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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深切、忧愤的现实观照互相伴生、共同成长，王方晨的小说创作一直包含有程度不均的荒诞色彩，现实生活中的荒诞情节是其塑造世界真相的核心倾向之一。长篇小说《花局》将这一倾向发挥到了极致，情节与风格同时达到荒诞的深处，整体上的寓言色彩遍布文本的各个角落与每个环节。小说以花局这个具有鲜明隐喻色彩名字的“单位”为舞台，横向呈现万千世相的荒诞本质，纵向挖掘立体丰富的人性底蕴，既具有宽阔的社会视野，更兼有深切的人道情怀。凭借此种方式，小说同时完成了对艺术性与哲理性的有效建构。
花局，是小说展开叙事与深化主题的核心舞台，是现实中有可能存在于任何地方的行政单位，也是小说中充满结构意义的叙事空间和隐喻意象。自鲁迅《伤逝》以降，将个体的人性与命运放置在与所属单位的纠缠关系中进行剖析的小说所在多有，在此序列中，《花局》的突出特征在于将人与单位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无法分割的程度，从而也就能够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单位对个体的生成作用与规训效果。在此基础上，荒诞，得以最终成为小说中弥漫性的人性状态与总体风格。
花局联系着现实社会，呈现着万千世相。小说表面采用的是历时性叙事，内里实则同时铺开了现实空间。更多的时候，小说叙事是在社会空间中慢慢铺展的。这样的结构方式使得整部长篇小说显示出了段落性，从而促成叙事节奏的韵律性。小说的四部其实可以视作四个空间维度、四种寓意方式：首先，展示单位内部人与人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的诡异关系，侧重个体对单位的叛逆与逃离、对体制的警惕与拒斥，以及对制度的叛逆者及其命运进行了穷形尽相的剖析；其次，聚焦一个被单位遗忘了的包村干部，将叙事触角伸向社会底层、单位底层、偏僻乡村，呈现更加巨大的叙事视野与解析深度；再次，直接采用动物视角审视花局的政治生态与人性装台，将荒诞性与讽刺性同时推向高潮；最后，在古泊生与鲁琳娜、夭婆的男女情感中将小说的故事情节推向高潮，同时也将其荒诞本质毫无保留地揭示出来。内部、外部，横向、纵向，广度、深度，众多不同维度得以同时展开与推进，小说的主题也就逐渐立体起来。
小说以局长古泊生为线索，串联起陈志生、王树、宁小虎、上帝等局里普通职工以及各自的家庭，使得小说的叙事远远超越了花局这一政府部门，而广泛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最底层的庸常生活与精神生态。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叙事触角从花局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时候，其中的悲悯色彩随着荒诞程度的增加有着显著的同步增长。这种悲悯的人道立场是王方晨小说中一贯不变的底色。
花局联系着复杂人性，呈现着迷离乱局。除了主要人物古泊生、柴会卡、鲁琳娜等的人性结构随着叙事展开不断清晰以外，陈志生、王树、宁小虎、“老婆”、妞妞等人物形象也十分丰满，由他们引出的施小婕、国锦玲、苏桂兰、夭婆等女性形象也各具特色。在花局这样一个现代行政单位的庞然大物面前，他们各自的命运足够艰难曲折，但小说却又并不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利用各自的挣扎与绝望折射出人性的丰富多彩与幽暗深魅。他们对花局及其话语力量的反抗噬心啮骨，然而无济于事。他们对自己命运的艰难掌控可歌可泣，然而最终不得不放任自流。
王树，对自己的命运大喊大叫，这种抗议的声音却掀不起任何波澜。王树的大叫，本就是王方晨小说创作中的标志性场景，在这部小说中的重现更能突显人性的压抑与畸变。第四部中的花局夫人隐隐约约而又无处不在，她与鲁琳娜一起构成了古泊生的欲望世界：在与她们的纠缠中，古泊生的人性结构得以呈现在世界之中，同时也随着外部事件的变化而产生各种畸变。“他的一举一动都瞒不了局里任何人的眼睛。”即使高高踞坐在花局权力最高处的古泊生也时刻处于人性迷局之中，不断造就别人的命运，也不断在自己的命运中无效挣扎。最终决定古泊生和花局内外所有人命运的因素中，除了社会环境和自身性格，大概就是人性的种种变异了。
花局的一切看似都牢牢掌握在古泊生手里，但即使他自己也未必能够从自己精神深处的人性肌理里逃离出来。花局，既是迷乱人性的制造者，更是其静态结构与动态变异的展示舞台。“花局与树”“花局与人”“还有一条狗”“甚于温柔之乡”，标题中的这些词语已经对小说中人性解析的维度与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沿着这些维度，花局内外的各个人物形象的人性素质与变异都逐一显现出来，花局作为强大的政治、生活、心理场域的意义也被深刻地揭示出来。
花局联系着人的存在，呈现着荒诞本相。花局是小说揭示现实世界本相的一条通道，其所呈现的万千世相与人性迷局在当下中国小说创作中显得十分独特和另类。但这并不是全部，而是沿着幽微的诗学路径超越具体的时代背景、缓缓上升到人的存在本身，从更高的高度俯视以花局为中心的现实世界。
在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之外，小说中的现代主义气息同样四处可见。花局作为政府部门和工作单位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在造就每个人物的命运与人性的同时，对其所进行的形塑作用十分显著，可以说小说的每个章节在结构与意义两方面都与花局作为整体隐喻的作用有着强烈的同构特征。甚至可以说，每个人物内心世界都是一个缩微的花局，每个人物都是“局中人”，又都是“异乡人”。
以古泊生为首的花局中人，深深地存在于以花局为代表的这个世界之中，却又茫茫然无所归依，内心时刻充满疏离感。他们更多的依靠各自内心的心理活动与世界相处、与他人相处，而不仅仅是看似合理实则荒诞无稽的外在生活；他们“在而不属于”由花局所架构起来的周遭世界，同时更“在而不属于”由自己心理世界的变迁所形成的存在境遇；他们的存在状态既是时代使然、社会使然、他人使然，更是自己的精神结构造成的。
这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城堡式的、围城式的、宿命般的现代性处境，小说正是藉由这种普遍处境完成了主题升华，超越了俯视的心理描写和平视的现实批判，完成了仰视的存在分析。在这种意义上，花局和各色局中人既属于小说所给予它的特定时代，也属于超越时代的人类普遍处境。自然而然，其荒诞本相也就不仅仅属于小说的背景时代，也属于沉浸在现代性深处的各个历史时期，映照出现代人最本真的存在状态与精神绝望。正如小说所言：“这个世上不可能什么都有道理。这个世界也不可能如此荒谬。”因此，《花局》不仅仅是世相小说、讽刺小说、寓言小说，不仅有对内心荒诞、处境荒诞与社会荒诞的深刻展示，其中的尖锐挞伐与深切同情、极致戏谑与庄严审视都令人印象深刻。个体与世界在生活与精神两个层面的荒诞本相不仅仅是小说叙事的落脚点，更是小说生发出对人的现代性存在本身进行书写与抚慰的出发点。
《花局》确乎是一部寓言小说，它在普遍意义上书写着现实生活的荒诞本相。孤独的精神个体与他人、与单位、与单位之外的整个现实顽固地对立着，虽然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对抗，更不知道这对对抗的结果是什么：“古泊生怪异地走在空荡荡的花局大楼里，好像一个从世纪深处醒来的幽灵。”这个“空荡荡”的“花局”（空间）与“世纪”（时间）是花局中人的存在状态，也是现代人整体的存在处境。从社会现实中抽剥出荒诞怪异的事实真相，又诉诸于个体与单位（环境）对抗的叙事结构，小说最终完成的是对人性与存在的本质勘探。这是《花局》与王方晨以往小说创作的最大不同和超越之处。
结构上，《花局》采用整体隐喻与细部隐喻同构的分形几何般的叙事形态，花开四瓣，异曲同工，共同构成对人与世界的深度精神解析；叙事上，这部长篇小说兼具反思深度与哲理高度，在生动细致的细节描写与心理刻画之中同步建构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主题空间；艺术上，小说将故事情节的荒诞过程与人物精神的荒诞特征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得题材与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自然贴切、浑然一体。
《花局》综合了王方晨小说叙事的诸多艺术经验，在将其巧妙糅合之后形成了新的叙事空间与艺术风格，取得了新的艺术突破。在保留了深切的现实反思与精巧的叙事结构的同时，《花局》也塑造了王方晨小说创作的崭新面貌，其中的尖锐与悲悯都是当下中国文学所急需的，也是《花局》这部长篇小说的重要价值之所在。因此，《花局》是对王方晨小说创作经验的艺术总结，也必将是其小说创作走向新阶段的艺术起点。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