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理松

一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个跟斗能翻十万八千里，那是神话；和尚道士们在深山古道行走，崎岖数百里甚至千里行程一日返还，那是传说。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谁若自吹日行千里，那不是精神不正常，就是他腿上暗藏玄机，譬如装有一个由电脑控制的助动飞行器之类。

其实，就算没有十万八千里神功，也无崎岖数百里甚至千里一日返还的奇迹，日行百里不歇脚者，在现实生活中并非罕见，只是由于现代交通过于发达，安步当车者少而又少罢了。

在我和家人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日行百里不歇脚的人。

人们常说“形势不等人”，意即谁不加快步伐走在时代前列，谁就会成为落伍者，就要后悔莫及。此言不虚，但凡与形势对立或脱离的，十有八九会被人嘲笑，被人冷落，甚至倒霉，此乃亘古不变的真理——不信你试试！

也有人不信的，比如我的父亲。虽然他的双脚特别能走路，但却并不紧跟形势。老人家离开我们十几年了，每在心中想起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他的“古板”。比如有段时间，他被临时抽调在外地工作，此地离家百余里路，他每次回家或返回工作岗位从不搭车，宁可踽踽步行一天，而不借助交通工具一个小时轻松到达，故有“周xx腿脚特别神奇”的传言，甚至有人送他外号“孙行者第二”。作为他的亲生儿子，听到这一传言之后，我不仅不觉得有何自豪，反倒感觉似有某种贬义暗含其中。管他褒贬，反正事实就是那样。在我和家人的记忆中，的确有许多事情始终难以忘怀，也难以释怀。

从一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可以看出，父亲年轻时温文尔雅，一副书生模样。其实他没有上过一天学，认得的几个字，还是农村土改后在识字班里学到的。奇怪的是，他平时寡言少语，但一到正规场合讲话，却有条有理，如行云流水，滔滔不绝，没有半句废话；说到动情之处，偶尔蹦出一个脏词，令众多听者窃笑，笑过之后口口相传，成为大家的口头禅。

值得称道的还有他的篾匠手艺，经他之手做出的竹床、竹席、蒸笼、簸箕之类竹器用具，做工毫无破绽，同行者无不佩服称赞。但不知何故，这并没成为他的主业，倒是因为珠算水平高，算盘打得好，他很早就被选为大队会计，一干就是多年，推也推不掉。

话题还是回到他的“古板”吧。人在年轻时，难免都会有任性、轻狂的时候。男人们的任性与轻狂，往往成为女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尤其是那些在女人心中有分量的男人，其一举一动，无不在女人们心中留下烙印。父亲的古板导致她们无话可说，但有一个毫无争议的话题：“男人没有一个是正经的，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谁在老婆之外没有一个相好的？只有周会计没有，肯定没有！”言下之意，天下男人众多，只有我父亲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圣人。知子莫如其母，奶奶曾给我父亲算命，说他此生只能有兄弟，不能有姐妹。用算命先生的话说，他“手执钢鞭，把姐姐妹妹全都赶到天边”。其残酷的印证是，先他出世的一位姐姐和紧随其后的一位妹妹，都因疾病而夭折。

难怪他与女人命运磕碰，缘分不及。由于他的古板，母亲一辈子没少与其产生怨恨，与其冷战和争吵，明知他的正直、聪慧、善良和勤劳，就是难以接受他的不随大流，他的自行其是、我行我素。

二

一个人的人气和影响是复杂的。在女人眼中的无趣，反而增强了父亲在全村父老乡亲心中的好感。大队前任书记在“四清”运动中被查，戴上“四不清”的帽子之后服毒自杀，书记位子出缺，在支部大会补选中，平时一声不吭、埋头干活的大队会计——我那古板的父亲竟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高票当选！

一个只会记账打算盘的财务人员，一夜之间升为千人之上的当家人，这对许多人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荣幸，但父亲并不这么认为，他千方百计找理由推脱不干。为此还专门去找公社书记再三推辞，直到对方很不情愿地点头，默认其只干两年，方才回到大队接受工作。

当然，选我父亲当书记，上级领导并非对他一点也不担心，他的古板和不紧跟形势，就是最让他们不放心的地方，但碍于群众的信任，谁也不好再说什么。

若是没有一定身份，一个人的不随俗或许并无大碍；但若身为千人之上的大队干部，你不随大流，对上级领导不热情，对身边同事不随和，那就很难吃得开。但父亲好像就是不开窍，他被赶鸭子上架似地推到书记岗位以后，既不经常去公社领导那里汇报思想，又不请下来视察的领导喝杯小酒。陪领导到群众家里吃了“派饭”之后，眼看领导自掏腰包，而提供饭菜的人扭扭捏捏，不敢收钱时，他竟然冲着对方瞪眼，逼得他们不得不收下。

这似乎没有什么，更加出格的是，每逢公社或区里开会，需要在公家食堂就餐时，一见满桌鱼肉酒菜，只需象征性地交上几毛钱，他便扭头就走。后来每逢开会，他就索性自备一瓶咸菜，开饭时独自舀上一碗饭，腋下夹着咸菜瓶子，悄悄躲到某个角落去吃。领导们好言相劝，说是冲着大队干部辛苦，做点好吃的对大家表示慰问，可是唯独他不领情。

工作上他似乎更难随俗。公社和大队干部人人在各村蹲点，农忙时要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其实只是一个口号，真正做到“三同”的，时间上充其量不过三分之一，而作为大队书记的他，竟然实打实地天天在田间埋头干活，吃住却回到自己家里，决不麻烦蹲点村里任何一人。

提到干活，他真的像一头牛。无论修整农田、施肥灌溉还是插秧割谷，他样样走在前面。每天第一个下田，最后一个上岸，而把那些上传下达，喊着加油鼓劲，不用弯腰出力的事，统统交给其他干部、交给各生产队队长去做。有一年“双抢”季节，最高气温高达三十九度以上，他头顶烈日，带着十几个壮劳力到田里抢收稻谷，整天挑起一百多斤重的担子，奔跑于农田与村口稻场之间。晚上回到家里后口吐鲜血，两眼发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母亲和奶奶心急如焚，担心他就此累倒，谁知第二天一早，他照样第一个下田。

“这干部再也不能当了！”奶奶整日唠叨，母亲天天板着面孔不理他，都希望他能悠着点，为一家老小着想，别不管不顾地把一条命丢给了集体。对于家人的担心，他似乎视而不见，每天照样起早贪黑，忙得脚不沾地。同他一起干活的人，没有一个不害怕的，怕就怕在他不知道歇口气。他是书记不歇气，别人在他面前再苦再累也不敢歇一下。有一年暑假期间，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天不亮就和大人们一起下田拔秧苗，中饭后接着栽秧。烈日之下，田里的泥水被晒得滚烫，双脚泡在泥水里，腰背弯下，全身仿佛就在蒸笼里焖着。热，累，渇……，我不知不觉胸口发闷，两眼发花，两腿发软，差点一头栽倒在水田里，连忙站直身子吸口气，拖着双腿，慢慢回到岸上。在树荫底下喝水时，大人们见我脸色苍白，感觉我是中暑了，要我赶快回家休息，可是一看到父亲在水田里不停忙碌的身影，我既不敢又不好意思回去，休息一下之后，又回到热气腾腾的水田里，继续跟着大人们一起干。

父亲接手担任书记不到两年，运动又来了。大队礼堂天天开会，每天都有上级指示传达下来。听说中央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面的干部也有人跟着走，可能要挨批。那时我正上小学三年级，虽然知道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好，但很难想象，在我们身边的大人中，还有敢搞资本主义的。不料有一天路过大队礼堂时，只见门口墙上贴满大字报，其中最为显眼的一张上赫然可见三句口号：

“打倒周xx ！火烧王xx !  炮轰汪xx !”

周xx不是别人，正是我父亲。紧随其后被“火烧”和被“炮轰”的那两位，一个是大队长，一个是大队团支部书记。这两人有何错误我不知道，而我父亲如此忠厚之人，整天只知道带着大家干活，怎么会搞资本主义呢？我急得要哭，回去问母亲和奶奶，她们除了叹气，都无话可说。父亲天天开会，很晚才回家，回来后却默不做声，有时连晚饭都不吃，倒床便睡。有一天深夜直至凌晨转点，他一直没回家，母亲打着手电筒，在邻居一位年轻人的陪同下，披着朦胧夜色，从大队部找到父亲蹲点所在的村，始终不见他的人影，到别的干部家敲门询问，都说不知道他的去向。

他的前任，就是因为在运动中不过关而自杀身亡的，他会不会重蹈其覆辙……？

全家人心里发慌，奶奶蹬着小脚，杵着拐杖，几乎找遍全大队每个村子，最终还是在大队部门口得知他的下落。一位刚提拔起来在大队负责的年轻人告诉她，父亲哪儿也没去，就在大队礼堂隔壁的仓库里接受审查，准备检讨。

后来随奶奶给父亲送饭时，我才看到，关押他的那间仓库面积不过五六平方，地上铺有水泥，顶上除了挡风遮雨的瓦，再无天花板；除了一个用于进出的小门，墙上再没一个窗户，整个房间犹如一个闷罐。当时正值三伏时节，蚊虫叮咬不必说，身在其中的闷热煎熬如何度过，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什么也没有说，说什么也没用。造反派们逼着他写检讨，他能写的字不多，只能口头表达，好在口头表达是他的强项，从为什么入党到怎样当上支部书记，再到工作中有何不足，条分理析，一清二楚。可听者并不满意，每次讲完之后，主持会议的都会大声发问：“他的检讨深不深刻？”台下异口同声：“不深刻！”。那位在口号声中虽然不是被“打倒”，而是要被“火烧”的大队长被逼得很不耐烦，他红着眼珠质问主持人：“我本来就是贫下中农，凭什么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凭什么要我一遍又一遍地检讨？”话音刚落，一记响亮耳光“拍”地打在他的头上，随即给他戴上一顶白纸扎成的尖顶高帽。

我心里咚咚直跳，生怕父亲像他的同伴那样不服气而挨打。好在他除了一板一眼地继续作检讨，其余再不多言。或许是看在他态度老实的份上，造反派没再给他戴高帽，但游村示众是必须的。在长长的游行队伍中，被打倒的父亲走在前面，母亲和其他家属走在中间，我和大队小学的同学们紧随其后。“打倒周xx !”的口号声响彻村庄和田野。呼喊口号时，我们这些走资派的家属和子女们只能跟着大喊，不能有丝毫懈怠，否则，就被认为是有思想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

游行就游行吧，反正埋头步行是父亲的癖好。在经历多少次烈日当头、口号震耳的默默行走之后，他被勒令停职靠边站了。这对于他和我们全家来说，看起来是倒霉，其实是好事：一是不再担惊受怕，二是不用像过去那样为集体操心，何乐而不为？

我们高兴太早了。时隔不到半年，运动不但没有结束的迹象，反而又掀起批判这个、清理那个之类起伏不定的高潮。被冷落在家里的父亲没有清净几天，又被逼得很不安宁了。今天有“钢工总”、“钢二师”的头头们找他去开会，明天又是“大联筹”、“大联指”骨干分子上门做工作，要求他加入他们的组织；最可怕的是，有一天竟有一个面色黑红的彪形大汉，他腰佩几颗手榴弹，也是上门来做工作的，吓得我和母亲、奶奶浑身发抖，拼命憋住呼吸，不敢吱声，生怕因为惹恼了他而引爆其身上那杀伤力巨大的武器。奇怪的是，父亲竟然一点也不怕，他硬是横了一条心，任凭他们怎么死缠乱打，就是不出门，任何会议不参加，任何组织不加入，搞得造反派们很没面子，保皇派们也很无趣。

 三

时光进入七十年代初，父亲不再担任大队书记了。本来是无官一身轻，可是，后来每个大队都要成立革委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当时不知是谁找到我大伯，通过他来做我父亲的工作，要他担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财经工作，理由当然是他当过大队会计，有财经工作经验。经伯父反复劝说，又经公社领导亲自上门动员，他不得不接受这一安排，再次走上了领导岗位。

那时“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很响。虽然革命是第一位的任务，但生产决非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事关家家户户能否填饱肚子。在我看来，父亲对前者似乎在应付，而对后者，的确一心一意在抓，而不是在“促”。至于在他内心深处，对那些响当当硬邦邦的政治口号是否感到厌恶，我和家人不敢肯定，但对吃饭之前或劳动间隙必唱一首革命歌曲，或背诵一段领袖语录的做法，他的确很不认同；在其他干部带领群众这样做的时候，他既不仿效，也不反对，以致被上级领导点名批评，说他“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迟早会走到邪路上去”。

他虽然没有领导预言的那样走上邪路，但违抗上级指示的事并非没有发生，搞得领导下不来台，而他自己竟然浑然不觉。那正是“双抢”季节，第一季水稻已经收割完毕，第二季秧苗开始抢栽。父亲在本村生产队蹲点，负责完成一百多亩水稻的栽秧任务。在此期间，上级派人下来检查督导，发现村口有几亩水田没有灌溉，似无插秧种水稻的迹象，于是要求立即放水耕田，马上栽秧。父亲解释说，那几亩农田土质含沙量大，不适宜于种稻谷，只能等待到秋后栽种其它农作物。上级来人听不进去，硬要栽种水稻，并且警告父亲说：“若是故意不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那就还要检查一下你的党性！”父亲正要继续申辩，上级领导拂袖而去。

那天晚饭之后，大伯匆匆来到我家，一再劝说父亲把那几亩农田栽上秧苗，给上级一点面子，待秋后再把田里的水放了，改种其它作物也不迟。大伯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干部，在大队和村里说话向来一言九鼎，连公社和区里的领导都对他高看一眼。但作为其同胞兄弟的我父亲，竟然不买他的账，他当面反驳的话只有一句：“要我做假我办不到，就让他们来检查我的党性吧！”气得我大伯摇头顿脚，不知说什么好。

此后不久，县里工业部门在一个名叫孙冲的山区发现磷肥，需要各区和公社派干部到那里支援开矿。公社领导因我父亲古板，认为不好商量办事，乘机将他派到百里之外的孙冲，一去就是一年多。他毫无怨言地在那里干活，由于心灵手巧，又能吃苦耐劳，深得矿上领导赏识，故有传言说，他很快会被转为国家正式职工，吃商品粮。我们全家都跟着高兴，天天盼着他带回喜讯: 他拿工资了，每月几十元钱，今后我们还能到他的单位吃白面馒头，到他所在的职工澡堂里洗澡，到他宿舍旁边的厕所里蹲洁白的瓷砖马桶……

这些想象中的美好，都是那些父母亲在外面工作的同学告诉我的。可是想象始终未能实现，我能见到的，总是父亲他那步行百里归来、又步行百里而去的疲倦身影，还有他的“劳动模范”奖状。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在外面开会或送交公粮回来时，手提布包或箩筐里不时装有一根油条、几颗小糖；如果是一个苹果，那都是由奶奶用菜刀切成五瓣，在我们姊妹五人中平分。可能是觉得我们长大了，现在这些东西他再不买了，可是我们还能盼他带回什么？

后来听说，他把转正的指标让给别人了。原因是那人比他年轻，孩子比他的更小，而妻子却因病长期瘫痪在床，更迫切需要有一个拿工资的养家。对此我们不再说什么，他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只当他在外面搞了一年水利建设，那不也是无偿劳动吗？

四

好不容易我上大学了。父亲很高兴，好像有很多话要跟我说。到学校报到需从家里到县城，再从县城搭车去武汉。出发那天，本来是可以搭车的，免得挑着沉重的行李，步行几十里路才能赶到县城。可是，我深知父亲此时的心情，为了能和我多说几句话，他想送我，宁可步行这几十里路也不情愿搭车；但是他又怕我累了，要我去车站候车，我没同意，执意要和他并肩一路走到县城。

“要好好读书。把书读好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哪个朝代读书无用，那个朝代就完了。”

“要要求进步。我这一辈子就是吃了不要求进步的亏，你莫那样。”

“要团结人。和人家打交道时要讲道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单位、一个家庭，都是要讲道理的。”

“要……”

他就是那样，不说话则已，说起话来就是那么多的“要”。如今回想起来，他天生就是那种只会表达思想，而不擅于表达感情的人。要不，母亲怎么会在吵架时说他“心比石头还硬”？

那时，去武汉的长途汽车每天只有一趟，我到县城之后，只能等到第二天才能搭车去汉口。父亲本来是可以和我在一起再多呆一晚的，但他为了省下在县城一夜的住宿费，便称家里有事，不再送我。于是，在走到城关附近的西河驿大桥时，他不得不停下脚步，准备返程回家。

不知何故，在他转回身去的那一刻，我心里顿时一阵空落！

两人彼此走远了，我们都没有向对方招手。他一再叮嘱我路上小心；如觉得行李很重，要及时放下来歇一会儿。我很奇怪他的变化，此前他好像并不知道走路会累，累了需要休息一下。

 令我感到更意外的是，我已经走到桥的另一边了，他并没有往回家的方向走，而是静悄悄地站在桥的那一边，侧身立于桥头，不时扭过脖子朝我这边眺望……

我参加工作并有了自己的家庭以后，父亲曾几次来城里看望。每次见面都少不了许多叮嘱。回到老家时，与我说话的机会被家里其他人和邻居占据了，只见他不时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似在寻找机会诉说什么。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的腰背佝偻了，双脚浮肿，走路的步伐大大不如从前，于是多次催他去城里大医院看看，他却一直拖着，直至病倒！

如今，我离开家乡几十年了。回想过去，总是难忘父亲当年站在桥头的那个侧影，还有后来那双浮肿的脚。拿起手机，总在想象父亲的名字如在通讯录里，那该有多少话要说！因为他在晚年，常常埋怨我不给他写信，哪怕我每月都不少于一封，他都嫌少。当我后悔不该以忙为理由，同他交流太少时，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如果能够，我也要给他一份叮嘱：行者我父，慢慢地走吧，天堂的路比人间更长，既要迈步前行，也要抬头好好看看风景，不要太急！

 （2019年8月下旬于鄂西苏马荡·林海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