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永年 ”情结

文 | 谢海泉

日前，我的大学同学转发来一篇感喟“心碎！上海120岁老马路拆除······”的网文。其实，拆的何止是顺昌路，还有永年路。永年路是毗邻斜桥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老马路，与南北走向的顺昌路相交。这一南一西两条路，与东侧的肇周路、北侧的建国路合围起来的一个大地块，在黄浦区的动迁规划图上标称“71街坊”。我是在“双桂里”老宅出生的。生于斯居于斯长于斯，自有割舍不了的情。居民们即便是能拿到政府发给的动迁款，也抹不去浓浓的故土情思，那是城里人的“乡愁”滋味。

儿时，由外婆牵着手，穿过顺昌路，到永年路149弄“天祥里”去上“幼小班”。再长一两岁，我自己会走出里弄口，左拐，沿永年路往东，再右转弯，到肇周路（近徐家汇路）上的“五爱小学”去读书，那校门口的五级水泥台阶，两扇乌黑的铁门，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不会去查问“永年-顺昌”的得名来历，只觉看着顺眼，念着顺口，从字面上就有吉祥和美之感。长大了，听父亲说，爷爷当年从绍兴到上海，看这里“风水好”，就在此安了家。父亲后来还办了个小袜厂，取名“永利”。“永”字入《龟虽寿》，曹操谱成“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书法家用它解说“永字八法”。真是个美妙隽永的好名好字。进一步检索，知古国北方有个永年县，在今河北邯郸市郊，战国时期是毛遂的封地。永年古镇，始筑于隋末，城墙固若金汤，景色堪誉“北国小江南”。城东有弘济桥，与赵州桥齐名，享“姊妹桥”之美称。永年，是因附近“丰稔屯”而得名。这个“稔”意为庄稼成熟，一稔为一年。年稔，五谷丰登也。名之渊源在此。永年路名未必是“学步”北国县名而来，重要的是，“永年”，乃天地赐人之美意，人皆能心领而向往之。

永年路原名“杜神父路”， 是1943年才改赋现今佳名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市区有多条马路是以外来传教士姓氏命名的。如，今天的永福路，原名古神父路（Route Père Huc），用的是法国籍遣使会士古伯察（Évariste Régis Huc）的姓氏。他1840年来华，先在蒙古地区传教。用五六年时间，往热河、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和西藏等地旅行，著有《鞑靼西藏旅行记》。还有合肥路（在建国路北侧），原名劳神父路（Rue du Père Froc）。“劳”即法国籍耶稣会士劳积勋（Aloysius Froc），他1883年来华，1896年出任徐家汇天文台第三任台长，前后长达37年之久，因能准确预报远东地区的台风而得“台风神父”之美称。另有永善路，原名孟神父路（Rue du Père Meugniot），得名与法国籍遣使会士孟斐理（Pére Meugniot）有关。这条位于原八仙桥菜场的月勺形小马路，因市政改造之需，已于2000年“消失”。我家所在的这条永年路，原名“杜神父路”（Route Père Dugout）名字采自法国耶稣会士屠恩烈（Père Dugout），他1908年来华，1920年任震旦大学英、法文兼科学教员，后传教于崇明和徐州地区，1925年在南京震旦大学预科任教。1927年，在北伐军占据南京时遇害身亡。法租界筑路命名时用其姓氏头音，以资纪念。因上海人本埠音“t”和“d”相同，写中文路名时“屠”成了“杜”，称“杜神父路”。直到1943年华府对洋路名改革，新赋“永年”佳名（顺昌路也是这一年改得现名的）。从此，“永年-顺昌”相得益彰。上述引例有几条马路如永福路、永善路、永年路，易名后都带“永”字，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择字取向上显得同巧。

地名的古今变迁，是窥见历史人文的窗口和见证。口耳相传，后赖眼见为实。上海开埠，多有称谓，申城、沪上、海上，一路发迹，后以“魔都”扬名。读图读到世界地图上的大城市名，名声是响亮的。西风东渐，华名英译，上海大写Shanghai；若小写shanghai，则表拐骗、胁迫意，是“用酒或麻醉剂使人失去知觉后，劫到洋船当水手”的阴损招。去上海，住上海，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华界、租界，判然有别；上只角、下只角，差异两端。看旧版上海（申城）地图，密密麻麻的路名，弯弯直直的线条，铺排出大小马路，让人用视线去辨认和寻找，去给自己定位。住在有历史的街区、里巷，人间烟火，市井气息，有好多故事是到后来才“读”到的，而且，常常是挨得越近越有意味。譬如，我是后来读书看名人回忆录，才晓得有那么多文坛艺界人士三四十年代曾在永年路顺昌路一带落户，“驻扎”，也可谓人杰地灵。

更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从浙江余姚慈溪的革命历史馆史料里获悉：永年路“双桂里”竟然会是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师长费德昭蒙难前的居住地，而这样的发现，完全是先由切己熟悉的地名路名甚至是里弄名给“披露”、给“揭晓”的。如此这般人地关系，家人不知，邻居也不晓，在早先看过的历史书里也从没见有这一笔记载，现在，着实是由地名线索“搜可见”，把这人事秘闻勾勒了出来。在史学家或租界研究者眼里，这不啻是难得的史料；小说家或影视编剧兴许会采写成多姿彩的“非虚构”作品。

路名有史。阅读城市，聆听叙事，牵系起我无数的都市印象、故乡记忆，带上熟稔的路名和已经逝去的年份标记，任文字跟着思绪穿行，便勾勒出有关时代、社会、历史人文的“时空轨迹”。不是回忆录，不是游记，而是回眸地名路名古今变迁的随笔类纪实。

战乱时期以及解放初期的上海，究竟是怎样的情形？我从书上和电影里看来的片段印象，会同从父母口中听闻的口述经历杂糅起来，多一种见闻，多一份了解，会造成“印象重构”。我祖籍浙江绍兴，1950年2月1日生于上海，具体说是在永年路双桂里自家后楼出生的。长大后，听母亲说，我出生不几天差点遇险，当时邻居们都惊传“卢家湾那边打仗了，有很响的炮声”！我后来找老报纸看，查地图，才知道是“二六轰炸”——1950年2月6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上海（包括杨树浦电厂、卢家湾法商电力公司等）。因有潜伏谍报员用发报机导航，法电厂周边鲁班路、局门路、丽园路直至泰康路“田子坊”一带，被炸毁的房屋有七百多间，市民就死伤一千多人。卢家湾在永年路顺昌路的西南边，离我家三四公里路。真够险的！由此想到导航数据的定位，地名，路名，里弄名，经度纬度，都太重要了。十多年前去台湾旅游，我在车上看到一则旧影像，旁白解说到蒋介石“光复大陆”的政治军事计划，其中就有“二六轰炸”行动。我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从海峡对岸去回看历史，看反动派的阴谋和战争的威胁。百姓都忧患战火祸乱，祈愿金瓯复圆，“永年-顺昌”是吉祥和平之希望！

我可以用很多故事来说与永年路之间亲密的地缘和情缘！例如，从这里的百年老校旧址回望著名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3年，“美专”把菜市路（今顺昌路）、近杜神父路口的“永锡堂”租了下来，包括520-560号的大部分房产和地皮（老地图上有明确的标识）。木心曾在此就读，感叹自己“跨进了艺术之门”，“结束了门外汉的阶段”。评价甚高！

也想说永年路的西端，有直通徐家汇路的“天祥里”，那是这片街区最大的弄堂。巴金、丁聪都在此居住过。王安忆在回忆往事时说她母亲出生在永年路“天香里”。下面这张弄堂外景照，是我刚搜集来的，看高高门墙上的1925，新弄、新生恰同年，正想说此里弄是杰出的母女作家的发祥地呢。安忆后来写长篇小说选用“天香”命名，想必是“个中三味”让她属意于此吧。

还有“双桂里”近旁的“四十间”，弄内开设筱文艳唱过淮剧的“江北戏院”。附近居民看戏不必跑远路，雅俗同赏，好方便。那里其实不止演淮剧，我记得父亲曾拎着大茶壶，携全家人在那里看过家乡戏“绍兴大班”。

若是想看电影，从我们“双桂里”穿过后弄堂，出31弄，直面建国东路（旧称“康悌路”），右转弯就是黄金荣（上海滩“青帮三大亨”之一）投资所建“荣金大戏院”。1957年改名为“建国电影院”，我在那里看过许多中外影片。

由此观，这片街区的文艺资源确实丰富。这也是吸引我们居住的地方。

我再具体说说我居住的这个路段和里弄。永年路，地处上海南部法租界。沪上百姓五方杂处的状况，于此可见一斑。租界管辖，法国巡捕巡街，弄堂口有包着红头布的印度人（“红头阿三”）看守铁门。今天71街坊的44弄，旧名“双桂里”。一条主弄堂，六条横巷道，加上过街楼，走到弄底，整整四十个门牌号。老卢湾石库门的布局和架构，比“滚地龙”、“棚户区”、老城厢“七十二家房客”稍稍好些。经自来水间踏进去，灶披间，客堂间，亭子间，前后楼，三层阁楼，加小小晒台，就是居民栖身的全部空间。来自江浙皖闽粤等地的百姓庶民、男女老少蜗居在这窄弄里，见密密挨着的电线电表水表电灯泡水笼头，就能想象人争“立锥之地”的拥挤。柴米油盐，买汰晒烧，南腔北调，“万国彩旗”，飞短流长，数不清的人事遗迹散落在里巷旮旯。石库门在，门牌号在，户籍房客资料有缺有全。房东收房租，房客八方来。进进出出，聚聚散散，好的近邻能知根知底，陌生的则无多言语。物是人非，世事沧桑，多少风云到眼底，又飘散。事不关己的都遗忘了，能牢记的会永是牢记。

新进入眼帘的，人名陌生，“逮捕”惊心，其间嵌入那一行被方块字写出来的熟悉的路名里弄名，真的就吸住了我的目光——“1931年6月29日，费德昭在上海法租界杜神父路双桂里寓所被捕”。再浏览所能搜索到的关于费德昭的史料表述，写的几乎都是这样一句相同的话。没有更多细节披露。我读到“杜神父路双桂里”这几个字，觉得特别惹眼，似乎看到一张放大的黑白照，顿时意识到一卷尘封好久的厚重历史被揭开了。那是发生在沉沉暗夜的事。像三十年代上海题材的电视剧里的一幕戏在现实情景中上演：无线电里，上海滩滑稽戏还在播。窗帘紧闭的客堂间，一桌麻将还在搓。木拖板声在狭弄里嘀嘀笃笃响过。悄无声息，谁能知晓，几个黑影会潜入这条寻常弄堂，那是密探引着法国巡捕来捉人——“1931年6月29日，费德昭在上海法租界杜神父路双桂里寓所被捕”！

翻检历史档案可得知：费德昭在沪曾以经销砂石作为掩护。那么，他入住此地的具体门牌是几号？弄堂里能开展营销活动吗？文史的记载只留下一处路名和一个弄堂名，如“雪泥鸿爪”，其余皆“语焉不详”。不管怎么说，弄堂走道层层叠叠复沓的足印虽然掩磨掉了，但其中肯定有过费师长的足迹。对历史人物的怀想，让我产生身边有历史（军史，党史，革命史）的感念。

据史料记载，费德昭是浙江省最具影响的党史事件“姚北暴动”的中心人物。1930年，江苏省委决定成立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委费德昭任师长，拉开了浙东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费德昭师长毁家纾难，不畏艰险，率军英勇作战，一度威震余姚慈溪地区。后因红军部队的军备得不到及时补充，反动武装反而嚣张起来。秋后冬凛，难在乡野持久苦战，加上党内左倾路线误导，费德昭部只能分散躲避，以保存实力。距今九十年前，大革命跌宕起伏，先辈们艰苦辗转，由浙东余姚慈溪到上海石库门，为打下红色江山，保卫国土社稷，功在千秋。如果史料再丰富一些，是可以为他们著书立传拍电影的。那样，老一辈的战斗事绩会被更多人知晓，英烈忠魂会让更多人动容！起码，双桂里的老三代居民，会更加唏嘘触动心境。对新一代年轻居民来说，触摸历史，不忘初心，感恩先驱，这些话语也才变得实在。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陈独秀筹备在上海建党，组织革命活动，曾被法国巡捕拘禁过，那时还不曾苛严得要置于死地，由著名人士担保，交数百元保金即可获释。但，时轮转到三十年代初，形势日趋严峻，体制也因之大变。看史料可知，从1930年到1932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所设政治部经过两次改组，加强了情报和查缉，搜捕共产党成为其要务。这样一分析，费德昭于1931年×月由余姚慈溪潜行入沪住进法租界，寓居于杜神父路双桂里，就已经很危险了。即便是“大隐隐于市”，周边是芸芸众生、市井声喧，密探还是侦缉到了他的红军将领身份。按地名找到他的住址，报告给法国巡捕房实施了逮捕，羁押在“法公廨”。一个多月后，浙江省政府买通法租界当局，引渡费德昭到杭州，将其囚禁于浙江陆军监狱。费德昭身陷囹圄，遭严刑审讯，始终坚贞不屈。他曾两次发动难友越狱，均因事泄而未成。1932年6月25日下午二时，费德昭被枪杀，时年56岁。

历史的一页，虽然翻过去了，但历史人物的功绩不能淡忘，历史的经验教训应该重温。永年路顺昌路一带要动迁了，这块土地被历史浸润过，被时代洗礼过，錾刻在它名字里的意义，会散发出永远的光芒！

写本文定稿前日，我特意去永年路陋巷老屋看看，拍了些照片，给拆迁前的老弄堂老门扉留影。心中喃喃自语，是不舍的，感伤的。心想：老屋在，我还能来看，这里毕竟是我曾经的家园。拆了，故居没了，只有回忆和怀念，与我的“永年”情结缠绵在一起。

（2021-6-11）

作者简介：

谢海泉，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