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齐鲁祖籍

                       文/邢宪鹏

       小时候，跟大人去走亲戚，每到一处，熟人们总笑着问一句：山东客啥时候来的？我虽然回答了他们，可心里老不舒服，感到被歧视或受了羞辱。我的村名是兴隆庄，可方圆十里以内，多数人都叫我村＂山东凹”。说起我们的村人，也总是山东客咋样咋样的。这种说法从解放前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逐渐减少，但至今并未根绝。村民们已经习惯了，麻木了，因为大家的老家本来就在山东。

       我村各户来自山东不同的州县，我们邢家来自济南府淄川县。根据过去祖父的讲述，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山东西北部的这个小县。一查史料令我惊奇，淄川和醴泉两地竟然是在同一年改成各自现在的名称的。都是在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贝丘县更名淄川县，因境内有一条淄河；宁夷县更名醴泉县，因境内有泉，水甘如醴，且旁有醴泉宫。如此巧合，可见我家从淄川到醴泉是上天之意吧！

    《淄川县志》上说它是＂千年古邑，物华天宝，地灵人杰，朝多名宦，代出俊贤。”在淄川的众多俊贤中，郭沫若称赞其“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清代文学家、小说家，以《聊斋志异》闻名于世的蒲松龄，应该是淄川最大的名人，是淄川一张靓丽的名片。

       淄川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华北平原，地形有平原、丘陵、山区三类，可那些所谓的“山＂，最高的海拔也不足千半，远低于巍峨的九嵕山。那里的农耕条件本是不错的，可世道逼得人无奈背井离乡，祖父带着一家人来到了陕西。

       清朝末年，国力衰微，山东为列强瓜分，太平天国被镇压后，仍有捻军活跃，义和团后起，民间武装及土匪众多，社会矛盾尖说，民族危机加深。水旱灾害频发，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山东人为了生存大量外流，闯关东、走西口，逃难到陕西的有50多万人，我的祖父就是这时离开山东的。

       难民们有的挑着扁担，有的推着地轱辘车（一种木制的独轮车，推动时有吱吱的响声，所以也称叫蚂蚱车子），风餐露宿，沿门乞讨，吃尽了苦头，才来到陕西。

       淄川邢家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祖父到陕西前，有好多邢家人早来了陕西，分居在两地：一处在临潼房村（现归阎良区），形成了一个几十户人的村庄一一邢家屯；另一处在泾阳县云阳镇西街和附近几个村子。祖父一家人先在邢家屯住了一个时期，我姑婆就嫁到了这里的武屯镇。后来又到了云阳镇，想在此长住。这个号称关中＂白菜心＂的地方，有郑国渠的水，是千年的老灌区，农业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人均耕地较少，地价昂贵且置地不易，于是举家继续向西，过了泾河，来到醴泉赵村附近的泔河岸边停了下来。他们离山东时，还是大清，宣统皇帝在位，及至醴泉，城头变换大王旗，已是中华民国。虽已改朝换代，可一家人依旧在苦难中挣扎。

       一天在赵村集上，祖父遇见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忙上前问话，果然是青州府的老乡，姓闫。＂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能在千里之外见到故地之人，欣喜若狂。两人促膝而谈，相见恨晚。老闫说他在泔河南岸落脚，赵村东南十里左右吧。那里地广人稀，只有他一户，太孤单了，让祖父搬过去，就有个伴了。还说他盖的“地屋”能腾出三间，供祖父一家栖身，于是祖父又搬到了泔河南岸。

       后来又有老闫的亲戚王家、青州府益都县的刘家、寿光县的张家、党家几户山东人落脚于此，几年内这六姓山东人组成了一个小村庄。这里离周边村子较远，荒乱年间，许多土地的主家或家破人亡，或外出逃荒，有许多弃耕之地，荒草蔽野，狼狐出没，低价就能买到。各户先后或多或少置得了几亩薄田，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顽强地生存着。此后二三十年，不断迁徙来许多山东难民，人口增长到数百人。这个山东人聚居的村庄，由于地势低洼，人称“山东凹＂，后来祖父给它起名＂兴隆庄”，寄托了村民祈盼兴旺发达的愿望。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战乱结束，社会安定，山东邢家的权威人士，就向临潼、云阳两地传达了祖父以下十代人起名的顺序：昭、宪、启、令、绪、钦、经、崇、宏、刚，说是无论到什么时候，邢家人相见相聚，都能明白相互的关系，不致混乱。遗憾的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并未遵守祖上的遗训，我行我素，单从名字上很难知道辈分的高低了。多年来，我家和阎良（过去属临潼）、云阳两地一直有来往，和山东老家的来往却越来越少，我知道的只有两次。

       一次大约在刚解放，姨婆来看她妹一一我的祖母。那时我年龄太小，全不记得。父亲说他和姨婆去阎良，姨婆走不动了，他背着姨婆。走到铁路边，见没啥动静，就想过去。刚一跨上铁路，“呜！”听见鸣笛，一列火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开了过来。父亲大吃一惊，乱了方寸，背着姨婆硬是向前。刚冲过铁轨，火车擦身而过，搧起的风把他刮了个趔趄，差点倒在地上。好险啊！多亏那列火车出站不远，速度较慢。父亲说这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凶险的事。

       我上二年级时，两位舅爷从老家来，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戴的帽子和电影里八路军的帽子一模一样的，前面上下有两颗纽扣，他们和祖父、父亲聊天时，讲了很多老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的事，我少不更事，全都忘了，只是记住了两句顺口溜“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祖父常说要回老家，去看那碧波荡漾的淄水，看那建有郑公书院和鬼谷子洞的黉山。淄川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是他的故乡。那里有祖宗的坟茔、家族的祠堂，魂牵梦绕，难以忘怀。我也盼着“乡音未改鬓毛衰”的祖父“少小离家老大回”，能带着我去山东逛逛，可到底没去成。

       那时的生产队有永远干不完的活，我家人口多、负担重，经济拮据，少吃缺穿，要抓紧挣工分。另外，回老家得路费，买礼物也要钱，囊中羞涩，57、58两年都没去成。紧接着是三年困难，到62年形势好转，可祖父他老人家却重病在身，卧床不起。祖父是上过私塾、读过＂子曰 ” 的人，他说祖坟在哪里，哪里才是故乡。他的故乡在山东济南府淄川县，他是一个在陕西生活了几十年的山东人，现在恐怕要客死异乡了！这年，69岁的祖父没能迈过门槛，带着无限的乡愁、无限的怅恨走了。祖父的坟墓是朝着东方的，为的是他能看见遥远的故乡，那个齐鲁大地上的淄川县。

       之后和山东的唯一联系是姨婆的儿子王宗保跟父亲有鱼雁往来。虽然不再有＂烽火连三月”，可依旧“家书抵万金”，靠着书信，秦鲁两地的亲人能互相知道对方的情况。每次得知山东某位亲人不在了，祖母总会伤心落泪，有时会在十字路口为远去之人烧化纸钱，以寄哀思。随着祖母年事渐高，再也没有此类消息，祖母伤心地说，老家长辈无人了！

       父亲去世后，再也收不到山东的来信，和老家从此音信断绝了。

       祖父母在世时，他们那一代人都把陕西原住民叫“本地人＂，以区别自己的“山东人”。我上学时填表，＂籍贯 ” 栏填了＂山东淄川 ”，却被老师纠正成“陕西礼泉”，从此以后每逢填表，此栏都是“陕西礼泉”，直到现在。好在籍贯对人没有利害关系，不像家庭成分，会影响人的政治命运和事业前途。它和上学工作、入团入党、提升晋级没有联系，因而不重视它，觉得可有可无，甚或是多此一举了。

       实话实说，活了大半辈子，填了无数次籍贯，可对它的严格意义，从未深究。籍贯究竟指什么？词典上都解释为＂自身出生或祖居的地方”。仔细一想，不对么！瓜客老王的儿子是在我村出生的，第二年全家回了老家河南，这个小王的籍贯能是陕西礼泉吗？至于祖居的＂祖”是哪一代，没有说明。有说是祖父，有说是曾祖，更有说曾祖父以上的父系祖先，并说＂一些已经离开了祖先出生地或已经离了家乡的人，他们的后代，仍然追溯祖先的出生地或祖先的家乡（即祖籍）来作为自己的籍贯。”看了这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论述，我茫然了。我的籍贯既可以是陕西礼泉，也可以是山东淄川，人是跑虫，四海为家吗。估计像我这样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的人最少也过亿了，所以公安部在1995年专门发了文件，统一规定：公民的籍贯应为本人出生时祖父的居住地（户口所在地）。按此规定，我祖父祖母和父亲的籍贯应是“山东淄川”，他们都已作古，不知天堂还有无此项要求？我和我的子孙，籍贯是＂陕西礼泉”。齐鲁之地的山东淄川是我的祖籍。

       籍贯正在失去它的实际意义，可它的象征意义还存在。它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 ” 在哪里，以唤起对先辈的思念与感恩。这种＂根＂是一直流淌在血液中的，凝聚在心田里的永恒的记忆。

作者简介：

      邢宪鹏，男，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西张堡镇兴隆村人，农民，教过书，爱好文学创作，先后在市级以上报刋及《城市头条》等网络平台发表诗歌、散文数十篇，系礼泉县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