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年文学》 | 桫椤
关键词：王方晨
在短篇小说《大块伫立》精巧的故事结尾，人们站于街边，看铁匠大块被他的妻子曹凤娣当街追打，就像看一出精排的好戏。妻子在身后山呼海叫，大块莽莽撞撞向前奔跑，俨然就是一场有预谋的“双簧”，“那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因而，无论是追的、跑的还是看客，心头涌起的与期待着的，不是提心吊胆的恐惧，反而有丝丝酣畅的快感。
《大块伫立》的精巧在于，这样的“表演”场景不止一次出现，故事刚开始就已经上演过这样的“全武行”。那时的看客也是响水街上的居民，奔跑者是小时候的大块；不同的是，追打他的是他的父亲“响鲁”。排布在小说首尾两端的两个场面，情景几乎一模一样，连起来看，会发现它们形成了一个哑铃型的平衡结构。
追求结构上的平衡，一前一后或一老一少、一男一女等，是这篇小说在写法上最值得玩味的地方。随着情节的推进，父与子这组最重要的关系由明线转入暗线，尽管大块仍然是一个被打者，但实际上他的精神世界已经被父亲“附体”了，第二重平衡关系即体现在父子两代人安身立命的“响鲁锅”上。
伴着幼时的大块被父亲追打，“响鲁”在开篇被命名，而在故事结尾时，打造“响鲁锅”的技术在“铁锤生风，大块嚎叫”中已达至境，“又比先前好了”！
——这一副“哑铃”结构的中间手握处，是三十年的光阴。
三十年光阴，“响水街鲁智深”当街跌了狗啃屎后一个时代结束了，大块从小长到了大，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响水街长高了，铁匠铺的二层老店成了唯一；禁忌变了，过去父亲追打大块的一个原因是他“乱坐，工具摆放不整齐”，尤其是坐铁砧更是大忌，而今不仅夫妻间“敲砧叫人”，更常见“凤娣大咧咧跷腿坐在铁砧上”。诸多变化中，勒刻着光阴流逝中的时移势易。
身处在日新月异的时代现场，写出生活中物是人非的变化并不难，甚至不用做什么艺术加工；真正的难度在写“不变”上，这是考验作者的地方。
《大块伫立》写出了如此丰富的“变”，就要用“不变”来平衡，这是小说的第三组平衡关系。而这也直抵作者的立意，即试图写出“变”中的“不变”，或者说是深处变化现场中的人，对那些“不变”的坚守与追寻。小说为此塑造了两个功能性人物，钟老师和李幺嫂。
钟老师正面出现了两次，两回都是补锅，第一回是找大块的父亲补，由于赞赏他的技艺而将铁匠那个啰嗦的绰号简化为“响鲁”，并以此来给自己的锅命名。第二次找大块来补，而且还是那口旧锅——正是这次，唤醒了蛰伏在大块身体里的铁匠父亲的灵魂，从父亲那里传承来的手艺变成了他的精神信仰，打铁制锅由生活手段变成了人生对技艺和精神的追求——给予平凡而神圣的“劳动”以生命。钟老师的这口“活锅”是作为意象出现的，是传统文化和大国工匠精神的鲜明象征物，这彰显着小说的诗学韵味；与之有着相同作用的，还有被大块用来藏锅的瓦子岭上的万年洞窟。
通俗一点说，钟老师是传统文化的代言人，大块被唤醒主体意识是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启蒙而非外来的力量，人物的思想转变表达的是作者对待文化传统的立场。
此后，钟老师病故，大块在妻子的催促下不断送锅、偷偷藏锅，以及重新开始对行规禁忌的遵守，皆是对传统的敬畏与景仰和对信念的追寻与坚守。
如果把钟老师对大块父子二人的肯定和欣赏看作是向内的视角，那么李幺嫂则是旁观者的视角，她代表着俗世的伦理情感。
大块小时候是个淘气到有些“蔫儿坏”的孩子，常干的事有“拿荆棘扎老孃孃的屁股，把学走路的婴儿推倒，捉青花蛇吓女孩，在王大哥家窗下放火，砸刘二婶家门玻璃，堵下水道、剪电线、捅马蜂窝”，其中向李幺嫂的锅里丢死老鼠也是重要“罪行”。父亲追打大块，因为大块“叫得那个欢畅”，让人感觉他们就像“配合默契的一个节目”；围观的人以此为乐，“每当他挨揍，街上几乎是人山人海”，这一情景是通过世情生活所表现出的民间伦理的真实写照。
伴随城镇化进程，“老邻居们住进了小区，街上就少了人”，大块仿佛就觉得缺少了什么，于是他不断将目光投向街心，但那里什么也没有。揣摩一下他的心理，该是在迷茫中失去了存在感。如何让人物重新找回自我？这是叙事要解决的问题。
作者王方晨采用了多重办法，一方面从钟老师和父亲那里得来激励，这其中包括钟老师的儿子来拍摄打铁的视频；另一方面，变“多”为“单”，将当年街上“人山人海”的围观者浓缩到了李幺嫂一个人身上，她常来打铁铺，“一来就坐大半天”，“爱听打铁的响声”，而且还在凤娣不在时帮忙照顾门店，仿佛代替响水街人继续围观他们的生活——也让大块有了存在感；当然，凤娣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在这些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大块一步步走出了精神困境。作者匠心制造了他的脱困过程：从站在铺子里向街心张望，到走出去伫立在街心，再到被凤娣拎着十二斤重的打铁专用锤满街追打，以独异的方式在响水街人的欢呼中，绽放出自我的光华，令无数人为这“华贵而质朴的铁匠之舞”心醉神迷。
与《老实街》等其他作品相类，对以工匠精神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是小说中一个显在的主题，但更重要的是为人物建造了成长环境、树立了精神路标。
大块可爱又可敬，这个阳刚形象之所以感人，是作者将其放在传统文化精神的感召下和世道人心的温暖中，写出了他从幼年到成年、从迷惘到回归的成长性。
大块被钟老师触动后，作者借凤娣的观察写道：“别看人在打铁铺坐着，其实是站在了街心”，随后又由当街站立，变成了被妻子追逐，冥冥之中成了对父辈的呼应，“每个响水街的人，都觉得不能不看”。
当我们将大块的形象放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来观察，不难发现：从他“高大大、直撅撅、昂昂然”地立在街心那一刻起，既立起了自我的精神雕像，也立住了响水街的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