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湘赣通衢”、“吴楚咽喉”之称的江西萍乡，十年前为修缮开发张国焘故居闹得纷纷扬扬，引发诸多争议，如今他的故居是怎样的呢？ 淋着初夏的细雨，驱车来到与湖南毗邻的上栗县金山镇。沿着一条新修的公路进山明村，村子四面环山，不高的桎木山下，藏着一幢黛瓦砖墙、气势恢宏的古宅——这便是张国焘故居。 曾有风水先生说，此处是个“金坛落果”的宝地，只是山村每逢干旱，吃水比较困难。没了水，这落果自然难保新鲜，甚至会成干果，或许这是天然的败笔，也无法弥补。 我在这片古宅前后转转，真的未发现一点水，远处也没见小溪或池塘。一个宅子少了清水之映照和润泽，是不是为其后来的衰败埋下伏笔？ 土改时，张家只有张国焘三弟张国杰在家，既是地主成份，又出了叛徒，他自然成了重点批斗对象。村上将张家多余的房间分给村里几十户村民居住，内部改建和破坏相当大，有的地方还野草覆盖，破败不堪。 2009年，县里投资近千万修缮张家宅子，准备搞旅游开发，将居住在张家的人全部清走。如今修缮后的宅子，只有大门和门墙及少部分保留原样。 人去楼空，寂静无声。大门框顶上，有个清晰可见的八卦图，颇有疑惑。记得我在五峰山里的五峰寺门框上，也见过此图案，究竟何意，不得而知。图案中间裂开，似乎预兆着什么。推开厚重的木门，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有股时光久远的味道扑面而来。 张国焘故居始建于清康熙59年（1720年），为土建四合院，坐东朝西坤山艮向左兼三分。整栋建筑为单层瓦房，平面布局紧凑，以中庭为主轴线向两侧发展，门楼平展开阔，是江南一带典型的围屋形式。因中庭进深较大，为解决采光问题，中部设有40余平方米的采光天井。大门正对中庭大厅，偌大的大厅像个露天会场，据说是供全家操办喜事和过年过节时的聚餐之用，足可摆下十桌酒席。 张国焘本姓亲属张人国向我介绍，张家院子占地面积26亩，建筑面积6800平方米，共108间，由多条里弄和48个天井把整栋建筑连为一体。如此大的建筑规模，得益张国焘的曾祖父出资兴建，后经祖父、父亲几代人的精心修缮，结构更加实用合理。张国焘父亲的6兄弟，曾一起住在这幢大宅子里。 踏进张家，真为院子之大而惊叹，为建筑艺术而惊叹，为张家之殷实而惊叹！中庭大厅两侧基本对称，当时张家6兄弟家都有自己的客厅、厢房、厨房。户与户之间由砖墙隔而不断，各房间内天井采光和通风。整栋建筑外观质朴，结构简练，除中庭大厅由于跨度大采用了木柱、木梁的木构架结构外，其余均为砖基砖勒脚，土坯砖墙到顶，山墙搁木檩条冷摊瓦。因大多房间靠天井采光和通风，所以多采用木门和木雕花格窗，有些做工还比较精细。今天，木门上的雕花依然保存完好，观赏触摸这些精致的花纹，可感知当年工匠艺术之精湛。
张国焘出身名门旺族，他的父亲张觐光系清末拔贡，就读宁波法政学堂，曾任浙江省审判厅推事等职，权倾一方，当年在上栗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富豪之家。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详细的记载：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了）。因此，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 看来张家曾经还真旺过，占有村里大部分田和山。不过靠盘剥压榨百姓之旺，终难保长久，毕竟后来换了人间，张家的宅子因此繁华落去，一场秋梦，只留下一院叹息，一院凄凉。 从进门到里面，没有张国焘任何标识，早先门口有块“张国焘故居”的牌子，现在也不见了，只在墙上留下几个生锈的钉子，还有几个模糊不清的字迹，似乎是以前的标语，内容看不清。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大厅的墙上有句标语：“听党话，跟党走，颂党恩……”不由联想到张国焘，当年他正是未听党话、未跟党走、忘党恩，私欲膨胀，拥兵自重，与党背道而驰。 张国焘在五四运动期间，作为北京大学学生领袖的张国焘，是做过贡献的，特别在以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他是北京共产党小组创建者之一，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在党的一大，他是主持会议的主席，并被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另两个为陈独秀和李达）。他也是中共领导人中惟一获得列宁接见的人，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后，他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张国焘从苏联回国后，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带领红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开创了川陕根据地，创造了一些业绩；为策应中央红军，他还主动率军深入四川腹地开辟了新的战场。 然而，正当他事业进入辉煌巅峰之时时，开始忘乎所以，犯下一系列重大的错误，主要是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左”倾路线，搞肃反扩大化，三个月错杀了上千名红军指战员。长征会师后，公开要挟中央，企图用自己的军力逼迫党中央，使得党中央将党政大权交给他，反对中央北上，分裂红军，自立中央，后来逃离延安，投身于国民党，背叛了他与之共生死18年的中国共产党。他的命运由此彻底改变。 奥维曾经说过：“使一个人伟大，并不在于富裕和门第，而在于可贵的行为和高尚的品性”。从小生活在安逸舒适环境当中的张国焘，似乎缺少了一种坚韧与谦逊。这一点，张国焘初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就得到了体现。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当时根本看不起毛这个“土包子”。后来恰好就是这个“土包子”代替“洋包子”，砸碎了这个黑暗的旧中国！ 张国焘故居周边，居住的是张国焘宗亲，他们以前只要一提起张国焘，这些人马上会离得远远的，惟恐自己会惹祸上身。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张国焘弟弟张国庶被政府认定为革命烈士之后，气氛就明显好转，尤其是政府决定修缮张家快要倒塌的故居，觉得是尊重历史，对一些事情和一些人都有重新的认识。 听张家邻居介绍，1949年，张国焘的大儿子张海威回过一次山明村，看望宗亲，祭祀祖宗。张国焘从参加革命到背叛革命，一直无颜回来。张国焘有三个儿子，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一些同是张姓远亲的邻居们说起张国焘，无不抱着惋惜的口气说，这人哪，得意之时，千万不要忘形，他就是辉煌巅峰时开始忘乎所以，然后就一步错，步步错，犯下一系列重大的错误。 张国焘建党又叛党，逃到国民党这边后，很快没了利用价值被遗弃。1948年，张国焘先蒋介石一步逃到台湾，好不容易找个房子，后被“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1949年冬天，狼狈不堪的张国焘只得迁居香港。生活来源主要靠长子教书，杨子烈又在买菜时不幸摔断盆骨,成了跛子，经济一度陷入困境之中。1958年10月，他主动与中共在香港的人员接触，表示愿意回国，为党做点事，毛泽东宽宏大量同意了，但要他写个悔过书，承认犯下的错误，张拉不下面子，没有同意。 一家人在香港坐吃山空，囊中羞涩，张国焘不得已求助在大陆的弟弟，便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弟弟张国杰，希望他能给予一些经济支持。可是张国杰收到信后，非常紧张，如果贸然和哥哥联系，在当时的形势下，恐怕会给自己招来灾祸。思来想去，张国杰将信上交了当地派出所，也未给张国焘回信。同胞兄弟弄成这样，都是张国焘咎由自取。 张国焘没有收到弟弟回信，也断了这仅有的一点希望，加上有人建议到香港抓张国焘，他吓得移居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市，和长子张海威住在一起。 1979年12月初，多伦多市大雪不止，张国焘转身时毯子掉在床下，自己无法拾起，想叫人也无人来助，暖气关闭，只有咬紧牙关受冻。12月3日5时起，他忽然呕吐两小时，最后昏迷去世，享年82岁，葬于多伦多市公墓。其妻杨子烈92岁故去，与张国焘合葬一起。 河南大卫生态鼠药集团董事长朱禾丰的女儿在加拿大上学，去看过张国焘墓，说：张国焘墓的方向始终是向着东南方向，向着中国，向着他的家乡山明村。万里之遥，故土难离，只是他到死也未了愿。 独自走在张家古宅，四处空荡，阴森压抑。萍乡雨多，天井湿滑，边沿条石上爬满青苔，稍不留神就会滑倒。张国焘当年叛党之路上，也爬满了同样的“青苔”，他滑倒后再也没起来，且越滑越远，不想回头，直至坠入深渊。这左一间右一间的大大小小的屋子，如入八卦阵。张国焘或许从小受此影响，容易犯迷糊，格局太小。我曾去韶山看过，张家宅子前后亦有山，但没有“峰”，因而禁锢了张国焘之眼光，反而被这些小“山”所困，最终走投无路，至死未活个明白。 当年一大13个代表出了三个叛徒，其中一个是张国焘。毛泽东这个“土包子”成了党的领袖，只有他和董必武出席开国大典。 一个人不能没有信仰，一旦有了信仰，就有了方向，有了动力，即使是刀枪相逼、烈火炙烤，也不能轻易更改。 张国焘骑在高头大马上，感觉甚好，忘乎所以，目空一切，竟然将自己的信仰给颠掉了，再也没找回。倒是他的同胞弟弟张国庶，严刑拷打，气节如松，不惜牺牲生命，也不出卖组织。 天井雕花今犹在，满院唏嘘后人评。出了张家宅子，不由感叹连连。按理，山明村走出去的人该是心明眼亮，明辨是非，光明磊落，可北大深造过的张国焘却稀里糊涂，私欲太重，胸窄眼拙，给村里蒙羞，给张家丢人。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辩忠奸留史册；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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