却与真正的大地、心灵，与真正的现实太远，形式华美，语言繁复，内容却相对单薄。这种感觉在阅读乡土小说时更为明显”[④]。正是源于这样一种对于虚构文学的不满与焦虑，一直从事文学批评的梁鸿亲自操刀，以非虚构的方式书写了《中国在梁庄》。

一些“形式华美，语言繁复”的当代小说为什么会“与真正的现实太远”？就乡土小说而言，如果人们将“五四”以来的整个新文学史回顾一下，会发现在现代文学时期人们对真正的乡村也只有一个不甚具体的印象，读者或许可以看到农民的悲惨生活、精神气质，但对于他们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却知之甚少。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家大多家学渊源，在城市甚至海外接受教育，即使出身农村往往也是乡绅人家，鲜见亲自稼穑，因此他们笔下的乡村有人物命运也有风土人情，但极少出现具体琐细的生产、生活流程，农民的吃穿用度、日常起居，很少在作家笔下有真切的呈现。当代文学中的农村题材小说似乎不应该存在种情况，因为建国后出生的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底层农民家庭，有较长的农村成长经历。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乡土小说仍然不会有大量的物质生活的细节描写呢？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乡村来说，具体的物质生活的细致呈现无疑将暴露出极端的贫困。到了文学界对“怎样写”比对“写什么”更感兴趣的1980年代中期，作家们可以“放开写”了，但为什么想看到真实的乡村生活依然不容易呢？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原因是，当代一些重要的作家其艺术理念与传统写实是完全不同的。从“寻根文学”开始，就有了对民俗的渲染、对文化象征意味的追求。而在贾平凹那里，还包括对沈从文等文学经典的借鉴、包括文人情趣的发挥，因此会有人不客气地指出《贾平凹的假“定西”》[⑤]现象。但这种表现乡村生活的“假”，也有一定的美学考虑。比如莫言认为“一个小说家最宝贵的素质就是具有超于常人的想象力，想象出来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更加美好”。在《丰乳肥臀》中，莫言“为‘高密东北乡’搬来了山峦、丘陵、沼泽、沙漠，还有许多在真实的高密东北乡从来没有生长过的植物”。他承认：“我写了多年的乡村其实早就是一个虚构的乡村”[⑥]。 在这种美学理念当中，不仅强调了作家的想象力，以及写实与虚构何者更富于艺术魅力，它还包括作家重新营造出的艺术世界的价值。不管这一艺术世界的构成、质地、风格、气韵如何，它作为虚构之境同样能带给读者以特别的审美体验。正如同马尔克斯在写作《百年孤独》时骄傲地感觉到的：“我简直是在创造小说”。小说叙述可以重开天地进行创世纪，作家的虚构之境同样也是一种艺术世界，有其确切的自身价值。问题是，当很多作家迷恋虚构的时候，一个时代真实的社会面貌可能就流失了。

正如同如果《金瓶梅》中没有那些饮食、服饰、建筑、音乐、医药、娱乐场所的描述，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知将欠缺多少丰富翔实的内容与细节；如果没有《红楼梦》，后世永远也想象不出钟鼎之家繁复精致的贵族生活。格非曾经赞赏张爱玲小说中对“器物”的描写，认为它们保留了一个时代的生活记忆。张爱玲的信手拈来，对于当代书写民国故事的作家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些都说明在文学作品中对时代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的写实，不仅会构成清晰具体、质感细腻丰富的小说内容，而且会在社会、历史等方面形成非常重要而珍贵的认识价值。一部分作家对此是有追求的，比如格非在《春尽江南》中大量地写到当今的社会新闻、时尚、名牌、房地产、法律、教育等等，在这些方面逼真呈现而不是追求玄虚。那么，人们可以通过小说了解当下真实的乡村吗？这样的作品有，但是不多。当梁鸿出于对乡土文学的失望而推出了自己的“非虚构写作”之后，她很快就转向了虚构。特别是近期完成的长篇小说《四象》，它以灵魂叙事的手法，融合了幻想与现实，在语言探索上也有先锋文学的气质。她坦承小说里的梁庄“跟真实的梁庄经验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和关联，但是，你说在一个文化逻辑内部，可能每个村庄都是有关联的”[⑦]。这即是一个典型的虚构之境，“可能每个村庄都是有关联的”是它的逻辑。这部小说的思考和表现方式难道不是又回到新时期以来乡土文学的创作主流中了吗？回到了她十年前所批评、所无法再容忍的“形式华美，语言繁复”而离“真正的现实太远”。梁鸿当年所希望看到的“现实”绝对不是精神或者内质的现实，而就是当时农村凋敝残败的现象和问题。她的拍案而起与回到主流，足以说明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对于虚构艺术王国的迷恋。所以，尽管农村题材的小说众多，但读者如果想从中看到中国农村生动真实的现状，只有少数的作品能够做到。

《大地仙果》是当下农村生活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握在作者手中，它有不同的角度，或直面或倾斜，它选择了不同的时间，利用了不同的光线。世相斑斓多彩，而本质深切冷峻。人们从《大地仙果》中看到的不单是一个人的命运浮沉，同时也看到了社会百态：一家人的桌几院落、一日三餐；两个村庄的格局民风、人情世故；一个小镇的发展繁华、三教九流；以及一个时代在此地的全部映射：

所以说，他们也都是她命中的贵人。他们像天上的候鸟一样来了塔镇，把当地出产的大蒜、芹菜、圆葱、茄子、辣椒等等菜蔬，贩运到全国各地，甚至出口到全世界，是当地人的财神。他们受欢迎，受塔镇政府保护。把他们伺候好，当地的物产就能源源不断地往外运，就不会烂在地里，这就是为当地经济做贡献了。自己能活好，是命好；自己活好了还能给社会做贡献，是命更好。

这天，整个镇子里就只剩下了俄式面包的香味儿。油条、包子、花卷、馒头，那些大大小小的饭店，包括镇上唯一一家肯德基，所制作的珍馐美馔，都不存在了。让人有那么一恍惚，就是在俄国了，就是在《列宁在十月》里了。这哪是中华大地呀！吃过米哈依尔面包店的大面包的，不得不承认，自己娘胎里就习惯的麦子香，有了迥然不同的风味。肯德基没带来国际化，——炸鸡腿、汉堡包、可口可乐、冰激淋没带来国际化，俄罗斯大列巴将国际化带了来。这让人激动，也似乎让人有一点点紧张呢。

当然，她这老板手下也才只两个员工，她还得给他的弟弟打杂，还得当收银员、售货员。但她不碰钱，早备了小盒子装了零钱，顾客自己把钱丢进去，丢多了就自己找回。她要保持两手卫生。钱那东西，净细菌呢。会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更方便了，早把二维码打印出来，用透明胶带粘到了柜台玻璃上。国际化了，当然离不开现代化。

小说不仅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浮世绘，而且有考究的细节，比如“店的层高有三米九，小夫妻做了半边的楼板，上面就成了晚上的住处。以及买双层烤箱用去多少钱，买打面机、发面箱、打鲜奶机、冰柜、冷藏柜等用去多少钱”。这是《金瓶梅》的用笔。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它确实体现出了《金瓶梅》的风格与锋芒：对驳杂世情的精准描绘，对各色人心的了然洞察，对生命存在的喟然长叹。它体现出一部好作品看到世界、直抵心灵的力量。

三、文学的立场

王方晨的很多小说都具有《大地仙果》所体现出的特点，比如短篇《咱家的月宫》《跑吧，兔子》《乡村火焰》《祭奠清水》《八月之光》《树上的孩子》；长篇《公敌》《老大》等等。二十年前他是李敬泽眼中“乡野的先锋”，如今他犀利而含蓄的目光早已跨越城乡。尤其是近几年来他的小说对当下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把握，叙事精彩，问题敏锐，比如中篇《樱桃园》中的乡村政治与民间经验、长篇《老实街》中的城市文化与道德秘密、长篇《背后》及中篇《福勇的大河山史》中的官场生态与平民悲喜。这是一个勤奋、睿智、始终有明确立场的作家。

这里所说的“立场”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在他那些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中，是非善恶极其分明，有时在平静的叙述中仍能感受到作者无法遏制的激情；二是指他的作品一直体现着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主题、人物到情节设计，都是从他观察和领悟到的现实出发的，是丰满血肉中的刺，是如鲠在喉的真实。他的一些小说可以做这样的概括：大地之上有没有仙果？如果有，它是怎样存在、又怎样被毁灭的？毁灭它的那些人是谁？是他们构成了大地吗？真正优秀的文学不是现实有了问题才急于去反映，而是往往先知先觉。而读到了好作品的人，会更容易看清时代的症结。比如在当下，激起普遍关注的数百起“高考顶替”案、“工作顶替”案，人们疑惑为什么会在一地高发。但其实《大地仙果》这样的作品早就将烂熟而不以为异的地域文化写透了。人们勤劳精明，充满了心机、算计、倾轧、吞并，一切都是在平静的日光流年中进行的，它甚至是广大的民间生活中坚韧寻常的组成部分。所以仙果在众目睽睽下必被毁灭、无处可逃。

诚如王方晨自己所言：“我创作三十多年，一直没有偏离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这条主线”。他将自己的创作理念命名为“现代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无疑是中心词，“现代”则是对“现实主义”的修饰。在他的作品中很容易就能找到表现、抽象、变形、荒诞、黑色幽默、超现实、时空交错等现代派文学元素。他说：“现代现实主义”要“具备两大特点：一，真实是它的基础；二，表现手法的不拘一格”[⑧]。在这里，他首先强调的是“真实”，“真实”是“现实主义”的灵魂，用以表现它的艺术手法则是自由多样的。

王方晨对“真实”的坚持，体现出非常可贵的品质。即便他不是生活在齐鲁大地、而是成长于黄土高原，他也很难设计出《平凡的世界》中某些主要情节：赤贫的孙家除了长女遇人不淑，其余三个子女分别被村支书、地委书记、乃至省委书记家的后代所倾慕；干部子弟李向前在双腿残疾之后决心不当废人，到街上去补鞋；孙少平通过诚实的劳动，从农民变成了矿工中的佼佼者，逐步实现着进城的理想。以王方晨的锐利和倔强，他构造不出这些“感动了无数读者”的情节。而从一个作家的职业道德来说，路遥本来也应该放弃对某些情节的编织的，比如关于农村青年在当时如何进城的中心议题。路遥强烈主张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不能“在农村‘沤’一辈子” “死到农村”，为此他在现实生活中付出过艰辛全面的努力。他在把自己的几个弟弟及好友一一从农村迁往城市工作的过程中，依靠了各种人脉和运作方式[⑨]。路遥也坦承“这一切太庸俗了，可为了生存，现实社会往往把人逼得在某些事上无耻起来。这是社会的悲剧，你自己也许体会更深”[⑩]。但《平凡的世界》和路遥内心所意识到的真实是完全相悖的。路遥有他的文学策略，而王方晨这样的作家有他的立场与坚持。

在对当代文学进行评价时，读者们往往用《平凡的世界》来质疑、质问当下小说的成就。这部小说如何以它的通俗性、大众化、以及丰沛的情感、崇高的道德、底层的励志等因素赢得读者，此处不赘。但需要我们反思的是文学批评与学界态度的逆转，从当初普遍对它的轻视，到新世纪以来从审美与学术研究的不同角度阐述它的深意与价值[11]。《平凡的世界》究竟是不是一部好小说可以存疑。倘若它是，而且真的如某些研究所说达到了小说在思想艺术、文学史与社会学相当的高度，并从而成为一种衡量标准，那么当代小说的成就判断真的是混乱而可悲的。不妨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为了文学史的各项研究，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有多少人愿意从审美出发将《平凡的世界》再读一遍？并且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嘲笑？《大地仙果》只是一部中篇，但它需要细读，经得起反复阅读。它并不给人以温暖的幻觉、精神的慰藉，却用它不大的体量告诉我们来自生命深处的真相。承认这一点，也是文学批评应有的立场与担当。

[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①] 王方晨：《大地仙果》，《清明》2020年第1期。

[②] 2005年，《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2010年，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2018年9月，《玉米》入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③] 毛姆著、李博婷译：《聪明的消遣——毛姆谈英国文学》，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页。

[④] 梁鸿：《〈梁庄〉的疼痛——我为什么写〈梁庄〉》，《北京日报》2010年11月15日。

[⑤] 闫小鹏：《贾平凹的假“定西”》，《文学自由谈》2012年第2期。

[⑥] 莫言：《小说的气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9页。

[⑦] 梁鸿：《进入到人物灵魂内部：〈四象〉创作访谈》，《南方都市报》2020年4月4日。

[⑧] 王方晨：《“现代现实主义”是一种必须的创作手法》，《时代文学》2019年第3期。

[⑨] 在给曹谷溪等人的书信中，路遥屡次提到他为了不让几个弟弟“在农村‘沤’一辈子”，千方百计托人找工作解决“农转非”的问题。（见梁向阳《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在海波撰写的《我所认识的路遥（中）——兄弟情深》“路遥帮我找工作”一节里，作者也回忆了路遥几次给他帮忙的经历，以避免“死到农村”的命运。（见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2月版）

[⑩] 路遥：《致海波》，《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散文、随笔、书信）》，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11] 如李建军：《他是最伟大的当代作家》（《黄河文学》2013年第5期）；李陀：《忽视路遥 评论界应该检讨》（《北京青年报》2015年3月13日）；郜元宝：《致敬可惜太迟，诵读永远不晚》（《文学报》2015年4月9日）。其中影响较大的是2011年6月召开的“路遥与‘80年代’文学的展开”国际学术研讨会。

来源：《百家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