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幼年见闻录之十一：饮水思源
魏束存
再说曾经关爱我的几位恩师。
一九七二年我开始上小学，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们鲁村二大队的李兰俊，既教语文又教算术，教课特别生动。
李老师平时对学生很和蔼，也很幽默，但是一旦发起脾气来也能让学生吓得不敢大声喘气，但是他却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相反却经常表扬我。
受我父亲魏绍伦和大哥魏旭彩的影响，我天生喜欢语文，上学后学语文轻松。李老师常给我作业打“甲”或“甲+”，还写上“大有进步，再接再厉！”之类亲切的鼓励话语。他还经常提问我，经常让我爬黑板听写，我多数时候让他很满意。
李老师曾经说：“魏述胜造句最贴切最生动。同样是说跑得快，你们只会死支支地说很快，人家魏述胜却会说‘飞快’，比你们都要灵泛！”
李老师那时就用几十年后才流行的“启发式”教育方法。他有时讲课对一些生词先不讲解，让学生猜猜是什么意思，当别人猜不出来时他就会提问我，我一般能根据上下文琢磨出是什么意思，李老师的满意常溢于言表，说我能举一返三。
一九七四年国家推行扫除文盲运动，让小学生去“当老师”，对农村妇女教识字。小学生们以为受到重用，踊跃参加。我被分配教两位文盲：一位是我的远房三奶奶，一位是我的叔伯二嫂。
学校安排教师经常巡回检查扫盲活动。当李老师检查到我时，一看见挂在墙上的毛笔字，震惊立即写上他的脸，他问我三奶奶和二嫂：“这是谁写的？”我三奶奶笑着说：“是俺这个四孙孙写的！”
李老师对我的字反复相面后说：“魏述胜还真有两下子！现在的学生会拿毛笔的已经不多了，一个二年级学生毛笔字写得这么像样，真不简单！真不简单！”我受到李老师的表扬，心里像吃了糖一样甜。随后我经常发现有成年人对我指指点点，可能是李老师宣传了我写毛笔字的事。
我很喜欢写字。上学后李老师教我们一笔一画地写字，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撇后捺，先中间后两边，我觉得十分有趣！放学后我有时坐到母亲正摊煎饼的鏊子窝里取暖，忍不住伸出手指头在空中比划，我母亲一开始看不惯，说：“你比划啥？像得了鸡爪子疯！”我说：“我练字，俺老师就是这么教的。”母亲就知道了，以后不再嫌我乱比划。
至于写毛笔字，我是跟我父亲学的，他写春联时我当帮手，给他挣紧红纸，看多了就手痒痒，也学写毛笔了。
其实，李老师的书法才真有水平，我在他面前不用翘尾巴。他的粉笔字、钢笔字和毛笔字全写得十分美，我从小对他的字百看不厌。教室的墙上有标语，我一看就知道是李老师的手笔，经常照着比划。我每次从他家门前路过，都停下脚步欣赏他写的对联。
我有位高中同学多次对我说：“我早就发现一个现象，你们鲁村镇的同学普遍写字好，我们黄庄镇的同学普遍写字孬！这和老师有很大关系，鲁村自古出文人，黄庄自古出土匪！”他这种话我不敢苟同，但我承认鲁村自古有“鲁风”。近百年来鲁村出现了崔立堂（字云鹤）、唐建佩、董第庆、边振玉（跳机井的边祥丕的长子）、李兰俊等书法名人，虽称不上是书法家，但是颇受当地各界赞誉，也引领了鲁村几十年的练字风气。我就是在这种“鲁风”中长大的。
李老师虽然只是初中毕业，文 革爆发后学校停课没上高中，但他酷爱读书，所以他的实际文化水平要高得多，能够达到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水平，甚至更高。
一九七三年，有一次下课后我看见李老师的教桌上有一本书，是鲁迅的《三闲集》。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迅”，把鲁迅念成鲁速。趁他不在我去扒翻这本书，同学们都看我，可能以为我有点大胆。李老师回来，看见我正翻他的书却并没有责备我，竟然看着我笑了。
最让我钦佩和感动至今的是李兰俊老师能一视同仁，对大队干部或在外工作者的子女不巴结，对我们“四类分子子弟”也不歧视。我老爷被扣上“坏分子”帽子管制劳动，我们全家老少备受迫害和歧视。但是，李兰俊老师不仅对“四类分子”亲属从不歧视（我三哥魏旭东也这样认为），而且对我极为赞赏，这在人妖颠倒、恶魔肆虐的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让人钦佩，我们永远感激他！
李老师不仅博古通今，而且对政治形势的把握也很敏锐。一九七五年秋天，报纸上开始发表批评“右倾”的文章，李老师很早就感觉这是影射邓小平，在课堂上曾说过，其实那时中央根本没有点名，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后才点名的。此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九七五年，李兰俊老师被安排进鲁村信用社干会计，成为了一名职工。临走时他向我们道别，竟然忍不住哽咽，用手帕擦眼泪，全班同学，包括那些学习不用功曾受他批评的同学都很伤感，一些同学流下眼泪，女同学们趴在板上，有的哭出声……
李老师干了银行，如鱼得水，很快成了名副其实的“铁算盘”和“铁账本”，享誉远近。但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他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超生，被单位辞退（多么让人惋惜！）。其后他曾受聘到私营商店干会计，又自己开饭店。
一九九八年有一次是星期天，我回鲁村，到鲁村储蓄所看望职工，和他们共进午餐，我到一家饭店去订菜，一进门见到李兰俊老师，原来是他开的饭店！因李老师自己做厨师很忙，我只和他说了几句话。遗憾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总感觉李老师有一种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的气质，洁身自好，像一朵纯洁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不与营营苟苟之徒同流合污，这令我钦佩，但是不大见容于世俗社会，也常令人惋惜。他事业上一直颇有坎坷。这一点我和他有点相似。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在遭受奸佞排挤三年后，不堪苦闷的我从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辞去公职，随后在家“休养几年”。那时我听说李兰俊老师自学中医渐入佳境，各地患者慕名向他求医，许多疑难杂症经他手到病除。求医者络绎不绝，李老师被迫在家坐诊。对此有些人讥讽李兰俊是歪门斜道，我却觉得他令人敬佩。我不是也曾在银行工作之馀读中医书、也曾一度参加中医自学考试、也想悬壶济世吗？我想去拜访李兰俊老师。
在大家期待李兰俊在中医上不断上进之时，他感到身体不适，查出患上肝癌且已到晚期。我想去看望他。还没来得及上门，李老师就病逝了，时在二〇一〇年，他只活了五十八岁！当我大哥来我家时告诉我，我心里很悲痛，也为没有去看望李老师而深感内疚，至今也是常常自责。李兰俊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值得我永久地怀念！
一九七七年秋天邓小平复职。那年全国恢复取消十年的高考，国家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促进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一九七七年初中招生考试完成后，班主任崔现安通知我没被录取。我父亲去找了也在教学的我的表哥冯文德，他悄悄告诉他大姨父说是校长崔X平（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小头目，曾带队打砸抢烧）以我家成份不好为由把我拿下，让其邻居、一个没有考上的所谓“贫下中农子弟”顶上。这时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垮台将近一年了，出身论和成分论已经放松，崔X平却仍然以此为棍棒打我们，也着实可恶！
我父亲想去找崔X平交涉，冯文德说已经定了，都公布了，再找他也不可能改变，我父亲也就放弃了。
看见朝夕相处的同学们都高高兴兴地去了鲁村三大队联中上初中，而我却被甩出来，我非常沮丧，觉得再也无脸见人。我天天与床为伍，不想出门，就爱躺在床上。
知子莫如父。我父亲知道我的心理状态。他对我说：“不让去上初中咱就不去，再回来上五年级，再复习一年，不一定是坏事，国家不会永远是现在这个样子，形势会变化，只会越来越好……”我父亲到学校要求让我再回学校上学，于是我成了个留级生，再插班去上五年级。这对我刺激很大！
新五年级的班主任是崔现勇老师，语文和算术都讲得特别好，而且品格也很好，对我们几个“四类分子”子弟决不歧视，对我也特别友善。
我憋了一肚子气，这时把这股气转化为学习的动力，用前所未有的干劲投入学习，很快我就成了全班不可动摇的学习尖子，成了人人佩服的中心人物，没有一个学生敢欺负我！
二排右三为崔现勇老师，左三为李全凤老师（教初中一年级）：
那年寒假考试实行各学校老师交换监考，我考了全鲁村公社第一名，有一道时事政治题全公社唯一一个答对的是我，而且听说全鲁村公社的老师也许没有一个人会答，我被叫到学校办公室，老师们问我是怎么答对的，我说：“那回全公社师生到公社大礼堂听形势通报，不是谈到这方面的内容吗？”老师们恍然大悟，哈哈大笑，有老师说：“我们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哪里有你的记性好！”
更有意思的是，给我们监考的鲁村一大队的唐老师在成绩公布后专门再跑到二大队小学，请崔现勇老师领着他到班里认认魏述胜，唐老师问了我几个问题后对我赞不绝口，他说：“我教了这么多年学，从来没遇到这么一个学生，对答如流，甚至知识比老师还丰富！”他的吃惊和赞许溢于言表。唐老师离开时像是依依不舍，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一个教师，一辈子能遇着这样的几个好学生，吃一辈子粉笔末子心里也熨贴！”我相信，假如能允许老师自己挑选学生，这位唐老师会毫不犹豫地把我领走！
我这个曾经受歧视的“四类分子子弟”此时感到前所未有的自豪，简直有点扬眉吐气！
“春江水暖鸭先知。”进入一九七八年，连不懂政治的最底层的农民，生活水平进步像鸭子游水一样缓慢的农民，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形势在悄悄地好转。
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许多人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号弹，是一道闪电，照亮了夜空；是一声惊雷，催醒了沉睡的土地！文章引发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所谓“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为拨乱反正，为掀起变革提供了思想武器。
一九七八年夏天考初中，我考了全鲁村公社第一名（那时不搞全县排名），学生考试成绩表被贴在大街上张榜公布，一批批人去看，我成了“名人”，街头巷尾有人议论我，见了我有赞许的表情，他们何曾想到“四类分子”魏二高腿子的孙子能有今天？我感到扬眉吐气！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开始上初中一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鲁村二大队联中唯一的公办教师刘明月，师范学校毕业，讲课非常生动，字写得特别优美，完全不像一般女士写的字那样柔弱，而是有筋有骨，又刚柔相济。学生没有一个人不佩服刘明月老师，她就是我们心中的一轮又大又圆的明月！
出人意料的是，开学后刘明月老师让我当了班长，我这个“四类分子”子弟竟然当上班长，真是出乎众人的预料！
刘老师对我不仅不歧视，反而高看一眼，让我感激不尽，我更加努力学习，成为不可动摇的学习尖子，每次考试稳拿第一，也的确成为全班的旗帜，不管是鲁村二大队还是三大队的同学，无人不佩服我，也没有同学敢欺负我。至今几十年过去了，不管在哪里见到那伙男女同学，他们依然对我连连赞扬，我们仍然情意融融！
不仅刘明月老师不歧视我，教数学的李全凤老师也不歧视我，对我很好。李老师后来考上沂源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沂源县南麻完小（今实验小学）。我至今十分感激这两位老师。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打破了统治中国近三十年的极 左路线的枷锁，摒弃了“以 阶级 斗争 为 纲”，推行改革开放。一些人虽然对结束极 左 路线并实行改革开放当时很有抵触情绪，但是终归螳臂当车难以奏效，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第一次看到了胡耀邦的名字，他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他从中央组织部长转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主席。
1981年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不再设党主席）：
后来得知，胡耀邦总书记是推动平反冤案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又得知，南京大学讲师胡福明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投到中央党校，大家不敢决定发表，主持党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亲自审定，冒着被再次打倒的政治风险，拍板决定在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又推荐给《光明日报》转载，放了一颗政治炸弹，广大干部和群众读后心里豁然开朗，无比兴奋；但是坚持“两个凡是”教条主义的人暴跳如雷，主管思想宣传的汪东兴副主席指责胡耀邦是“砍旗”，要兴师问罪，多亏有叶剑英、邓小平等老资格领导人撑腰，否则后果严重。胡耀邦成为改革的奠基人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天，中共中央为全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全部摘帽，承认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要求全社会平等对待他们及其亲属。这一行动后来被称为中国的解放“黑奴”运动。
作者1989年4月出差至北京，见党和政府及各界群众沉痛悼念胡耀邦：
那年政府要求逐步取消村办联中，我们因此转到公社（镇）公立学校鲁村联中上初中二年级，我仍是班长，在几百人参加的开学典礼上，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言，赢得多次掌声，会后有位老师说：“魏述胜发言稿里还引用了孔子等人的名言，看来他肚子里有点墨水！”有同学也闹笑说：“你是不是偷喝了墨汁？”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父亲当初说得不错，不去三大队上初中不一定是坏事，现在验证了：去了三大队的同学全后悔了，他们说他们白上了两年初中，什么也没学到，只混了一张毫无用处、擦腚又忒硬的初中毕业证。这回轮到他们难堪了，大部分同学结束了一生的学校生活，走进了农田；小部分同学来鲁村联中上复习班。
一开始班主任是物理老师孙启中，课讲得特别好，对我也很好，可惜几个月后他去教复习班。孙老师后来干到鲁村中学校长，又调到沂源二中。虽然只教了我们几个月，他却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我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直把我列入好学生名单。
整个初中二年级我一直是两个应届班的学习尖子，在临近考高中时，我们几个学习好的学生还一度被学校里挑选出来，加入复习班强化训练。
我们的政治老师是周世宽。他当过兵，对形势敏感，经常讲点时事政治，有时有所延伸或者发挥。我从小对时事政治灵敏，几乎过目不忘、过耳不忘，现在又遇到一位对形势极为敏锐的老师，我深感幸运。
周老师讲课，我几乎是他的“录音机”，他提问疑难问题，经常是只有我一个人举手，而且回答总让他满意，他总是深抿着嘴赞许地频频点头。
加上我又是班长，周老师对我更加特别关注。一九八〇年我们十几个学生考上沂源一中，他十分高兴。
四排右二为政治老师周世宽，右三为体育老师李家生，右四为物理老师孙启中，右六为化学老师崔志奎：
现在回想，正是周老师那时对极 左思想流露的批评影响了我，引起我开始对极 左思想的思考和反感。要知道，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才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极左路线错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判，而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年周世宽老师对极 左路线的批评和分析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周世宽老师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之一。
一九八〇年春，我被周老师推荐进了入团的学生名单，但最终加入却没有我，我感到特别意外，去问周老师，他不说是什么原因，只鼓励我继续上进。其实我已经琢磨出原因出在另一位老师的阻挠上，因为我说过他讲课不如孙启中老师，被同学告密。我也理解周老师在这种事上的滴水不漏，很钦佩他为人处世的宽中有严。
一九八四年我参加工作后曾经登门拜访周老师一次。我二妹妹曾说，鲁村联中里周世宽等几位老师把魏述胜当作典型，经常向学生们宣传，让同学们向魏述胜学习。
周老师干过鲁村联中的团委书记、副校长，后来又调到鲁村镇教委。
一九九八年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鲁村储蓄所的主任告诉我：周世宽老师租用了储蓄所西头的一间房子让家属经销花生油，与他们经常见面，主任说周老师很实在，并说，周老师听说我已经在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干副行长时高兴地说：“魏述胜可是我的高徒啊！他聪明，勤奋，人品好，我多年为曾经教过述胜这种好学生感到自豪，他一定能给他的老师们长脸！”
我在心中很崇敬周老师，但是参加工作后一直没有去找他作推心置腹的交谈，总觉得来日方长。让我永远感到遗憾的事发生了！二〇〇一年三月，我听说周世宽老师查出胃癌住进沂源县中医医院，我想去看望他，我还没来得及去，他就告别了这个人世，终年只有四十八岁！多年来我经常感到内疚：为什么没早去看望我的恩师周世宽呢？
曾经教过、很喜欢我的老师们一直关注我的学习和工作。崔现勇老师后来转为公办教师，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到鲁村联中任教，也干过小学校长。刘明月老师也是成绩斐然，后来到鲁村联中和鲁村镇职教中心任教，我去看过她几次。他们教了一茬茬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学生们后来分布各行各业，无数人对他们心怀感恩。
一九八〇年我考入沂源中学（后改名沂源一中） ，八月十七日入学，我做了高中二十级三班的班长。我在求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几十年来，这些恩师一直关注着我。一日为师，终生为师，他们永远是我的老师，他们永远值得我学习。
一九九六年，刘明月老师到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找我，我没在家。后来有一天早晨她到了我家里。原来，她的女儿海霞变换了工作单位，原单位扣住她的风险金不给，多次交涉无效，刘老师让我给帮忙。我愉快地答应。因为急于上班，我也没与刘老师深聊，甚至也没让她喝口水。随后我去找了这家企业的总经理，他说调走的职工他们都没退风险金，我为海霞据理力争，最终他还是说不能全退，要扣下一部分。我说：你实在要扣，你扣下的那部分我将用我的工资给她补齐，再交给我老师。他最终说：那我就全退了吧。
后来我回鲁村，崔现勇老师对我说：“刘明月老师表扬你，说你没忘了老师，崔海霞的风险金是你去要出来的。她说，不但她拿去的礼物你没留，你还给她拿上了礼物。”我说：“这是一点小事，微不足道！”我因此感到很羞愧，这些年我给老师们帮过什么忙？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报答？
我已人到中年，几十年碌碌无为，没有给对我寄予厚望的我的恩师们长脸，我常常汗颜。但是，饮水思源，回顾我的上学经历，我万分感激，他们是我心中的圣人和旗帜。“四类分子”家庭的孩子受到歧视和排斥，这并不稀奇，任何一名教师，都能轻易把我们的希望之灯吹熄！可是，我遇到这么多平等待我、关心我、扶持我的恩师，让我逆水行舟却并未放弃！加上我又遇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契机，这全是我的幸运和福气，我将一辈子感激，也将把这当作动力，生命不止，奋进不息！
2021.5.16.
【作者简介】 魏束存，本名魏述胜，山东省沂源县鲁村镇鲁村二村人，祖籍济南市钢城区辛庄镇芦城村（原属莱芜市）。毕业于山东银行学校（今齐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园地老长工，曾在人行、工行和中行工作，曾任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副行长。有金融与汉语言文学两个专业毕业文凭。爱读书，偶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