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概说（二）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祸频仍，政权更迭，民不聊生，遑论文学艺术的发展。相对来说，南方的局势却较为和平。于是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便联袂自中原南迁。而剑门关外的天府之国，扬子江畔的鱼米之乡，这万里长江的上下两端，天险堪恃，地利可依，正是战乱时代最理想的割据之处。因此，在这两块绿洲上立足的前后蜀和南唐，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国度。“西蜀”“南唐”两大词派，就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先后崛起。

“西蜀词派”亦称“花间派”，因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共收十八位作家、五百首词，而这些作家又大多是蜀人或仕宦于前后蜀，故尔得名。

该派成员之一的欧阳炯在为《花间集》作序时，曾这样描绘六朝乐府艳辞的创作背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其实，这也正是花间派词自身的创作过程。尽管欧阳炯序颇有微辞于“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但花间派词中仍有不少“宫体”和“娼风”的混合物。

不难看出，此派的作风是效法温庭筠的。而《花间集》的首选，也正是温庭筠词！无怪后人称温庭筠为花间派的鼻祖。

须知道，前后蜀的某些君主，如王衍、孟昶之流，纵情声色的程度比唐宣宗有过之而无不及；西蜀词人狎妓宴饮的风气，也不亚于晚唐才士。所以，花间派之脉承温飞卿，以醇酒美人为主要创作对象，可谓顺理成章。

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的。若具体分析，则《花间集》中也还有像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那样抒亡国之深悲，像薛昭蕴《浣溪沙》（倾国倾城恨有余）那样发怀古之遐想，像毛文锡《甘州遍》（秋风紧）那样摹写北陲战伐，像李珣、欧阳炯《南乡子》那样描绘南疆风情的作品，别开生面，未可一概而论。

西蜀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韦庄。其作品主题固然多写艳情，与温庭筠差异不大，但偏向于自己亲历的悲欢离合，主观色彩较为强烈，风格也较为清丽疏朗，有别于温庭筠词的注重客观描绘和秾艳缜密。

“南唐词派”所由产生的社会环境及其前期作品的取材范围，与“西蜀词派”大致相同，但时代稍晚，代表作家也较为集中，主要是南唐的两位君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父子和一位宰相——冯延巳，不像西蜀词人那样成分复杂，上至帝王将相，下及一般官员和士人。

又，该派形成之日，已是国祚衰微、风雨飘摇之时。后周以及代周而继起的宋，虎视眈眈，陈兵境上，这样严峻的形势，不容许南唐的君臣们忘形地陶醉在“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前蜀后主王衍《醉妆词》）之类欢快的小夜曲里，一如西蜀贵族们之所曾经。于是，我们在前期南唐词里看到了较多的冷色，如李璟《山花子》所谓“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之类。要说南唐词与西蜀词在风格上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多了一层心理上的阴影，从而辞笔也就较为凄清，不同于西蜀词的绮艳。

都城金陵的陷落，标志着南唐国政治命运的完结，同时也标志着南唐词文学价值的升华。

南唐词派最后一个，也是最杰出的一个作家李煜，入宋后以亡国降虏的身份，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李煜本人与旧宫人书中语）的软禁生活中，写出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等许多泣尽以血的词句。

诚然，他所魂牵梦萦的，不过是一个封建帝王失去了的天堂，究其实质，本不足称道；更何况，他在位时的奢侈腐化是导致南唐覆灭的直接原因，今日阶下为囚的种种怨愁悔恨，无非咎由自取。

可是，其入宋后的创作毕竟是真挚的，是用高度洗练的词句去概括一般人在失去最美好的一切时都可能会产生的那种沉痛心情，故而其美学意义超出了作品本身所反映的具体社会生活内容，仍有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清代著名词学评论家周济说：“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温庭筠），严妆也；端己（韦庄），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介存斋论词杂著》）形象地道出了三家词的特色。而“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八字，正是对后主那些直抒胸臆、洗尽脂粉纯用白描之佳作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