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住过牛棚

——兼谈陈白尘《牛棚日记》

陈汝定

      一天,我的读高中的小孙儿问我：“爷爷，文革中你住过牛棚吗？”  

      我说：“没有。” 

      “那你住过干校吗？”他又问。

      我说：“我年轻时还是很优秀的，什么五好团干、六好红旗青年、先进工作者等等奖状，我都得过。但是一到文革我就犯“糊涂”了。不知为什么我老是“站错队”：1966年初，我刚参加完全县首届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面就派我参加全县中小学教师集训工作组。可是没过多久，上面说派工作组错了，要接受批判；回单位后，人人要参加“红卫兵”，大家推我为头。未料“7•20”后，上面又说“保”错了，于是又接受批判。因此，我先后被下放到本县洞口罗水库和石门水库搞医疗三年，这也算是住干校吧。开始是我一个人，后来因工作忙不过来,我要求一家四口全都下去(那时你爸爸还没出世)。我当医生，你奶奶当护士。我们的工作是给在工地劳动改造的干部及周边农村的农民搞巡回医疗。我有时住在农民家里，有时住在水库指挥部医务室。但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人住过牛棚。”

      孙儿又问：“那为什么有的老师和有的书刊上说，当年文化部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化人住过牛棚呢？听说作家陈白尘还专门出版了一本《牛棚日记》。他的这本日记是在牛棚里写的吗？”

      我说：“文革是有些问题，这个中央已有决议。问题是我们如何去全面领会，不搞片面，不走极端。据说当年全国有各级各类干校1400多所，有没有人住过牛棚，我不知道。但是，据现有资料看，当年下放到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的6000多文化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及子女），并没有人住过牛棚。而文革后却有人说自己曾经住过牛棚，把“住干校”与“住牛棚”、“蹲牛棚”等同起来，把“住牛棚”、“蹲牛棚”变成“住干校”的代名词，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是不对的。如果有人硬要说他住干校就是住牛棚，我想这不但贬低说者本人，而且会伤害提供住房的、朴实、善良、无私、乐于助人的向阳湖农民的感情。”

      我接着说：“据我所知，当年下放到向阳湖的几千文化人，包括陈白尘先生在内，以及文化人的家属、子女等，全都住在农民的家里或生产队存放粮食的大仓库宿舍里，或是当地政府提供的公房。为此，我曾随市诗词楹联学会两次采风向阳湖，没有看到当年文化人住过的牛棚，更没有看到当地农民特意为文化人建造居住过的牛棚。”

      “至于陈白尘先生的《牛棚日记》，我一直没有买到这本书。但从我现在所能看到的、他在向阳湖写的43篇日记的内容来看，他既没有写住牛棚的时间、地点；也没有写有关牛棚的内容；更没有写他的日记是否就是住在牛棚里写的。但是，由于陈先生没有把“牛棚”两个字打上引号，人们就很自然地认为他的《日记》是在牛棚里写的。”

      孙儿说“也许他们是对当地居住条件太差，打的一个比方吧。”

      我说：“打比方要有可比性。能把农民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住的房子，比作是关养牲畜的棚圈吗？它们之间有可比性吗？将心比心，如果有人将我们的住房比作“牛棚”，我们会同意、会高兴吗？”

      孙儿说：“那也是”。随后，他要求我将所了解的情况给他详细讲讲。

      为了让儿孙、让后代了解历史真相，我告诉他，几年前，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向阳湖文化的专家李城外教授，曾亲笔签名送给我四本书：《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集），《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下集）。此外，咸安区政协干部陈大银先生也送给了我一本《向阳情》。现在，我就依据这些书籍和有关资料所记录的、当年京城文化人在向阳湖地区居住的情况，也依据我在实地采风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况，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以正视听。

      一、当年下放到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的人员、组织形式和居住分布的情况。

      当年文化部向阳湖干校总部设在甘棠。1969年4月12日先遣队到达向阳湖，随后几千文化人，分前后三批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第一批是在1969年9月26日；第二批是在同年的12月19日；第三批是1970年的5月18日。为便于管理，当时文化部将这6000多人，按文化部机关、文物口、出版口、文联作协口和电影口，编排为5个大队26个连。他们居住的地域分布是：

      一大队包括文化部办公厅、政治部、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联络司、教育局、政研室、群文司、红旗越剧团、勇进评剧团等单位。校部和一大队驻在452高地（原向阳湖奶牛场所在地），称为五七区。

      二大队包括北京图书馆、文物出版社、故宫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驻地在原甘棠公社燎原（军山）、星火（甘棠）和红旗（马垴）三个大队结合部的窑厂（后为向阳湖奶牛厂砖瓦厂）称为窑厂区。

      三大队包括新华书店及北京发行所、中国印刷公司、人民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驻地在凤凰山（原汀泗区汀泗公社赤岗大队境内）。

      四大队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等单位。驻地在王六嘴（原甘棠公社红星7、8、9三个生产队），称为向阳区。

      五大队包括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单位。驻地在红旗山（原甘棠公社红星10队谭湖鲁），称为红旗区。

      此外，在武昌金口、乌龙泉两地住有家属连，在双溪住有26连。

      二、看看当年文化部最大的“走资派”住在哪里？

      如果说，当年全国最大的“走资派”是国家主席，那么当年文化部最大的“走资派”就应是部长、副部长。当时他们是“专政”对象。那么，他们在向阳湖“劳动锻炼”时住在哪里呢？是住在牛棚里吗？不是。

      赵辛初先生，当年中央文化部的副部长。1969年春，他同文化部的90余名机关干部来到向阳湖，被编成一连，即文化部机关连。赵辛初被生产队安排住在向阳湖镇甘棠7组上庄吴村农民吴继元家的楼上，后来又搬到农民吴继瑞家住，最后，因干校基建需要，他又住到机关连在上吴庄修建的基建工棚里。机关连的其他人员都由生产队统一安排到安吴李生产队的各家各户农民家里居住，没有一个人住牛棚。

      周巍峙先生，当年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后为代理部长）。他当时不仅是“走资派”，还有“五一六”嫌疑。是重点“专政”对象。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当时又住在哪里呢？他住在咸宁县汀泗区甘棠公社战斗大队（秧田海村）第6生产队胡张村农民张继斌家的堂屋里，他从未住过什么牛棚。

      司徒慧敏先生，原文化部副部长，他当年被编在五七干校监管四连。住在汀泗区甘棠公社战斗大队第6生产队胡黄张村农民胡永锡的家里，后来搬到垦区湖地工棚里居住，为连队看管湖田。他也没有住过牛棚。

      由上可知，当年文化部最大的“走资派”，三位副部长，都是住在农民家里，都没有住过一天牛棚。

      三、看看当年所谓的“五一六”分子住在哪里？

      当年揪出的所谓“五一六”分子，就是反革命，是阶级敌人，是专政对象，是要日里劳动，夜里批斗的。那么，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又住在哪里呢？这里仅举典型一例，可知其他。

      阎钢先生，著名文学评论家、编审。他在其所著《向阳湖二题》一文中说：“1969年9月下旬下放干校，1970年初又斗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我所在的第五连（中国作家协会连），因揪出和发现几十名‘分子’，而被授予文化部干校深挖‘五一六’的先进单位。”，“一天深夜，我被押回大仓库宿舍（请读者注意：不是牛棚，而是宿舍——笔者注），推开门……一块桃酥递在我的手中，我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真真的泪如泉涌。老严啊，我尊敬的作家严文井。”这段话清楚地说明，这位被打成“阶级敌人”的人，是同著名作家严文井一起，同住在大仓库宿舍里的，而不是住在什么牛棚里。

      四、看看当年的文化名人住在哪里？

      据咸宁县汀泗区甘棠公社红星大队第8生产队农民理发员刘红华的回忆，由于他经常走村串户，当年他常常为之理发的、现在尚能记得起名字的、住在农民家里或生产队公屋的文化名人有30多人。他们是：

      藏克家  李    季  楼适夷  顾学颉  张光年

      侯金境  张天翼  萧    乾  冯    牧  曲六乙

      舒    芜  金    人  孟    超  刘尚荣  白清玉

      陈文彬  丁    力  尹一之  麦朝枢  陈    铮

      陈尔东  涂光群  程代熙  马毅民  郑世钧

      丁玉坤  丁    钢  丁    勇  丁    强  李松年

      龙绍辉等。

      他还说，中国文联、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单位，分别住在甘棠公社红星（祝垴）、红旗（马垴）、星火（甘棠）、燎原（军山）、战斗（梅田海）等5个大队农民的家里，或生产队的仓库宿舍里。他们中没有人住过牛棚。

      现在，让我们举几个实例来加以说明：

      张光年先生，又名光未然。著名诗人、戏剧家、文学评论家、《黄河大合唱》词作者，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他当年住在甘棠公社红星大队第9生产队程麻海村农民韩宏明的家里。他没有住过牛棚。

      李季先生，著名诗人。曾任《长江文艺》、《诗刊》、《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当年他住在咸宁县汀泗区甘棠公社红星8队王六嘴农民理发员刘红华的家里。他没有住过牛棚。

      郭小川先生，著名诗人。曾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当年他住在汀泗区甘棠公社红星大队第9生产队谭鲁胡的一个大仓库的宿舍里，诗人闻山等二三十人与他同住。他们没有住过牛棚。郭小川还曾一度被调到区里，写下著名的《杨佳大传》和《咸宁三歌》（即《楠竹歌》、《花纹歌》和《欢乐歌》）。

      五、看看当年其他文化人住在哪里？

      刘建中，原文化部电影系统的一般干部。他当年在向阳湖劳动锻炼时，才20岁。回京后逐渐升迁至国家电影局局长。当年他被编在5大队19连，住在窑咀农民家里，半年后搬到红旗山。因为，五七干校在这里盖起了5排宿舍，刘建中住在第3排，他热恋中的女友蔡某住在第2排。2011年11月24日，刘建中重返向阳湖时，特意到他当年的旧居门口摄影留念。

      汪轶千先生，原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室主任、新华书店总店经理。他在《一个卖书人的回忆》中写道：“当年新华书店总店既是全国图书发行系统的管理部门，又是文化部出版局管理全国图书发行事业的职能部门，总数33人，仅留下两位同志守摊看家，其余人员统统走上了“五七”道路。……刚到甘棠镇时，我们全体人员均分散住在老乡家和生产队的仓库中，仅临时搭个“窝棚”做厨房。”他们也没有住过牛棚。

      红旗越剧团，团长是夏革非。当年该团被编在干校一大队。团员有丁苗芬、毛玉堂、薛德琳、张琳琳、王和芙、侯兆平、孔庆刚、王国昌、赵政等多人。到向阳湖的第1年，他（她）们分别住在星火大队农民刘克军等人的家里，后来干校在马道（现甘棠中学）、张木匠（现甘棠小学）等地建起了宿舍，红旗越剧团的同志们才依依不舍地搬离了农民的家。他（她）们没有住过牛棚。

      六、看看当年在向阳湖“劳动锻炼”的咸宁文化人住在哪里？

      在京城文化人下放到向阳湖的同时，咸宁地区（现更名为咸宁市）地直机关的文化人，也下放到向阳湖“劳动锻炼”。他（她）们中有我认识的如:抗日干部、原温中书记谢亚平先生（副厅级待遇）、原咸宁师专教授、全国著名女诗人、鄂南吟坛泰斗谢叔颐先生。他（她）们都没有住过牛棚。

      七、关于陈白尘先生的《牛棚日记》

      陈白尘先生（1908—1994）,著名文学家。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国剧协副主席等职。

      我没有读过全本的《牛棚日记》，但是从李城外教授赠送给我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下）一书中，我读到了陈白尘先生《牛棚日记》（节选）43篇。时间从1969年11月15日（星期六）至1970年5月15日（星期五）。

      从《牛棚日记》的43篇日记内容来看，陈白尘先生从到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第一天起，就没有住过牛棚，而是住在向阳湖的农民家里。他在1968年12月1日（星期一）的日记中写道：“11时车到咸宁。……二小时才到干校五连连部（即作协连部）。……我被编在二排六班。1时半午餐，煮虾、米饭，伙食不恶。2时迁往老乡家住，同住者四班的人。”

      他在1969年12月2日（星期二）的日记中写道：“连部和一排，三排均在邻村，此间仅二排和食堂住，地名鲁家湾，村中房屋七八所，居民不过20户，三个班分别住在四所房子里。”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陈白尘先生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期间，始终未住过牛棚。甚至在他的43则日记中，连“牛棚”两个字也找不到。

      那么，陈白尘先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日记取名为《牛棚日记》呢？而且对“牛棚”两个字不加引号，直言不讳。试问：这“牛棚”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想,这很可能是作者对下放干校、身处逆境的某种情绪的表达方式。对于在文革中,包括陈伯尘先生在内的文化人，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我们是感同身受，十分同情的，作者的这种情绪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历史也永远不会忘记6千多文化人，在这里所经受过的栉风沐雨、千辛万苦。但是，“城门失火”，不能“殃及池鱼”啊！要知道文化人的下放，跟“牛棚”毫无关系。更何况书中并没有写牛棚，跟牛棚不粘边。这些日记也可能不是在牛棚写的。但取名《牛棚日记》，就会使许多没有下放到向阳湖干校的人，受“名人效应”的影响，信以为真，误以为陈白尘先生及当年的文化人，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期间住的就是牛棚。

      这里，我们要承认一点的是，当年向阳湖里农民群众的住房的确大多破旧。即使现在也不是家家新屋,户户新居。因此，当年向阳湖地区的农民不是不愿意建新房给文化人居住，而是他们当年的生活实在艰难，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举个例子说吧，当时一个强壮劳力劳动一天只记十个工分。这十个工分的分值是多少钱呢？是仅值0.32元。这点钱，还不够买半斤猪肉（当时猪肉卖0.74元1市斤）。这是城里拿工资的人所无法想象的。试想，农民们还有那个闲钱、有那个必要去新建几千个牛棚给文化人居住吗？事实是，我们可敬的向阳湖人民，就是在他们这种生活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满腔热情地迎接了来自京城的6000多文化人。他们腾出自己有限的住房，安排与文化人同住，为他们解衣推食、遮风挡雨。表现了向阳湖人民顾大局、识大体，对文化人的极端尊重和热忱。汪轶千先生在《一个卖书人的回忆》一文中，深情地回忆道：“特别是咸宁老乡对北京来的文化人的热情，使大家深受感动。刚到干校，我们缺少一些生活上的用具，当地群众便慷慨提供；食堂做饭缺柴烧，他们主动加以解决；我们连的饮用水不足，老百姓便给我们提供线索寻找水源，协助打井。因此，我们虽然被当作“改造”对象而不平，但生活在农村群众之中，又感到十分亲切。”

      以上所有的事实都说明，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从1969年4月12日开办，到1973年3月29日，与咸宁县向阳湖国营农场签订《移交协议书》，到1974年12月，撤走最后一批少数留守人员为止的5年多时间里，没有一个文化人及他们的家属、子女，住过什么牛棚。相反，向阳湖的历史却牢牢记住了：当年向阳湖人民与6000多文化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曾在五年多的、特殊的、不平凡的岁月里，同居一屋、患难与共、肝胆相照、互帮互助。至今，许多动人的故事，在向阳湖地区广为流传，长盛不衰。向阳湖人民以其勤劳、善良、纯朴、无私的高尚品德，深深地感染了广大的文化人；而广大的文化人在逆境中所表现出的忍辱负重、乐知天命、战天斗地、自强不息和爱国爱民的崇高精神，也给向阳湖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永难磨灭的美好印象。

      最后，孙儿问我：“爷爷，你说当年办五七干校对不对？”

      我回答说：世界上有些事情很复杂，不能笼统地用简单的“对”或“错”来判断。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恩怨而掩饰，或编造。不能一说好就什么都好，一说坏就什么都坏，这不是科学的态度。著名党史专家胡绳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这方面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胡先生唯物辨证、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结束本文时，我将2009年6月3日,在向阳湖采风时写的一首七绝,录在这里,作为本文的小结。

牛  棚

2009.6.3

文人遭谪事农桑，热汗浓情洒向阳。

昔住农家同患难，牛棚未见有囚床。

    (注:本文引用了李城外、陈大银及其他作者的一些书面资料，在此谨向这些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原载《咸宁周刊》2013年11月28日第48期第22版

作者简介：

      陈汝定，1936年生，湖北大冶人，副主任医师。原咸宁地区精神病医院副院长、调研员。中华诗词学会、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咸宁市诗联学会筹建人之一，原常务副会长、顾问等。著有诗文集《为生命留痕》三册，《向阳湖诗文随笔》《陈汝定诗文评论集》各一册。2014年获“湖北省诗词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6年获“咸宁市诗联界耆宿”荣誉称号，2018年获所在医院“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