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依，1989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文学硕士，青年评论家、助理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鲁迅文学院教研部教师。现为《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

一千个读者，一千部《北上》

赵依

我差不多是2016年的时候知道则臣老师要写这部长篇的，当时则臣老师跟我说了小说的大致设计，其中有一个关键的情节起点，意大利人小波罗要在中国寻亲、找他的弟弟，但是他不能透露要找弟弟这个事，因为当时他的弟弟是以意大利联军的身份来到中国，小波罗如果公然说要寻找一个身为侵略者的亲人，显然找不到，在那样的局势下也会增加很多麻烦和危险。但是当近三十万字的小说拿出来以后，关于这部分的设计在文本里面并没有明说，为什么小波罗不能一开始就告诉船上的那些人他的真实目的，面对谢平遥这样一个很进步或者说很开明、现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隐瞒，小说处理出来的结果是需要依赖读者去揣摩、理解小波罗的隐忧的，但是应该也有部分读者理解不到或者猜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可以写得再明朗一点，这个情节起点其实是整部长篇的一个内置逻辑基点。

这也涉及到马福德最后的归属和结局。一个意大利人，他在中国民间藏了起来，有了家庭和后代，过着也算安稳的生活，就没想过去联系自己的意大利亲人吗？他真的就能因为自己的国家侵略了别人的国家而忘记自己的来处吗？马德福的后半生得以侥幸安宁其实是作者赋予了爱情过于伟大的力量，我是觉得马德福对于秦如玉的这种爱情拯救不了一个人本质上的命运观和精神难题。而且世世代代隐藏着血统，不被人发现是外国人，包括马德福自己的后代都看不出自己的外来血统，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意大利人的相貌是很容易被识破的，所以对于这部分故事的逻辑真实我也有一点迟疑。如果把马德福写得想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一些，写得内心更有痛感、更复杂纠结一些，我觉得会更能打动读者，人物也会更亲切真实。

刚才很多老师说到谢望和与孙宴临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值得探讨的是，这个爱情有没有发生的必要？谢望和是讲述者，他可以把孙宴临这个摄影和运河专家纳入家族世代故事建构的一部分，但他们两个人不一定需要以爱情的模式结交，这对于人物塑造、情节推动甚至我们最关注的主题表达，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助益，反而容易引起读者的吐槽，或者说拉低小说的格调。像饶翔老师说的“土味小情话”的部分，我还特别无聊地把他们俩河边拥吻的场景里的一个细节做了细致的查验，从家走到河边的步数，情话里的大概意思是——因为爱情了，路程可以通感减半，所以我真拿计算器算了一下那几组关于步数的数据，我发现都是对的，确实是减半和加倍的关系，则臣老师还是很精心地设计了这些互撩套路和情话的，但是这些东西就有点像《耶路撒冷》里面的性描写，有的地方比较粗犷，有的地方又比较单调直接，不太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应该写得再性感或者感性一些。

然后小说的第三部，结尾部分的很多语言其实可以算是则臣老师的创作谈，有很多则臣老师的想法在里面，包括对运河的定义，对时间、历史的定义，包括小说本身的意义，通过暴露谢望和的讲述者身份，则臣老师实际上把前面的很多可以说是带有强惯性的东西拆解掉了，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文本的张力和意义空间，有的地方也因为这种建构后的解构而得到了有效的解释和补白。其实读到中途的时候，我也有岳雯老师说的那个感觉，会想这部小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巧合的世代家族故事的设计，然后暗自期待看这些人物最后怎么相遇，看则臣老师怎么把这些巧合给顺下去。但是读到第三部我知道前面是我自己过于自大了，我没有想到最后则臣老师会把好不容易建构起来的东西给拆了，刚才丛治辰老师说第一部里面有特别现代的语言，我觉得可以理解为是谢望和作为一个讲述者，在吊儿郎当地讲这些事情，口吻还有些像脂砚斋或者金圣叹批。一切的不满足都可以由最后一部分来化解和得到满足，我们完全可以责怪谢望和没有好好讲故事，但我们不能说则臣老师考虑得还不够，这是比较妙的。

当然瑕疵也还有，在小说里依靠评论性的语言把这些想法和盘托出，有点让我误以为最后一部分是写给评论家看的，这可能是作者太过操心，担心小说在阅读接受的环节言不尽意。这完全可以理解，小说就像自己的孩子，家长深怕自家孩子在社会上吃亏，总想着再多保驾护航一段。说实话，写《北上》的评论，我是特别舒服和得心应手的，因为这部长篇可以言说的东西非常多，形式结构、历史叙事、时空关系、现实题材和当下性、格局气象、学养知识、语言、情节、人物等等，一部好长篇该有的元素《北上》都有，但是《北上》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特别朴素的问题，就是它如何调动起更广大读者的原始好奇心和阅读兴趣，我们都知道运河很重要，但是运河跟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有什么关系，跟读者共鸣的点到底在哪儿，可能还需要一些真正打动人的细节和情节来支撑。

下面我还是必须要无视评议人的时间提醒，说一些必须要说的“好话”，写的评论会发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创刊号上，这里仅仅重申几点《北上》里我最欣赏的优点。

最开始拿到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是完全把它当成游记来读的，我非常赞叹这种以游记进入小说的写法。因为差不多在1840年以后，中国的行旅体验才逐渐脱离古典型体验，竹杖芒鞋被轮船火车取代，世界空间概念植入中心之国的概念，游记文学才从传统转向现代，不再着重于山水的游览和思乡怀人的传统情感表达，开始伴随中国时局的变幻，突出地传递出最直接的现代性感受。《北上》恰恰是讲的1840年以后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种游记和小说的文体对接非常适用于整个故事的铺展，讲时局变化、探讨现代性、在叙述结构里面呈现“看”与“被看”的关系，这是《北上》这部长篇小说带来的长篇文体的新范式，是特别出彩的地方。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由线及点或者以点写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游踪结构”和“游者视点”来展开，每个同路人都可以承担起叙述线索的文本功能，宕开来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小说的叙事线索很容易就被作者做成了树状式，为结构的开合和抒情的自由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最后谈一个人物和叙事装置的问题，《北上》里面最打动我的人物是小波罗，这还不主要在于说这个人物写得有多么可爱和活灵活现，我是忍不住地要在阅读中去为小波罗想，到底是什么杀害了这样一个意大利好人，是由义和团运动掀起的仇外心态的普遍爆发、是受苦于现世又不知归罪于何处的盲目宣泄、是由本土船运技术落后而导致的医疗时间延宕、是传统医疗在复杂病症前的无知无畏还是小波罗本就不该在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时跨国寻亲？包括我也在想是谁杀害了秦如玉的父母，是什么导致了马德福最后视死如归……这些肯定都跟中国的现代性阵痛共生，所以这些人物的命运也就必然涉及到历史、时间、地理、人伦等等维度，我觉得这个结合得很好，从人物个体的命运切入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的碰撞。包括小说里面有从运河折到铁路上的战争故事，其实这也是很有意味的设计。则臣老师当然是非常注重文本的结构和装置艺术的，除了互文、隐喻，则臣老师还比较喜欢用题记，比如把苏轼的传世名句“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作为《王城如海》的题记，这既是小说题名的由来，也是对故事核的高度概括，城与人的关系探讨被纳入古今视野，从而也生发出新的况味。《北上》也设置题记，一中（白居易）一西（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山水、人间、时光、历史，尽归其中，同时和盘托出小说里中西文明的对照性视野和文本的意义结构。《王城如海》里，客栈“菩萨的笑”牵扯出另一条叙事的主线，也成为故事转折和解开谜团的关节。“菩萨的笑”不仅出现在《北上》的现实部分，还成为“小博物馆”客栈的灵感来源，而“小博物馆”客栈，成为《北上》建立人物联系、转换时空场景、衔接古今叙事、分离情节线索的重要装置。还有《北上》里的考古发现，就好比《王城如海》里的面具，将小说叙事推向最终状态，强化着文本的丰富形态和品相追求，去追问这个时代的精神真实。《王城如海》中有“疯狂”的伦理，《北上》中也有“翻译”的伦理，疯狂不只是一个人的精神崩溃，而是每个故事人物难以逃脱的揭面，如何翻译也不仅是单一知识分子的职业良知，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背景中如何去看、去辨析、去行动的集体选择。包括最后谢望和叙述者的身份，其实就可以把他作为一个道具化和符号化的人物来看，则臣老师是想在文本里对接读者的重复性阅读或者说是引入可写性阅读进入文本，所以对于《北上》这部小说，永远没有完成时态，它永远是一个敞开性的、状态性的文本，从传播学的意义来说，最后《北上》的成型还在于读者，而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部《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