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苏轼的冲击波，在北宋晚期词坛上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响，赞成者有之，持异议者亦有之。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因而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暂时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连他最钟爱的学生秦观也还是学柳永作词的。在北宋后期的婉约词人中，秦观是艺术造诣很高的一位。其词的特色是只以中音轻唱，只以浅墨淡抹，而旋律间自有一种沉重的咏叹，画面上自有一种层深的晕染。宋蔡伯世言：“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称者，唯秦少游而已。”（宋孙兢《竹坡词序》引）推许已极。总之，他的词既达到了“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晁补之语）的俗赏，也赢得了文化修养较高的士大夫们的众口交誉。秦观在政治上屡经挫折，远谪南荒，而性格软弱，不像与之有着相同遭际的苏轼、黄庭坚等那样倔强，故其晚年之作多绝望语，格调也由哀婉而入凄厉。古往今来，社会心理一般都同情弱者，同情不幸者，秦观以及类似的悲剧型婉约作家，如前面的李煜、晏几道，后面的李清照，其作品之所以偏得人怜，这未尝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北宋晚期“婉约派”的另一位重要作家，徽宗朝曾主管国家音乐机关——大晟府的周邦彦，在继承柳永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婉约词的艺术形式。如作纵向比较，他对柳永的新变，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柳永参与制作的大批慢曲，多是民间新声。口耳相传，此出彼入。乐工、歌妓既得自由发挥，兴之所至，擅行损益音拍；词人倚声填词，自不免客从主便，入境随俗，就文字作出相应的增减。故柳词中颇有同调作品句度参差不一、字数众寡不一的现象。而周邦彦作为大音乐家兼高级乐官，无论其独立创作抑在其领导下整理和创作出的歌曲，都具有严格的规范性，故其词字句较整饬，呈现为格律化的定型。其二，柳永时代的乐曲，一曲仅用一种宫调，对歌词字声的要求还不算太讲究，故柳永词多只在乐律吃紧处精心调配。而周邦彦制乐，每“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词源》），一曲之中多次转换宫调，音律更为繁复多变，这就必须处处留意字声，平上去入，阴阳轻重，各用其宜，不容相混。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谓，读周邦彦词，“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诵读尚且如此，当时歌唱之美听可想而知。其三，柳永词长调多平铺直叙，大开大合，盖筚路褴褛之际，未暇作营构迷楼之想。而周邦彦躬逢慢词盛行之时，遂刻意出奇创新，人为地制造曲折回环，或无垂不缩，或欲吐先吞，或虚实兑形，或时空错序，章法变化之能事至此极矣。如作横向比较，则等是一时婉约高手，周邦彦与秦观的作风也不甚相同。大抵秦观之笔轻灵，周邦彦之笔凝重；秦观词醇正，周邦彦词老辣。北宋“婉约”词人，周邦彦最晚出，熏沐往哲，涵泳时贤，宜其词中千门万户，集婉约派之大成，开格律派之宗风。与秦观、周邦彦同辈且并辔齐驱的，还有一位词中奇杰——贺铸。他是北宋唯一从武官队里脱颖而出的著名词人，其词取材较广泛，风格也不拘一隅。“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东山词序》中说：“余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袪，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他的婉约词兼收并蓄前代及同时各名家之体，如杂花酿蜜，自成滋味；豪放词每能择健曲为之，既作侠语狂言而又严守乐谱，犹合金铸剑，别有锋芒。他以《小梅花》词写《行路难》《将进酒》，上追汉魏乐府之古调；在《水调歌头·台城游》等词里句句用韵，平上去通叶，下开金元北曲之新声。至《六州歌头》通篇充满有志报国、无路请缨的忠愤之气，撞金击石，虎啸龙吟，直是苏轼词向南宋辛弃疾派嬗变的关捩。“细读《东山词》，知其为稼轩所师也。世但言苏、辛为一派，不知方回，亦不知稼轩。”近代夏敬观对贺词的这段批语，诚为有识之见。
总的说来，北宋后期名家都属于士大夫阶层，部分人偶也写有俚词，但主要创作倾向却是雅俗共赏乃至以雅化俗；并且除晏几道外，一般都令慢兼长。因此，这一时期词坛的格局，转而表现为“婉约派”与“豪放派”的对垒。论暂时的力量对比，前者如老柳吹绵，漫天飞絮，占据着上风；论将来的发展趋势，则后者似新笋解箨，拔地而起，“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南唐李璟咏新竹诗，见宋马令《南唐书·嗣主书》），前程正未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