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微博昨日发布了一条博文，概括了发布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副司长严华国的讲话内容，具体如下：

严国华表示，下一步将在三级综合医院全部设置中医科室，支持二级综合医院设置中医科室。加强综合医院中医药人员的配备力度和中药房设置。在综合医院临床科室强化中西医协作，让患者在临床科室就能接受到中西医联合诊疗服务。对临床类医师开展中医药专业知识轮训。聚焦癌症等重大疑难疾病，力争在五年内形成100个左右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看到这些措施，笔者心里是十分高兴的，如果真的能够落到实处，那定是人民之福。

这条微博有一千多条评论，其中应该不乏一些在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或是曾经在三甲医院工作过的医生，也包括体制外的中医医生、中医爱好者，当然也少不了中医黑。

有一位中医教授对此发出提问：“很奇怪，哪家三级医院没有中医科呢？”我们见到的很多三级综合医院确实都设有中医科，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反映，不少三级医院里的中医科其实也很尴尬（属于医院里的鸡肋科室，比如有的中医科的医生可能只会开中成药和西药），不过也确实有一些三级综合医院还没有中医科，如一位佛山的网友说，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三级综合医院）是新冠疫*情后才开中医科，之前一直都没有中医科。

有的中医医生并不看好这种设置，建议加强专业中医院建设。

其实如果三级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室的中医医生能够保持健全的中医思维，能够坚持中医实践，能够用中医思维来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那么这样一个中医医生群体也将会是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就算是中医院都存在较为严重的“西化”问题（因为中医药不挣钱），那么一般的三级综合医院的中医科，可能境况就更加尴尬了。

当然，综合医院里的中医科做出好成绩的也不少，比如上海瑞金医院里的魏氏伤科（是一个中医骨伤科，传承百年不衰，年门诊量超7万人次，详情阅读>>）；在国家卫健委这次的发布会上，中日友好医院的宋书记也讲到了他们在中医药诊疗方面及中西医协同方面的探索。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类医师占比17%，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年诊疗量占总工作量的三分之一等等。

有一位网友也讲述了他在中日友好医院看胃病的经历：过年的时候我胃痛，去中日友好医院找一个教授看病，他给我把脉看舌苔，然后他给胃镜单子，化血单子，最后给我开的纯中药汤药，吃了两个疗程胃就好了。这个教授是中西医都会，他说借助西医手段能明确病医，和中医确诊病因互相印证。反正不管中西医，能治病就好。

其实，笔者认为这位网友的观点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普通老百姓的观点：中西医协同能看好病就最好了。

这位教授的观点笔者是认同的，而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医思维指导。中医的诊断四诊八参、六经辨证等是中医的优势，要好好掌握不能丢，同时，就像不少中医大夫说的，现代化验检查不是西医的专利，是时代的红利，为全体医生共享，掌握在不同人手里，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有中医思维的中医医生手里，就可以和中医的四诊八参等诊断一起发挥更全面更整体的效用。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教授就常说，临床工作时中西医不要排斥，中医要学会使用西医的治疗手段、方法及药物等，前提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

在治疗新冠重症患者时，中西医协同治疗的效果就很好，叶永安教授说“西医撑得住，中医救得活”。当然，其实还是有很多普通人可能不清楚在新冠重症治疗中中医发挥的作用（这和一些舆论宣传有很大关系，比如电影《中国医生》抹杀中医抗疫之功），在新华社这则微博后面就有这样的争论，其中一位网友（应该就是个中医黑）就说：“重症患者是靠呼吸机和激素药物治疗”，让人觉得可笑之余也有深深担忧——因为一些讲述抗疫的文艺作品或纪录片中有偏差地展现出来的就是这样。

综合医院中医科以及中医院要真正姓“中”，还可以参考中医药医改三明“处方”。在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曾经也面临困境：许多医生改行了，有的调走了，因为开中药没有经济效益，更多的人改开西药不开中药了。——这不就是大多数中医院或中医科面临的困境吗？

后来三明市实施了四个举措，扭转了过去“以西养中”的尴尬局面。具体举措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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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让中医医疗服务临床价值和技术劳务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留住了鼓励了培养了中医药人才，极大地发挥了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也很大程度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实现了多方互利的结果。

除了中医药三明“处方”，新华社报道过的柳州市DRG付费改革中的“中医疗效价值付费”也是模范生，尤其是柳州市中医院，实现了“患者少花钱、医院增收入、医保减支出、中医特色得体现”的多方共赢结果。（详情参阅：这家中医院的中医DRG模式，让多方受益，值得推广！）

所以，对国家提出的“三级综合医院将全部设置中医科室”相关医改内容，笔者认为是“未来可期”的。大力支持推动中医药发展，在“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这一点上，中医绝不会辜负社会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