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王方晨《育珠记》

郑姿靓

论及王方晨的“塔镇小说”，论者常将其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张炜的胶东半岛、阎连科的耙耧山相对照，试图阐释其中的丰富象征寓意，赋予其“精神原乡”的内涵。“‘塔镇小说’有两个基本价值指向：乡村政治批判和民间伦理反思。”《育珠记》的开头写道“蚕豆出生那晚，他爹一早去塔镇卖煮蚕豆没回来”，仿佛暗示了这部短篇小说也应归入“塔镇系列”，继续审视这失落的文化之乡。然而，“塔镇”在《育珠记》（《星火》2021年第3期）中并未构筑生存的围城或精神的藩篱，既不见乡村政治的迫害，也未见道德伦理的陷阱。作者忧患的目光开始投向生命的旷野，并在其中辨别人性原始的生长。

《育珠记》的主人公蚕豆，“一出生就摊上了杀父之仇”。新生儿背负着未曾谋面的父亲的杀父之仇，是一种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生命隐喻。鲁迅《铸剑》与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复仇》，都塑造过类似身世的主人公。但与这两篇小说不同，《育珠记》并未推进“复仇”这一近乎原罪的使命，只是将父亲的意外死亡设计成一道困在蚕豆身上的谜语。他并不仇恨，但人群于他来讲是潜伏的危险与困扰的谜题，于是他跟田野中的万物交上朋友。

从蚕豆的气质中，可以窥见小说并非要写乡土上生长出的人与人、人与乡村社会的痛苦缠绕，而是要探查乡野中泛出清雅豆香气的原始生命力量。据王方晨自己所言，乡野与乡村虽一字之差却大不相同。乡野显示了泼辣辣的生命，草木虫兽，都像得了灵气，要与人说话。小说继承了作家一贯冷峻的叙述视角与客观沉着的笔调，写蚕豆被杀害的父亲，暴病身亡的母亲，写他被村里人不痛不痒地栽赃和“谅解”，写他在表彰大会前的出走，写万先生临终前对蚕豆莫名其妙的恐惧。读者在文本之外猜测这其中层层堆叠的谜题，而故事内的蚕豆却也仿佛游离的局外人，“蚕豆没笑，蚕豆没食”，蚕豆是个行为意义上人们眼中的“好人”，却仿佛是一个不见悲喜的好人。说起瘸六，“没人不头疼，却没人不喜欢他”，但说起蚕豆，却只有一句在文本中不断重复，类似魔咒的“好人哪！”“好人”喟叹过无数次，便只消解为一种符号，成为一个可承担一切罪过并被永远谅解的符号对象。“好人”究竟是一种称赞，还是蚕豆两代人命运悲剧的谶语？

批评家李敬泽高度评价王方晨乡土小说的叙事先锋性，认为他“由复杂的乡野经验出发，力图抵达对人的现代乃至后现代境遇的洞察和想象。”[①]在此篇小说中，作者刻意留白，设置残缺和间隔，使读者相信蚕豆是被魔幻化的命运而非人为的迫害推动，才成为令人同情的孤儿的。因此蚕豆是被乡野中的自然力量熏染成长的。除了田野间的万物，影响他成长的万先生也是一个“靠弹琴、看书也能过活”，从诗性中生长的人。

父母偶然的、荒诞的离世，使蚕豆成为不被“人”的人性教养，而被“乡野”的诗性养育的独特形象。这与沈从文作品中所呈现的生命的诗性似有相通之处，“‘神’的庄严和美丽，需要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②]然而，沈从文却感到“那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与社会人生实在情形之间无法吻合的矛盾。” 这种矛盾或许有两种含义：一种可能是指社会现实无法达到所宣扬的道德理想，但更可能是指人为的伦理观念与生命自然力量之间的矛盾。这也正是《育珠记》蚕豆与瘸六、大民及其他村民们的矛盾。而万先生的存在，似乎是某种天启似的指引，让蚕豆的“好人”气质，变成了某种坚定的人性善良的信仰。复仇的“延宕”，变成了一次次的宽恕，对于仇人，对于大民的前夫，对于所有的“恶”，然而，这种宽恕也包含着某种宿命的悲剧感和无奈，也暗含着作者对“行动力匮乏”的道德性的某种反思，由“好人”串联起的喟叹，正是人性深渊的凝视，是一个巧妙的反讽。

小说中诗性与人性矛盾的失衡，起始于万先生的离世。万先生临死前对蚕豆的恐惧似乎是一种预见性的启示，是蚕豆所象征的诗性的隐落。蚕豆自从发觉了妻子大民煮蚕豆不正当的秘密，“以后，不光是大民，村里谁都看出来，蚕豆不快乐。”继蚕豆命运中的悲惨接二连三到来后，此处却是蚕豆第一次“不快乐”。大民所说的“蚕豆，我告诉你，谁都那样”是对蚕豆整个生命价值信仰的颠覆。

“谁是万先生？才去不久的人，就几乎被忘却。”万先生隐喻了这种已经消逝，且似乎从未出现过，并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不能相称的诗性。因而蚕豆的坚守使他自身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并使他的对抗成为一个滑稽而悲哀的手势。

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终于扯破了蚕豆与其他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将蚕豆投掷进残酷的自我破碎与自我审视的痛苦中去。有乡土中看得见的混沌与荒诞的怪状，也有乡野间未能被发觉的悄悄逝去。然而这种消逝并不单发生在塔镇的乡村，也发生在整个人类诗意精神的幻灭之中，而那把悄悄埋藏的古琴，似乎记载了人性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①] 李敬泽：《山野间的“先锋”》，《东海》2000年第3期。

[②]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