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慰怀也
冷慰怀，笔名魏槐。1945年12月生于江西宜春。1960年毕业于洛阳第二中学。历任洛阳轴承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编辑，广东《鹤山报》、《大亚湾报》、《惠阳报》编辑、编辑部副主任，《惠州日报》总校审。编辑职称。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些作品已经见诸海内外报刊并在诗歌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他的诗歌创作曾受到艾青等名家的好评。
慰怀姓冷，但他有一副热心肠。
我与他，几乎可算不认识，只是匆匆见过一面，而且纯是机缘巧合。2010年10月，我的首部文学评论集《问教余秋雨》终于出版了。此前，我和沙叶新在谈事时，先生劝我把烟戒了，我说，书一出我就戒。话是当着一桌人的面说的，所谓一言既出，什么什么难追，现在是该兑现诺言了。
戒烟的办法是让妻监督，为了便于操作，我们决定一起外出游荡一个月。在她的分分秒秒的监视下，很难有作奸耍滑的空间，成功率会高很多。 我们沿京沪线一路游荡到北京，回头南下时取道洛阳，去看看我的在那里工作的外甥。 于是，就有了与洛阳才子邓世太的巧遇（见邓世太篇）。 那天中午，邓“尽地主之谊，约赵跟喜、冷慰怀两位老兄一起小聚。”按照邓才子的说法，“慰怀兄抱着病恹恹的身体从新区摸到餐馆。”那个时候他在生病吗？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三年后，我的散文集《黄叶落尽视域宽》出版，我寄给他们每人一册，请他们雅正。一般而言，事情到此便会自然告一段落。 但是，一年多以后，慰怀兄给我发来了他的“雅正”，这很出我之意外。他还说，这篇评论文章《林茂鸟啼深》，他写了一年，因为我的《黄叶落尽视域宽》他也读了一年，这更令我意外，我的一册小书，竟经得起读一年吗？！ 看过他的《林茂鸟啼深》，我知道他为什么读了一年了。他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而且还边读边思考。 他显然十分看重这篇《林茂鸟啼深》，不仅收入他的文集压轴，而且用其篇名作了书名。（《林茂鸟啼深》，冷慰怀，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 我的每一篇文章，其实都是在与世界对话，无论什么题材，都有我想对世界说的话，总之，是我的人生感悟和思考，它甚至比文章的内容还重要。 读完他的评论，我必须承认，虽有一些溢美之词，但总体是确切到位的，他甚至读出了诸多弦外之音，他提到了我的“人生感悟”，他似乎比我更了解自己。 吴拯修，祖籍徽州，1944年出生于浙江江山。1962年考入浙江大学数学力学系，1968年毕业分配到浙江金华。当过工人，做过会计，做过工程师，当过厂长。1984年进入金华市政府工作，历任市商业局局长、外经贸局局长、贸促会会长等职。2004年退休后，进入文坛，专业问教余秋雨。著有《问教余秋雨》。 吴拯修先生浙大数学系毕业，以退休经贸局长之身，拍案杀入文坛，职业问教余秋雨，文惊南北文坛，吴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筚路蓝缕6年，一举成就《问教余秋雨》，创造了一个退休局长“出家”为文的文化奇迹。上编《伪者无疆》，是作者对余秋雨“含泪门”“诈捐门”“碑文门”等，破门而入的犀利幽默评说，为作者近年揭“谎”打假之辑录。下编《“苦”旅一生》，是作者披荆斩棘全面解构余秋雨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之专辑。 —— 摘自“百度百科”
从左至右：邓世太，冷慰怀，吴拯修夫人蔡润尔，吴拯修，赵跟喜。
《黄叶落尽视域宽》一书的作者，是一位卸下公职的官员，也是一个曾经的苦孩子，正直而有思想的文学发烧友，坚持道德原则的文化人。我想，官员也是苍生的一员，在职期间是官，去职之后就该和老百姓平起平坐；能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履行当官的职责，就是一名好官，一名善官，一名不忘祖基的良心官。
卷首开篇，他就在自序《我的“五谷杂粮”》中为自己摘去七品乌纱而纵情欢呼，因为“活了六十年，看过一屋文学书，都是别人写的。此前，除了读中小学时做作文，没有写过一篇文学性文章。过去光看猪跑，现在也可以尝一尝肉的味道了。”一段精彩的“卸妆独白”，为他的退休前景铺展了广阔的自由空间——“终于可以做回我自己”了，不但无须戴着面具忍受“鸟气”，而且还能挑肥拣瘦地把猪肉做成各种美味进而大快朵颐。
活法一换，吴老兄顿觉神清气爽，刚出手就捧回个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岂不快哉！一篇《无人可以侍奉的孤独》，让诸多自命不凡却只会隔靴挠痒的文坛教师爷们，在震撼之余深感羞愧！
此后，憋了几十年的“鸟气”竟然都被他搓成了燃放焰火的引线，继而将一朵朵心花射上了文坛夜空。《黄叶落尽视域宽》里的美文，就是一组映亮千百万读者瞳仁的奇葩，她自然真挚、淳朴凝重，饱融诚恳和悲悯，给人以魂灵的震撼。
掩卷之余，我越来越感到这位后来居上的拯修兄，岂止是“尝一尝肉的味道”，看他那旁若无人的神情，怕是早已没顶在陶醉中难以自拔了。这位自称是到文坛来“趟趟浑水”的谦谦君子，原来是在浮出肉汤时还不忘做一个鬼脸的老顽童！
这本书分人、事、书、史四辑，重点自然是给作者心中不同的“人”造像；而事、书、史，均是因人而生，追忆其中的细节，回放、咀嚼某些令作者欲罢不能的场景或精华，则是他人生感悟的深刻注释和补充。
书中涉及数十人，有的浓笔重彩、音容若现，有的匆匆路过、偶露身影。在这里，德高望重的领导，学贯中西的贤达，忍辱负重的亲人，洁身自好的烈女，逐一与读者攀谈，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坚定信念和美好人性的光辉。作者从这些人物身上，挖掘出足以抵挡任何打击的柔韧和坚强，在感动自己的同时，又将深刻思辨燃烧成智慧的火炬，以帮助更多人驱赶旅途的黑暗。而献身真理的志士和觊觎权势的枭雄同台回放，则是又一次对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施以剖析和审视。
《难忘的点拨》一文，通过金华地委书记董朝才在任时的一件“小事”，给初履官任的作者上了终生难忘的第一课。他庆幸自己在刚刚进入政界的“预热期”，就被告诫“要把关心人放在第一位”，“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继而通过亲身料理一位老同志儿子的后事，悟出了怎样做到“想在前面”并且“多想几步”的要领。正是学透了走上领导岗位的第一课，作者才会在此后二十多年的工作中，对“大大小小的各种事件”“几乎都是战战兢兢不敢稍有怠慢，尽量谋事在先，想深想细”，乃至 “没有出过什么纰漏”。这篇从政悟道的扪心之言，可谓至真至朴字字暖心，既是以人为本换位思考的实例典范，也是对思想工作简单化处理的警示和规劝。我注意到这篇涉到从政内容的文字，没有沿用“上任”、“指示”之类的词汇来表达，而是改用“上岗”和“指点”，其中传递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力求与官场用语拉开距离。
在《一个卖臭豆腐的女人》中，作者强烈袒露和张扬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价值观，对一名受尽敌视、刁难和残害的无辜弱女子毛辅文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彰显出他关注人类本身生存状态的博大情怀。人的生命只有短短数十年，且难以逃过各种天灾人祸的夹击，各种人为的争斗和迫害，其实就是在加害自身。数十年来，在各种“运动”中遭受过打击和株连的人，又何止作者的长辈和至亲！因此，同情弱小决不是挂在嘴边的时髦用词，而是判断人性本质善恶的一把标尺。同当今许多附炎趋势的小人相比，拯修兄宁肯站在那些不卑不亢的被歧视、被摧残者一边，让我们看清了他骨子里自尊自爱的宝贵基因，这也正是几千年来中国文人世代坚守的品格。这使我又联想到“管宁割席”的故事——即使是一个卖臭豆腐的女人，一个命运的弃儿和时代的祭品，同样有权选择孤傲和仁爱来捍卫她自己的人格。
在用标尺量别人之前，先量了自己，这便是拯修兄与戏剧家沙叶新先生一见如故和打开彼此心灵的“钥匙”。作者这样描述沙叶新先生：“他坦言自己被迫做过检讨、写过‘左’的文章、歧视过‘右派分子’、呼喊过打倒‘走资派’的口号，这就赢得了我极大的敬意。他分明不是一个高居云端自视高傲的可怕的‘精英’，而是一个我等草根凡人可以结识的人。”为了表达对沙叶新先生的敬意，他特意为这次“淡如水”的拜访，准备了二两新近开摘的名茶“武义乡雨”，给奉行君子之道的先生送上了春天的问候。文内还写到沙先生曾经拒绝领取“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金奖特别奖”，他的理由是：“我是（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作品又得奖，等于是自己选自己，我更希望把名额空出来，给别的作者，他们需要支持。”这样一来，沙先生就自愿失去了一项荣誉，以及一笔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这种对沙叶新先生的朴素赞扬，绝无豪华奢侈的字眼，看似清淡如水，却有发自内心的钦佩浓缩其中，恰恰是这种一眼见底的清和纯，让人领略了君子之交的宝贵含义。
在这本装帧朴素的书里，我还认识了金华人杰新闻先驱邵飘萍、平民书法家以雅先生，还有感动过作者的中学校长、省委领导秘书，以及87岁的蒋森荣教授和97岁的前毛泽东秘书李锐老前辈。大智少言的蒋森荣，竟亲自操刀为作者篆制印章相赠，并坚持以“顺路”为由送作者到地铁入口处，让作者既钦羡又感动。而世纪老人李锐虽年事已高，却打破了“已数年未进书房泼墨挥毫”的惯例，专门为作者题写了“黄叶落尽视域宽”的书名，令作者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被拯修兄请进《一路走来书为缘》里的23个人，从仰慕已久的知名学者到萍水相逢的文学网友，从身居要职的文化官员，到广闻博学文字专家，均认真拜读过他的“问教”大作，且从内心赞同他的较真之举。这些人，有的他已神交多年，有的才初晤一面，但都被吴先生视为朋友，其信赖程度甚至“超过已经认识了半个世纪的人。” 作者因“一桩官司”而开始关注和交往古远清教授，说他“竟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直言，不懂英文，不会发短信，天底下有几个这样的老实人？”并认定“他就是一个本分的做学问的‘古’人。”一个“古”字，远离了居高临下和装腔作势，也无钻营骑墙之心，却多了某些今人身上几乎绝迹的诚实、淳朴和刚勇。写到被称为“金牙齿”的“大恶人”孙光萱教授，凭着仅有三四次交往和有限的对话，便将其划为“善人、好人、老实人”，确信他正直、真诚、不会伪装，是一个无愧于老师称号的人。我反复琢磨这些结论的依据，应是作者与人几十年交往的经验，加上对其是否言行如一的考察甄别。这篇记述，还向我们披露了作者与新疆、黑龙江、湖南、上海、浙江乃至香港和海外诸多文学界重量级人物因文结缘的种种收获。其中写到：“上海《文学报》总编陈歆耕先生，在他亲自撰写的《“老鼠”爱上“大米”》一文中，肯定了我的‘死磕’精神，同时指出了我‘前期知识、理论准备的不足’之局限，‘存在着自我重复的现象’，令我大受教益，相读恨晚。”字行间充溢着严谨治学的谦逊和真诚感激之情。末了，连我这个只读九年书的“土八路”，竟然也忝列学者们的坐席之中，真的被拯修兄高看了一大截。
作者在书中给我们娓娓讲述了众多“人”的故事，并从他们的品格和作为中不断汲取做人的养分，进而将这些养分毫不吝啬地与读者一同分享。这部分文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语言朴实，行文简洁，用词准确而传神，文学色彩鲜明浓郁，所展开的联想都能对主题起到有力的烘托和深化。接下来作者在讲述的“事”的过程中，依旧保持了这一风格，感情充沛取材考究，文字简洁明了又韵味十足。因读信引发的顿悟和检讨，写了《家书抵万金》，这篇感慨极少给父母写信的短文，是忏悔，也是自我谴责和请求宽恕。该文从阅读女儿的来信引发联想写起，往事历历闪过，紧扣“家书”一气呵成。写到文章结尾，作者要“马上，立刻”给去世的双亲写一封家书，“过年走坟时，到他们的墓前化给她”，用晚辈们的平安、和睦、进取和丰衣足食告慰亲人，以稍稍减轻承载不起的愧疚。这篇发人深省的短文，融汇了孝敬父母的伦理道德，记录了时代、家庭的变迁和社会进步，从不同角度诠释着无价的亲情。《消逝的故乡》是对家乡美好生态被毁、古老风景和建筑消亡殆尽的控诉；《一个清湖“卸倪”心中的母亲河》则是一曲依山傍水的咏叹调，一颗初衷不改的赤子之心，爱在记忆里，惜在怀念中；《那一夜，我们被美丽惊吓》借萤火虫的盛大派对，道出了作者对现代化进程破坏自然和谐、伤害自由生态的负罪感，而这种破坏和伤害还在有意无意地继续；《饥饿的记忆》感情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作者将其作为检验人的毅力、信念和情操的标尺，既是对自身社会责任的有力警醒，也是对后辈和舟共济努力进取的激励；《茉莉暗香茶中来》洋溢着献身劳动的自豪，记录了为家乡设计制造窨制花茶自动生产线的艰辛。“少壮花茶十年伴，古稀更恋茉莉香”，一曲成就制茶机械的事业歌，把万千感慨都留在了传送春天的记忆里；《无言的声带》静水流深，道出当下医患“博弈”互不信任之“癌”症的发病根源，从苦乐不均的医护人员联想到“维护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齿轮”——共和国的真正脊梁。这种由己及人、从浅表到深层的剖析，是作者极具责任感的本质流露，而诙谐中又不乏一针见血地击中要害，足见其逻辑思维的精准老到。涉及“书”的文字，《莫言=鲁迅+蒲松龄》无疑是作者最看重的一篇。这篇探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缘由及其作品得失的评论，观点鲜明，立论严谨，论据确凿，口吻幽默而锋利，文内凡引用莫言话语的句子，均注明了详细出处，成为支撑其论点的有力佐证。他说：“因为莫言有一颗真实的心，他的农民的良知尚存，这个良知与鲁迅相通”；“因为莫言有一支虚幻的笔，以虚幻之笔写真实，他的灵感来自山东老乡蒲松龄”，所以“莫言=鲁迅+蒲松龄”。他形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用真实的锤子在厚厚的假大空文学冰层上敲出了一个窟窿”，并断言“当代中国作家，没有一个敢而且能走得这么远”。他又说“莫言是文学的界的马拉多纳，凭他特有的农民的狡黠，以眼花缭乱的魔幻脚法晃过了本不应有的拦截，把真实之球射进了诺贝尔的大门”，“在莫言的小说中，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的揭示，尖锐、深刻、大胆，其尺度之大，中国作家中，没有第二人。” 然而，吴拯修在高声为莫言喝彩的同时，也直言不讳指出了其作品存在的“硬伤”——“太多的意识流，过量的蒙太奇，无节制的闪进闪出的描写”，“不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就莫言小说的艺术性而言，缺陷是明显的。它没有创造出性格足够鲜明的典型人物，语言还不够精炼，经得起反复咀嚼的语言也不多。他的小说虽然触及了共和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但没有对历史全景式的反映”……作者涉足文学评论，自称是“到文坛蹚了一次浑水”、“不知文坛深浅”，殊不知这种敢于针砭名家的勇气和不肯一味颂扬的“挑刺”，才是当下评论界需要大力提倡和弘扬的。莫言是我国首获诺奖的作家，谁都有议论、评价莫言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和审美标准，特别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久已期待的人群。我也十分关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动态，并且为此写了两首小诗愉悦寄情，其中一首《中国燕子》写到“春风还在熟睡/一只中国燕子就已起飞//掠过崇山峻岭/穿越滚滚寒流/皑皑积雪与封冻的江河/在轻盈的滑翔中融化//小燕子口衔一粒种子/那是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久经暴晒的红高粱//盘根错节的泥土哺育了它/生死疲劳的父亲耕耘了它/丰乳肥臀的母亲收获了它/远远望去/像一道夺目的火焰划过//盘旋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小燕子一声啁啾，种子/便落在了一群燕尾服中间/溅起一股茉莉花清香//燕子稍微梳理了一下羽毛/准备返回故土/它要在古老的银杏树上/筑一个永久的巢穴/在东方文学的春天里定居。”我为自己与吴先生的某些观点看似相近而窃喜，未来也许能证明吴先生的这一预言：“文学不回归人学，文学复兴就只能是梦想。” 我看书有个怪毛病——喜欢从后往前翻，读拯修兄《黄叶落尽视域宽》也不例外；而且越是好看的、有分量的文章，越是要等到最后再看，就像小时候吃饭，喜欢把仅有的肉块留到咽最后一口饭的时候享用。看到封底折口上的内容提要，便有意留着前边两篇等到最后才来过把瘾。 捧读《无人可以侍奉的孤独》一文，我没忍住眼泪。掩卷三思，我求证出作者之所以能写出如此感人文字的最重要原因，这就是他成长“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遭遇苦难的被打入‘百分之五’的”家庭中。在这个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苦难环境里，年仅十岁的作者就已经被母亲牵着手，勇敢地蹚过了烈焰熊熊的炼狱，成为一只抑恶扬善的火凤凰。 从儿女的孝心写到父辈的苦难，从母亲这根“木桶的铁箍”把几近四分五裂的家庭牢牢扎紧，独自挑着比慷慨赴死更沉重的忍辱求生重担走出噩梦，从容不迫的文字令我的心潮跌宕起伏。当这个“被打散的部队重新集结”之后，坚忍顽强的性格和爱憎分明的信念，就已在少年的心上牢牢生根。作者忘不了临终前的母亲，“一下子变得很清醒，说起我出生那天的情景，说起我的童年：小时候你就爱读书，书一上手什么话你都听不见，我就认定，讨饭也要供你上学。”这便是作者为何能在家境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从小学、中学，一路读到大学毕业的底气所在！正如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一句台词所说：“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我要为这位一生向往大海却不曾见过大海的“山外娘”献上由衷的敬意和感激，因为我的母亲恰好也是她的同盟军，正是因为她们的坚持，无数父亲才能在翻船落水之后获得期盼，并挣扎着回到了家里而且重新扬起了人生的风帆。 泪水刚止住，读到《好人一生不平安》又开始往外涌，乍一看这个题目，心中便感到一颤，预示着作者将把一个善恶颠倒、折磨摧残过他心灵的故事，声泪俱下地说出来。人妖混杂的年代，目睹骨肉至亲含冤受辱，被扭曲的记忆刻骨铭心……然而，我读到的文字并无慷慨激昂的呐喊，只有狂风暴雨过后的安详追述——从来不会生气的“糯米佛”舅舅，“他的缺点是没有缺点”， 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成为一头被历史误解的替罪羊。娓娓道来的文字就像春日融冰一样，让一条被苦难封冻已久的生命之河，在暖若阳光的文字照耀下，悄无声息地恢复了流动。作者没有像某些“余音袅袅”的散文一样，结尾时再强调“永远铭记”舅舅的恩情等等，而是以貌似轻描淡写的五个字“我怀念舅舅”宁静而止。我想，最朴素的语言往往最能拨动读者的心弦，最沉静的凝视反而比怒目圆睁更具有犀利的穿透力。本文在感情极具爆发力时，以极大的克制改用平缓攀谈的语气来表达作者的感受，这大概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以柔克刚”的魅力所在。 当我在杂事堆里断断续续读完最后一篇，终于吁了一口长气并为之一振，仿佛心头的烛火又获得了额外的氧气，陡然间明亮了许多。这是因为拯修兄在他的古稀之年，把他倾毕生之精力从茫茫人海中淘出来的“砂金”都拿出来让我分享，为我解除了众多困惑。书中所写的“人”“、事”、“书”、“史”，每一篇都是淘了又淘的精华，每个字都是发自灵魂的沉吟！ 写到这里，我又翻到书的后记《一条没有想象过的轨道》，其中有一句“……当年我崇敬作家的时候，作家是神圣且神秘的称呼，而今，说谁是作家，则近乎骂人了。”由此我想起某位手握实权的作家，著作连篇累牍，著作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且有人赞叹他的著作“像砖头一样厚”云云。可是，书绝不可能以厚薄论优劣，如果那些文字都是见风使舵或人云亦云的唯唯诺诺，肯定是一堆人见人嫌的垃圾。 这些年我被好书吸引的机会不多，除了忙和自身涉猎面的狭隘，也与一些矫揉造作、为敲开某些大门而故弄玄虚的作者有关，倘若读到倒胃口的文字，便会加剧那种弓杯蛇影的感觉。可是，吴拯修老兄的这本书，却让我反复读了整整一年，越读越享受，越读越振奋，个中的学识给我陶冶，个中的诘问令我反思。最后我不能不说，《黄叶落尽视域宽》是一本古稀之年的成败得失账，是一卷沉浮官场的从政劝善经，是一册去伪存真的人生淘金录，是一部捍卫良知的灵魂浴血史。 这是一曲深情而婉转的鸣唱，是中国茂盛的文学丛林中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我已沉醉其中难觅归途。
冷慰怀与吴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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