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于2013年1月由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

我的《企业常青藤》

——陈年旧事下海印记之二十一

陈政立   等

为打造常青藤企业而努力

——《企业常青藤》序言

陈政立

常青藤有这样的特性：形象美好，四季保持青绿，生命力旺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因此美国的八所国际名校被冠以“常青藤联盟”的美誉。

成为企业的常青藤，这也是中国宝安集团的梦想。

常青藤也需要一定的发展土壤，首先是外部环境，中国宝安集团成立于1983年，伴随着深圳特区的高速发展而成长壮大。改革开放给了深圳腾飞的动力，同时也给了企业“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中国宝安集团早期取得的一些成绩，包括在资本市场创造的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等九项“新中国第一”，离不开深圳富有改革、创新、进取精神的整体环境。

常青藤之所以常青，更重要的还是强大的内核——人才。如果说深圳的腾飞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动力，那么一个个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则离不开一批批本土的拓荒牛和“南下深圳”者共同甘于奉献、勇于燃烧的精神。当年的深圳，曾只是一个渔村；当年的中国宝安集团，只有5名工作人员，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创立。2013年，中国宝安集团将迎来成立30周年这一值得纪念的时刻。30年来，无数“宝安人”为了企业的发展挥洒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他们为中国宝安集团成为企业的常青藤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和青春活力。

适者生存，在经年累月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只有那些抗击能力很强的企业才能存活下来。在全球范围内，所有公司的平均寿命是12年左右，其中有四成的公司在不到10年便夭折了。要想成为企业的常青藤，唯一的途径是通过不断的变革、创新实现企业生存的新陈代谢，保持企业的活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使一批批企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然而又迅速地陨落。它们大多重复着这样的故事——依靠政策的先机，凭借大刀阔斧的实干精神起家，而后又在产业多元化、全国基地化等一系列的扩张中失去持续发展能力，走向没落。企业只有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总结，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实现对自己的突破。在前进的道路上，企业要更理性地观察、思考、反省、总结、创新、实践，才能走得更远。

三十而立，中国宝安集团走过了百年基业的第一阶段。中国宝安集团的发展历史，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可以说，她是中国改革开放在企业形态层次上的一个缩影。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企业如同一个懵懂的小孩，通过大胆革新、锐意进取获得了高速的发展，而在下一阶段，我们将更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从成长走向成熟，将三十年的积淀形成企业发展的基因薪火相传，为建设一个以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业和生物医药业为主的投资控股集团并最终打造成“宝安财团”而奋斗。

知识就是力量，运用知识才能获得力量。文化、品牌、信誉，是企业最具核心竞争力的无形资源，也是最能保持持久增值、无限增值的关键资源。未来，中国宝安集团将坚持以《宝安宪章》统领全局、统领未来、统领企业的思想和行动，全面落实“三力系统”、深入实施标杆经营和标杆管理，通过开拓进取、强化创新精神来实现集团的“二次创业”。

在中国宝安集团企业文化、企业品牌的培育和建设过程中，陈昌华同志在加盟中国宝安集团的20年里，一直坚守在同一岗位，积极努力，勤奋工作。由他参与创办的中国宝安集团内刊《宝安风》从1994年创刊，在承担传播企业文化、传达企业核心价值观、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推广企业品牌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经过多年的打造和磨炼，《宝安风》在深圳乃至全国企业报刊的圈子里，也赢得了较好的评价和影响。多年来，他长期坚持执笔《宝安风》的卷首语写作，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和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从这本结集出版的册子里，字里行间都布满了一个宝安人对企业的忠诚和对事业的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的出版，既是他20年辛勤工作的结晶之一，也是中国宝安集团企业文化发展的一个见证。

我们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几千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时代，对已经走过30年历程，立志打造百年企业的中国宝安集团而言，脚下的路还很长。让我们共同努力，关注中期，决胜长远，为企业成为常青藤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2年9月15日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国宝安集团主席）

我心依然

——《企业常青藤》后记之一

陈昌华

19年前，我在42岁一个并不年轻的岁数下海，成为“孔雀东南飞”的一员。19年间，我又以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一直耕耘在《宝安风》这块企业内刊的领地。从一个公务员，到一个企业人；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到一个企业文化人，我完成了一次完全不同的角色转换。

一

我祖籍安徽阜阳颍上，1951年出生于肥西。后随父母辗转于上海、郑州、洛阳。在九朝古都洛阳，我度过了人生的童年、青年和中年。1968年10月，十七岁的我作为“初六七”的老三届毕业生，踏上了首批上山下乡的知青之路。幸运的是，在刚刚度过两年的知青生涯后，我被首批招工进了渑池钢铁厂。后又调入洛阳风动工具厂。我先后做过建筑工、钳工、工会干事、厂办干事。

更加幸运的是，1978年秋，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竞争中，我终于挤上了高考的末班车，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先是留校做了团委负责人，后又调入市委宣传部，再后又调入了市文联。1993年9月在小平南巡的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我从副主席的位置下海，来到地处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来到曾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的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中国宝安集团，度过了自己在这家企业长达19年的“白领”生涯。

回顾我的职业生涯，其实还算是个文化人。年轻时，无论是青年时代的“以工代干”，还是岸上的从政经历，乃至下海的企业岁月，写诗，写剧本，编诗集，拍电视剧。来深后，拍电影，编杂志，编书，尽管角色有所变化，但一直都在跟文化打交道。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在洛阳，我策划编选出版了《九都诗踪》——洛阳四十年诗歌选；发起并创立了首届洛阳牡丹文艺奖；编剧并出任制片主任拍摄了五集电视剧《贴廓巷56号》；出任制片拍摄了十八集电视连续剧《白居易》。到了深圳，我创办了中国宝安集团的内刊《宝安风》，出任制片主任拍摄了电影《砚床》，在第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被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购买了海外发行权，成为建国以来美国好莱坞第一次购买的中国电影。该片还在第1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得了导演处女作奖和最佳美术奖两项评委会提名。

二

我是1993年9月加盟宝安集团的。

没有宝安，就没有深圳——这里的“宝安”，是指老宝安县，深圳原是它的县城所在地，闻名中外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没有深圳，就没有宝安——这里的“宝安”，指的是成立于1983年7月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和深圳特区同步成长的投资控股集团。

上班刚刚一个月，我就赶上了中国宝安集团创造的第八项新中国第一。这年10年，中国宝安集团首次通过证券二级市场控股上市公司——上海延中实业。这起震惊中外的“宝延风波”，在中国证券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在此前后，中国宝安集团以“敢为天下先”的气概，曾连创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在国内最早收购机场（武汉南湖机场）、进行房地产开发，发行新中国第一张企业可转换债券——宝安可转换债券，成功策划武汉商场成为深圳第一家异地上市公司，成立新中国第一家财务公司——安信财务，发行新中国第一张中长期认股权证——宝安认股权证，分拆马应龙、成为中国境内首家分拆企业上市的上市公司，加上“宝延风波”，共计九项新中国第一。

“创新是出路，创新是活路，创新是生存和发展的唯一之路；向创新要动力，向创新要优势、向创新要资源、向创新要空间、向创新要新的发展、使创新成为我们的名片；坚持创新以结果为导向、以实效为目标。我们不仅要能够发现机遇、捕捉机遇，而且要善于创造机遇、主导机遇，不失时机地把机遇转化成为成果。”这是中国宝安集团陈政立主席总结的中国宝安集团二十年基本经验之一，也是中国宝安集团能够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

如今，中国宝安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马应龙（股票代码：600993）已经发展成为治痔领域的第一品牌，“宝安联姻”使这家有着四百多年的中华老字号重现辉煌。中国宝安集团控股的另一家深圳老牌上市公司深鸿基（已改名为宝安地产，股票代码：000040）已经打造成为专业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中国宝安集团控股的深圳贝特瑞公司在锂电负极材料领域排名世界第一，2008年成为国家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一个以高新技术、房地产、生物医药为三大主业的投资控股集团已经形成。

就这样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我也在此度过了十九年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生历程。

三

无论如何，我都没想到，从创办宝安风那天算起，在宝安风这个企业内刊的位置上，我竟然做了十九年。

当然，准确地说，这十九年，我并非只做这一本内刊。但不管是过去当宣传部长，还是后来做文化公司老总和品牌部长，这本宝安风，都一直伴随在我的身边，共同度过了这么长的岁月。“太久了”，这是我时常和企业报刊一些同行们聊天的感慨，也是一些兄弟内刊年轻主编的诧异和不解。前些年，在海南开年会，有一位主编听说我已做了十年，就很吃惊。没想到，我又干了九年。

十九年，在人生长河和职业生涯中，都已经算是一段不短的历程。按照国家的退休规定，其实每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也就四十多年。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居然有近一半的时间来做一本企业内刊，值得吗？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值。在我的周围，从内刊走出去的人，最大的有做了企业老总，最值的有做了公司老板，当然最多的还是转行做了其它。这些年从宝安风走出去的同事，老莫（张凤春）做了上市公司总助，小夏（夏友章）做了上市公司董秘，张信东做了公开期刊主编，王玉玲和唐学鹏做了著名媒体的策划总监和编辑……，比起他们，一直守着这本内刊的我当然自愧不如。但我并不后悔。

我不后悔，我的选择。就象当初，从内地来到深圳，我完成了从一个公务员，到一个企业打工者的角色转换。其实，在深圳这个地方，在企业这个环境，只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干啥都差不多一样。这么多年，和宝安风那么多年轻人都还相处得不错。我自认为得益于我的心态不错。就象那首老歌唱得那样“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几任宝安风的年轻主编，都说我这个老家伙有一颗年轻的心，此言不虚。

我不后悔，我的付出。一次次定位的调整，一次次风格的演变，一个个版式的确定，一篇篇卷首语的推敲，一个个专题的讨论，一期期清样的终审……我都和大家一起参与，共同切磋。更多的时候，我是放手让年轻人施展才华。可以说，你放手的空间有多大，他们释放的能量就有多大。宝安风最富有激情和创造力的阶段，就是老莫当主编的那个时期。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精彩纷呈，曾争夺了很多企业内外读者的眼球。

我不后悔，我的坚持。曾经有部下叫我部长，我开玩笑说：“都是你们叫的，我总不成长。”也有不少企业报刊的朋友叫我“社长”。其实那都是自封的。公开期刊有社长，内刊哪有社长，都是为了给年轻人腾一个主编位才这么自娱自乐。部长也罢，社长也罢，聊以自慰的是，出刊物，出人才这两条还是做到了。

十九年来，除了内刊这个主业之外，这么多年还兼了一些年头的深圳市企业报刊协会会长。虽没有太大的出息，倒还充实，不至于碌碌无为，虚度年华。正如那首老歌唱得那样“平平淡淡才是真”，我再加一句：真真实实十九年。

四

收入这本集子里的200篇文章，绝大部分都是我在《宝安风》杂志上写的卷首语。这些卷首语有一半是写外部的企业热点和一些财经热点，属于共性的话题。另一半基本是围绕中国宝安集团发展历程的话题。回头来看，当初写下的这一篇篇文字，除了少量的急就章外，大多数还是读了很多书籍，搜集了不少材料，下了很大功夫才写成的。从话题的选择，到布局谋篇，再到遣词造句，的确费了许多心思。尽管我是半路出家，对企业经营、企业管理缺乏系统化的学习、积累和实操。但毕竟在中国宝安集团浸润多年，耳闻目睹乃至于亲自经历，都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宝安集团“敢为天下先”的创新，资本运营的长袖善舞，战略调整的气魄和功力，都是我在课堂上和书本很难领悟到的真谛。之所以有些文章还受到了企业内外读者的关注，我自己清楚，还是得益于企业的滋养和“实践出真知”的规律。特别是《风自宝安来》板块里的“温故而知新”、“20年思考”、“上市20年思考”等几组系列文章，如果没有在企业呆那么多年头，这些文章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出来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当然，这些文章对企业分析得未必透彻，梳理得未必清晰，把握得也未必到位。终归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还请企业内外读者给予更多的批评指正。

众所周知，宝安风这本曾被一些同仁戏称为“另类”的企业内刊，的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也曾博得了相当一批有份量的作者的青睐。前些年北京的王安、方向明、胡占凡、李章喆，上海的谢百三，广州的谢翔，成都的洁尘，深圳的子夏、陆新之、苏迪……等等，都曾经常为宝安风撰稿，有的还开设了相当长时间的专栏。正是他们妙笔生花的笔触才使这本内刊，走出了企业，走出了深圳，走向了全国。当然，还有杂志内部的老莫、信东、学鹏、友章、宋军、张洁、至亚、明峰一拨拨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和他们的朝夕相处中，我感受到了年轻的力量和智慧，也体会到了挑战和冲击。尽管我自愧不如，有自知之明，但我从未放弃，一直坚守，和他们携手并肩一路同行。终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才形成了这本文集。算是对这么多年服务的企业和自己这么多年笔耕不止的一个总结和交代吧。

实话说，无论在企业还是在媒体，企业内刊充其量还只属于边缘地带。但我一直以为，在企业内刊这个平台上，并不存在“内外有别”。关键是怎么操作和表现，只要进入角色，真正入戏，是一样可以获得认可和喝彩的。

感谢中国宝安集团，感谢“宝安风”的那一批批同仁、作者和读者，感谢所有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朋友。

2012年8月31日于深圳

（作者系中国宝安集团品牌部部长 宝安风杂志社社长）

形式就是内容

——《企业常青藤》后记之二

陈润江

人生中充满偶然，更有巧合。比如：昌华和我，同代人，都姓陈，都是1993年进入企业主编内刊，都一直折腾到现在，都还显得斗志旺盛。他到了宝安集团，我去了万通集团，两家公司都是中国的新型股份制企业，俗称民企。这段经历如此相似，不免会多一些共同的语言，沟通和交流也会较为顺畅些。

在中国的新兴企业里，在“企业传播”这一独特的行业里，20年来，一直以深圳的企业内刊办得最好最活跃，排在前列的，除了《万科》，就是昌华长期坚持经营的《宝安风》。我在万通主编的《万通》，前九年是小报形式，后十年是杂志形式。我每次收到《宝安风》，必仔细阅读，不论是文字、图片、版式，还是装帧、开本、纸张，通通学习鉴赏，借以作为我们内刊创新的重要参考。看《宝安风》杂志之外，也很留意昌华他们的动向，关注深圳企业内刊界的创新活动。比如，听到昌华成立了影视公司拍电影，我们也注册了文化公司做出版；看到《宝安风》执行主编凤春电脑写作流利，我们也全面实行电脑编辑流程。每年如有全国或地区的企业内刊会议论坛，遇到《宝安风》的朋友，我们也常有交流切磋，获益不少。

时代之潮，《宝安》之风，一份企业内刊能够坚持这么多年，能够一直保持新锐的品牌声誉，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存在”。这种“存在”向我们显示：它长期追求的方向还不错、它所在的企业还不错、它所在企业的人还不错。同时也显示：在网络时代，平面媒体（特别是企业能够独资管控的企业刊物）在中国的国情下还是有独特的价值，还是有独特的生存空间和时间，值得我们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包括移动互联工具，用好用足、极大化地释放它的一切功能，为读者服务——为企业的客户和一切利益相关者服务。

祝贺本书出版，祝愿昌华继续实现自己的梦想。

2012年8月于北京

（作者系万通杂志主编）

有些历史已经展开，有些风云还未过去

——《企业常青藤》后记之三

韦业宁

摆在我眼前的，是陈昌华先生用主编《宝安风》19年的功力，留下的195篇企业文化实践与企业管理的杰作，还有一篇他至真至诚的后记。当年南下深圳的这位壮年汉子，一转眼到了花甲之年。如果用酒比喻文章，那么这些厚积薄发的作品就是历时弥久的老黄酒了。

若不是10月莫言的获奖，让文化火了一把，也让文化人第一次冲破资本的阴影，光彩熠熠了一回，说实在的，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社会离了高品格的文化及其衍生品后，会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在深圳市企业报刊界，陈昌华先生是一棵常青树——他连续多届担任深圳市出版业协会企业报刊专业委员会，故人称“陈会长”。如同深圳街头常见的红马甲义工，陈会长前后任职逾十年，却分文报酬无取。用市出版业协会舒欣秘书长的话来形容，那就是陈会长不折不扣地成了深圳企业报刊界的“资深义工”，把自己的智慧、年华奉献给大家，努力扩大深圳企业报刊在全国的影响力，提升其整体水平。

多年来，企业文化从业者这个群体，始终是一群追随拥抱企业发展大潮的群体。不过，陈会长并未因此有丝毫懈怠，在事关深圳市企业报刊诸事项的会议场合，陈会长的身影总会出现，每次发言必有的放矢，兢兢业业地履行着会长的职务。如果没有记错，在协会代表选举会长时，每次都是几十家各大企业的与会代表们全票通过的。

而我自己，从2002年加入万科周刊，围绕着这本杂志转至今已有10年，在历任万科周刊编辑与主编中是历时最久的。古人云树老成精，时间一久，春江水凉水暖，自然是浸润在其间的人体悟最深刻。所以，我和陈会长之间，逐渐萌生了很多共同话题。

我们都在关注内刊的使命与功能变迁，我们都意识到，当今内刊到了其内在形式与外在功能都非变不可的时候。《宝安风》和《万科周刊》在近年不断在刊物内容变化与形式转换上的尝试，都是我们这种危机感的体现。所以，我在有一次企业报刊交流活动时，谈到了企业杂志应该尝试向定制（DM）杂志转变，功能则由原来面向泛泛公众的商业、业务、人文评论类杂志，逐渐分担起企业的营销、客服功能，找到自己与企业职能更密切的匹配方式。对这些想法，陈会长非常赞同。现在看来，我们俩人所负责的杂志，在转型时都遇到了大大小小的难题，不过我们都同时看准了一点——企业报刊已到了不变不行的时候。当我们的企业从最初的几十万、几百万资产，做到如今的百亿千亿级，当我们的城市从30年前的前计算机时代，跨入移动互联网所构成的4G时代时，作为企业文化人，无法再独自迷恋着那一卷几个世纪前就能实现的、印刷纸所散发的人文油墨香。

同时，如果结合企业文化人的处境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更难看到其艰难之处——依照企业报刊从业者的工作性质，其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精力与能力来关注外界媒体与传播方式的改变，因而其对这种改变的反应，显得更迟钝一些，故其对自身经营理念与成品方式的调整也始终慢一拍。这种情况下，反过来导致企业报刊的功能，进一步被更便捷更人性化的网络杂志、平板电脑APP杂志等替代，造成受众阅读兴趣进一步消失，最终使得企业报刊群体处于被动求存的状态。

此外，就如同陈会长在这本书中中展现的对德鲁克系列管理问题的思考一般，我们也对企业文化到底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作过一番探讨。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管理学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1943年，彼得·德鲁克在调研了正处于辉煌时刻的通用汽车公司后，写出了管理界家喻户晓的《公司的概念》，指出通用存在的系列潜在问题：管理者对于管理理解片面，管理层未充分发挥工人的潜能等问题。书出来后，受到了冷落，只有当时的通用总裁查尔斯·威尔逊认同德鲁克的观念。1947年，威尔逊在通用汽车内部发起了“我的工作以及我为什么热爱它”的征文竞赛，试图激起员工对公司的认同感，并希望借此发现公司现有体系的弊病加以持续改进。但在工会和管理层的联合打压下，征文竞赛不了了之。不过，当时的丰田公司等日本车企，却对德鲁克提出的建立新型劳资关系等观点非常感兴趣，该公司设法弄到了通用公司1947年征文竞赛的调查报告副本，并以此为模板改造了自己的员工关系。

60年后的2007年，通用汽车创下史上最高亏损——387亿美元。2009年6月，100岁的通用汽车宣告进入破产保护程序，总债务1728亿美元。相比之下，拥有自己最独特企业文化的丰田，迄今依然生命力强劲。

如这则故事里所展示的，企业文化于企业而言，算是一剂滋养温补的中药，治不了急病，其功力的展现往往非三月半载能体现，只能起辅助调理之功效。这对于天天硬着头皮打仗的企业而言，自然会将其置于后台。因此，现实中的企业文化人，依然不折不扣地，在企业里头扮演着边缘生存的角色。

作为曾经和陈会长一样，奋斗在企业文化领域的同仁，特别能体会到坚守的不易。二十年里，多少诗人转行成了商人，多少编辑摇身变成了企业战略咨询专家。像陈会长如此笃定，在一片小天地里坚守耕耘，守出作为的，不容易。眼前这本《企业常春藤》，即是这段历程的最佳见证。

以深圳为总部的企业，虽然规模都算不上中国最大，但是却涌现出了不少现代化企业的代表，也出了一批企业文化的精品报刊，《宝安风》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这种现象，自然跟企业文化人的追求不无关系。30年的深圳奇迹，30年的企业大发展，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变化发展，是日新月异，而陈会长，却成为了深圳企业文化界熟悉的守望灯塔。有这样的守望者在，才让企业文化的阵地不至于彻底边缘化。在以后的深圳企业文化界，还有这样的人吗？对此我充满惆怅。

经历即是人生，经历即是财富。有些历史已经展开，有些风云还未过去

以企业人文情怀的名义，向陈昌华先生致敬！也以本书的情怀，与深圳乃至全国企业文化界同仁共勉。这本《企业常春藤》，为企业文化人写就了过去20年的事业缩影，进一步探索与创新的重任，已悄然交给了新一代的年轻人。

2012年8月于深圳

（作者系万科周刊主编）

（图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