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清 贫 的 “财 神 爷”
魏束存
有些词语很讨厌，比如“清贫”之类。人皆厌恶，唯恐避之不迭，然而它又天生爱人，总想与人形影不离。韩愈曾著《送穷文》，隆重地欢送贫穷，但他终生受到贫穷的偏爱，藕断丝连，挥之不去。
我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从山东银行学校（今齐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到中国人民银行沂源县支行开始实习，一个半月后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沂源县支行。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六日报到，我被分到信贷股，干了工业企业信贷工作。白驹过隙，时光荏苒，至今三十六载，青春少年，已成两鬓斑斑。
我在县人民银行实习时就听师傅们经常说：银行里最好的工作是信贷工作，信贷员都是“财神爷”，到了企业里厂长经理见了都点头哈腰，不敢怠慢，在社会上也很吃香，买什么东西都能买到，每个青年都梦寐以求调进信贷股，但是不是一般人能干上的，必须有头有脸，得有关系、有本事。我实习完了被分配，一下子进了信贷股，许多职工目瞪口呆，他们窃窃私语：这小魏不知有什么来头，怎么能一步登天？我听到传言后常常感到好笑：我实无来头，至于我一下子进了信贷股，那主要是巧合。一是一九八四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企业信贷业务越来越忙；再说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抽调了一些银行信贷员去工作；我行信贷员人数太少，信贷股长葛彬多次向行里要人；二是县支行行长张庆阳是六十年代从山东经济学院毕业，曾经干过信贷，对所谓知识分子比较重视（张庆阳是学者型领导干部，又在基层干了近20年，在《中国金融》等杂志经常发表文章。一九八五年被直调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交信贷部）。我实习期间张行长对我写的字赞不绝口，对我写的演讲稿和实习总结大为赞扬，我分配来后，张行长提议让我直接干信贷，并说服有不同意见的领导班子成员。我进了信贷股，一些职工经常说：“张玉山和魏述胜是张庆阳的香饽饽！”
虽然承蒙领导厚爱，我有幸干了信贷，但是我最初即未忘乎所以，我知道自己吃几个柴煎饼。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六日到信贷股报到后，我在心里诌出四句打油诗，表达了我“不入流俗”的决心：
就 业 抒 怀
钱流浩浩浴晨昏，
笑语盈盈醉夏春。
莫认他乡为故里，
坐怀不乱做“财神”。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以最大限度地限制市场行为，没有形成真正科学自然的社会化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导致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物资短缺，人民必需的日常生活物资都不能满足，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实行“票证制度”，本是权宜之计，却几十年取消不了，并且成了滋生权力腐败的温床，掌握分配物资大权的人成了作威作福的老爷，人民怨声载道。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逐步给经济体制松绑，逐步扩大市场的作用，但是积重难返。我参加工作时，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行了六年，但是物资短缺仍旧严重，购买生活用品，大部分还得凭票证。某厂财务科里有一位老出纳员老赵，她的小女儿既漂亮又聪明，放学后经常到厂里来找她妈妈，她妈妈的女同事逗她：“小梅长大了找个什么婆婆家？”不等女儿回答，老赵就会抢答，标准答案总是那句话：“女婿必须得什么东西也能买得出来！”可见当时物资紧缺到什么程度！
那时企业多数被指定在中国人民银行开户，中国工商银行成立后就是在中国工商银行开户，而且只准在一家银行开一个账户，流动资金由这一家银行提供，只准“一夫（银行）多妻”制，不能“一妻（企业）多夫”制，而且企业不能“改嫁”，更不能搞“婚外恋”，如果“私通”，被中国人民银行查实，一定处罚。在这种情况下，掌握工商企业资金命脉的银行信贷员社会地位很高，走在大街上，会有很多人主动打招呼，甚至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见了我们也会主动握手寒暄。信贷员确实有一些特权，“财神爷”容易买到稀缺商品，能办很多事。
好在，我们银行系统有着优良的传统，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是银行的行风。我参加工作后，很快发现银行里许多老干部、老前辈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我曾经听说，已经退居二线的前任行长王成绪就是严于律己的模范，他是转业军人，老伴没有工作，家里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干行长时公家的油水他不贪不占。有一次，食堂炊事员早晨起来把一壶热水送到王行长家里，王行长发了火：“我点着炉子，有热水！那些光棍子宿舍里没有炉子，早晨起来洗脸冰凉，你怎么不烧点热水给他们送去？”
我到信贷股报到后，信贷股长葛彬指定由分管县属国营工业企业信贷的信贷员张玉山指导我的工作。张玉山是山东银行学校1980级学生，比我高两级，是我的师兄，现在又成了我的业务指导老师。他天天领着我跑企业，不仅跑厂长室、财务科、供应科和销售科，还经常深入车间和仓库。我发现从厂长，到车间和传达室的工人，很多人都认识他，很尊敬他，很多人见了他开玩笑说：“财神爷来了！”双方哈哈大笑。尤其是我发现，张老师不仅经济理论知识丰富，业务能力强，而且十分廉洁。到每个企业，常常是清茶一杯，有时还不让人家下茶，我经常看见他把人家的茶壶夺下。到了吃饭时间，无论如何不在企业吃饭。
那个年代虽然社会风气总体上较好，但是不正之风到处都有，一些掌权者吃拿卡要也是屡见不鲜。但是，在我们银行里却没有。
山东银行学校1980级的师兄师姐聚会，第二排右六为张玉山：
一九八四年十月，葛彬升任副行长，张玉山升任信贷股长。那年秋天，信贷股长张玉山、退休返聘的老信贷股长张洪渠带领我们四个信贷员一起到某厂，考察技术改造项目。该厂分管财务和供销的副厂长老李曾在我行信贷股干过信贷员，他见了我们这些“娘家人”特别兴奋，提前安排食堂准备设宴招待（九十年代前很少有人到饭店聚餐），张玉山婉言谢绝。临近中午，张玉山下令“撤军”，却开不开财务科的门，原来狡猾的老李早已经让人在外边锁了门！这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张玉山提起他的人造革公文包，打开窗子，爬上窗台，老李一看见就跑过去，一把揪住张玉山的褂子后摆，张玉山奋力一跳，就跳出去了，把老李带了一个趔趄！老李一面嘱咐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走，要给他一个面子，一面拿起电话机子给供销科的人打电话，让他们过来开门，让财务科长快去追张玉山。这时我们一伙人趁机逃跑，每人骑上自行车，活像电影上的武工队员，载着笑声，一溜烟跑出大门。已经55岁的老干部张洪渠和47岁的老信贷员李天增骑着他们那生锈的“铁驴”跑在前边，除了铃铛不响浑身都响。我们车轮滚滚，好似身后虎狼急追，路两边下班的工人好奇地注视。我们追上张玉山时出厂已经二里路，訾建和说：“小张你跑得忒快，像是后边有狼追你！”我说：“我们在后头追他，都是狼！”各人哈哈大笑。老干部、李老师、张玉山和我都是吃食堂的“光棍”，回到六、七里路外的银行食堂，饭菜已经凉了，但我们依然其乐融融。
1984年8月与业务指导老师张玉山：
本来，中国人民银行是负责为工商企业提供流动资金的专业银行，主要是跟正规企业打交道，不向个人发放贷款，公事公办，信贷人员以贷谋私的机会并不多。一九八四年秋天，国家为了放开搞活经济，决定支持个体经济发展，要求银行贷款支持个体劳动者开办商店、饭店、服装店和赶集经商等等。上级行还下达个体贷款规模指标。县人民银行信贷股在发放个体贷款时严格执行贷款的“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制度，对不符合条件的婉拒。为了弄到贷款，一些人也想搞歪门邪道。张玉山曾经对我说：“承包门市部的XXX把一摞现金捣进了我的抽屉，我又退给他，他坚决不要。我威胁他说：钱你不拿走，你这个贷款我就不给你办了！他只好拿走。”他又说：“吃了人家的东西嘴短，咱不能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对张老师肃然起敬。
在九十年代前，到饭店聚餐的很少。县饮食服务公司第三饭店就在斜对过（今京源商厦路西），但是银行职工一般不去吃饭。我们聚餐是在各人宿舍里，有时也在办公室里。企业里分管财务的领导或者财务科长到银行来办业务，有时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我们就留下他们吃饭，各人自己掏钱分头去买点熟食，咸菜、炸花生米、虾皮、猪皮冻、罐头等等，人多的时候才去买个烧鸡，或者在炉子上炖一锅白菜。大家经常把这种小型聚餐说成“吃个便饭”或者“喝个便酒”。有一回，我开玩笑说：“喝个小便酒，吃个大便饭！”惹来哄堂大笑，有人喷了饭。从此，“喝个小便酒，吃个大便饭”成了我们信贷股的“黑话”。
那时也有现在的所谓“职工会餐”，但是都是自己凑钱，俗称“凑羊肉份子”。一年能有一、两回会餐，也多是凑钱买东西，集合到老信贷员张洪渠或者李天增家里去“搓一顿”，放松一下，喝上一点猫尿，也免不了议论时事、臧否人物，甚至“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1988年参加中国工商银行临沂地区中心支行信贷统计会议：
我参加工作时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在县这一级尚未分开。一九八六年三月，县级人工两行机构分开，我被分到中国工商银行沂源县支行，仍然干信贷工作（信贷股改称工商信贷科）；张玉山留在中国人民银行沂源县支行，干新成立的金融管理科科长。
在那个物资短缺的时代，购买到价廉物美的生活用品是一件难事。近水楼台先得月，买点紧俏商品，买点便宜商品、买点减价商品也是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信贷人员都能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我一直没有听说谁有出格的行为。一九八七年春节前采购年货，行领导让信贷科去食品公司和水产公司采购一些年货，卖给有需要的职工。事后王荣珠行长在信贷科笑着说：“你们分给我的带鱼是一块七毛钱一斤，水产门头卖的同样的带鱼是一块六毛钱，我让信贷上的人坑了！”分管商业的信贷员肖春增笑着说：“说明我们不搞以贷谋私！”一伙人哄堂大笑。
1989年在中国工商银行临沂地区中心支行信贷统计竞赛中获第三名：
那时不仅生活用品短缺，企业的原材物料也是短缺。国家基本建设的主要物资钢材、木材、水泥号称“三大材”，几十年短缺，供不应求，长期实行计划指标管理。政府和企业的基建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很难被计划委员会列入计划内项目，往往是因为三大材落实不了，因为僧多粥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九八四年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国家计划开始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一些物资的销售价格分为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价格两块，二者差距很大，比如钢材，每吨差价最多的时候有几百元，彩色电视机每台差价也有几百元。国家实行价格双轨制，本来是想刺激原材料和紧缺商品的生产和抑制需求，由于改革措施跟不上，给一些人以权谋私提供了方便，他们钻价格差价的空子，把计划内的物资指标弄到手，再以计划外价格转手倒卖，赚取差价。北京人给这些人起了绰号“倒爷”或者“官倒”。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倒爷”猖獗，很多有权有势的人暴富。
1989年在中国工商银行沂源县支行参加业务宣传：
我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离开中国工商银行沂源县支行。我本来申请的是调进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筹建办公室，因为市县两级行领导担心我去了中行会带走一些企业业务，百般阻挠，逼迫我改道，调进了沂源县财政贸易委员会，一九九二年二月办了调出手续。我在人、工两行工作共八年，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有六年被评为地市级先进工作者，也被评为省级优秀信贷员。工作硕果累累，生活步履蹒跚。那时工资低，加上经常买书，我没有什么积蓄，一直在温饱线上挣扎。
1989年刘玉玲副行长带领信贷员到军工企业976厂（山东第一机械修配厂）考察：
在那个年代，银行管理规章制度并不严密，管理主要靠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基本靠自律。那时信贷员的权力的确是很大。张玉山提了信贷股长后，他原先分管的13户预算内县属国营工业企业和1户由县属变成省属的国营企业（沂源制丝厂）转给我管。那时的惯例是信贷员在分管范围内基本独立决策，大事请示、汇报股长，日常事务自己决定，在一九八五年中期之前发放贷款在借据上也不需要股长签字或盖章，信贷股的公章就放在桌子上，办业务时只需信贷员盖上公章就行。后来才实行股长盖章。股长和每个信贷员的名章（我戏称“小鳖”，大家也都这么叫）就放在办公桌上。李天增老师找了一个纸盒，在盒盖上割上几个小方框，一个萝卜一个窝，把每个人的名章放进去，办业务时只需信贷员选用“小鳖”盖上就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公事公办。
2019年看望在人行时的信贷老前辈、工行老科长李天增老师：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九九二年三月我调入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干信贷计划科科长。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重新启动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热议话题，甚至出现了“下海经商热”。随后几年，很多“头脑活泛”的人也偷偷做起了买卖，有人卖挂历，有人倒煤，有人贩钢材，有人贩蚕茧，有人倒绢丝，有人贩海货，有人贩汽车，有人炒股票......全民经商热火朝天，确实大多数人是靠辛勤劳动和抓住商机，也确实有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几年的功夫，许多人发家致富，装修了房子，买上大屏幕彩电，买上豪华摩托车......
进入中国银行以后，我身上的工作担子特别重。信贷计划科最初只有我这么一个光杆司令，上边对着市行外贸信贷科、外汇信贷科、计划科、稽核科四个业务科室，固定报表和临时报表、固定业务报告和临时调查报告、分析报告，他们安排的临时工作，我每样都需保质保量地完成；另外，市县两级领导都说我“有写作才能”、“文字很厉害”（我戏称“蚊子很咬人”），市行办公室、人事科和监察室有事也经常找我，我事实上还兼任着县支行的秘书工作，我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工作精益求精，很快就誉满全市中行系统。一九九五年三月，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把我命名为“全省最佳文明行员”；一九九七年一月我入党；一九九七年九月我被中国银行淄博市分行任命为沂源县支行副行长、党组成员。我那时对经商赚钱即使有兴趣，也确实没有时间。
1992年4月8日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开业：
我长期是中专学历，在人、工两行时报过金融专业全国自学统一考试，考及格了7门课，进了中国银行忙得一次次错过考试，一九九九年又参加成人高考，考上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班，二〇〇一年毕业（后来又参加山东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职称评定，等轮到我了，国家取消评定，实行考试，我没有时间系统阅读指定教材，只考了一次没及格，以后屡屡因为工作脱不开身而错过考试，至今只是助理经济师，虽然有不少朋友闹笑说：“你的实际水平早达到高级经济师，早是博士后了！”
在中国银行工作的八年，正值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如火如荼。企业高速发展，新建扩建项目层出不穷。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仿佛变成了吃不饱的饕餮。银行信贷人员更成了“财神爷”，像是身上抹了蜂蜜和香油。一些企业负责人为了争取项目争取资金，也就挖空心思，有贷款审批权的人成了他们的重点“攻关对象”。在九十年代，全国金融系统违法违纪的案件频发，本市一些银行干部也相继落马，有的“因嫌紫蟒长，致使锁枷扛”。面对红尘滚滚，我永远坚持“放开胆子干活，夹起尾巴做人”，“久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担任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信贷科长时留影：
我的祖辈曾经是小商人，肯定有些经商才能，可惜我没有遗传，对经商毫无兴趣，一直很清贫。在那个年月，我完全有条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倒卖一些紧缺物资。我在省行和各地市行都有同学，有条件弄到一些紧缺物资计划内指标，转给分管企业或者物资局有关公司，比如钢材、木材、彩电、冰箱、电风扇等等。我分管的化肥厂、玻璃厂等企业的厂长曾经请求我帮忙给弄点钢材等物资，我均未同意，他们都认为我太正统。
一九九五年，某公司总经理老杜对我说：“我可以在我们村给你划一块宅基地，你在那里盖上几间屋，有个大院子，养上花草，种上蔬菜，星期天去玩，我找人去喝酒打牌，过过神仙日子！”我笑着回答：“不用。一是容易让人抓辫子；二是我也没有钱盖屋；三是不喜欢喝酒，不会打牌，就是喜欢看点书。”他说：“弄宅基地交点钱，不犯法，现在很多当官的不都这样吗？没有钱盖屋，我可以借给你。”我笑着说：“我和他们不一样。”后来老杜回村干书记。十多年后他村被规划进城区，村庄拆迁盖楼，因为靠近沂源县第一中学新校址，那一片是寸地寸金，拆迁补偿很多，家家户户一夜暴富。二〇一五年我见到老杜，他早已经是村书记兼房地产公司大老板，我戏称为“地主兼资本家”。老友重逢，抚今追昔。我想起二十年前划宅基地一事，如果当初真办成，现在可能发了家，不过我却从本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后悔，我觉得我本来就不应该发那个财！
1994年参加中国银行淄博市分行全市信贷工作会议：
一九九五年，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的副行长调到了市行，市行党组准备把我提成沂源县支行副行长。没想到这时有人写信举报我贪污受贿。县支行行长后来对我说：“市行收到了针对你的举报信，派人来做了秘密调查，确认全是诬告，但是为了慎重，决定暂时不提拔你，等等看看。”于是一等等了两年，直到一九九七年九月才提拔。市行党组书记兼副行长刘立友约我谈话，市行人事科长和监察室主任参加，刘书记说：“这次提拔你之前，市行派调查组到沂源县，事先没有通知县支行，直接到各个贷款企业从上到下做了详细的秘密调查，普遍反映你多年以来绝对廉洁，没有任何违法乱纪行为，在行内外威信都很高，社会形象很好，市行这次发现了你这个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干部。你是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而且思想新颖，思维活跃，工作上有能力、有谱气、有办法，敢创新，职工也对你寄予厚望......”
担任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副行长时留影：
一九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用省行拨款和职工集资盖了一座宿舍楼，我也要了一套。社会上都以为我是“财神爷”，肯定不缺钱，谁曾想到我是向父亲和兄弟姐妹去借的？我拿着那些七长八短的现金去交房款，营业室的出纳员清点时着实费了一些功夫。这套房子像一座山，压得我多年喘不上气来。
作为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的副行长，我分管信贷科和办公室，盖楼监督施工也是我的本职工作。
那时信贷工作已经日益艰难，地方政府官员操纵的企业假破产一个接一下，银行成了唐僧肉，为了保护银行资产，我殚精竭虑，奋力拼杀，这有目共睹。同时，盖宿舍楼必须严把质量关。虽然行里聘任工程师做专职监工，也安排职工兼管，实际上我还是不很放心。每天我至少到工地检查一次。到了混凝土浇铸立柱、圈梁和楼板时我全程监工，通宵达旦。
我是完美型为主的性格，做事力求完美。由我来监工，真正是对路。我在人格上有洁癖，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不该得到的一分也不要。这就注定了我监工绝对不徇私枉法。我处处高标准严要求，看见哪个地方不行就立即责令改正，常常把不合格的地方当场踢掉，让他们返工。每次我一到场，从施工经理到石匠、小工都很紧张，我有时一脚把他们的工具踢出好几米远，还破口大骂。有个石匠曾经说：“这个魏行长平常文质彬杉，没想到发起火来吓死人！”项目经理、水电暖施工者也曾试图给我送礼，我一律拒之门外，没有任何人例外。在确定水电暖工程施工者的过程中，我严格秉公办事，难以保证质量和以后维修的人承包工程，正行长批准了，我仍然坚决反对，促其更改。为何如此胆大包天？正如陶铸所说：“心底无私天地宽。”我没有从宿舍楼工程里额外赚哪怕是一块砖、一把水泥、一个钉子的便宜！
在我们的严格监督下，主体工程十分坚固。项目经理说：“魏行长你这么样严格，你天天吹醭土找裂纹，我这个工程白干了，挣不了几分钱！”我说：“你挣不挣钱我管不着，我只管宿舍楼质量！”在县建委有一位熟人对我说：“那个给你们盖楼的X经理说，他干了几十年建筑，从来没见过像魏述胜监工那么严的，也从来没见过像他一样给他送礼他不要的！”
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以后接连有人到中行家属楼来打听谁想卖房子。有一天晚上我下楼外出散步，一位看上去六十岁左右的人站在楼下，他问我：“这楼上有没有卖房子的？我想买。听很多人说这座楼是魏行长监工盖的，质量非常好，可能八级地震也塌不了！”我笑了，说：“我就是那个姓魏的！八级地震塌不塌谁也不敢保证，那是天老爷爷说了算，但是主体质量很好肯定是真的！”他握住我的手，问这问那，我的心里暖融融。
近年来揭露出了湖南教师邓世平严格监工不徇私情，被杀害后埋尸操场，回想我曾和邓老师一样监工，我的后背发凉、泪流满面，但是我并不后悔！
1999年在武汉参加中国银行第15期全国县级支行行长培训班：
我妻子小曾在某单位干财务。她有一位女同事小X经常说：“我有个亲戚在某某银行干信贷科长，他住的房子真是豪华，家里真是现代化，简直馋杀我了！小魏干了多年大银行的信贷员，干过信贷科长，现在又是主管信贷的副行长，我还不知道你们家多么豪华，抽空我要去参观你们的宫殿！”小曾告诉她：“欢迎光临，但是到时候可别失望！”终于在一九九九年一天晚上，小X大驾光临。当小曾给她开门后，她站在门口目瞪口呆，那吃惊的表情酷似刘姥姥初进大观园：她想象中的魏府原来像个贫民窟！她进屋后逐房视察，没见有什么金银财宝，只见到书房里堆满了书，头摇得像货郎鼓。她坐进木扶手沙发，仔细端详已经磨损了的扶手，我告诉她：“这是我自己设计的沙发，是一九九三年到悦庄镇苗山木器厂去定做的，扶手这么宽是为了放书。”（这套沙发一直到二〇一八年才内退，工龄25年。）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提成副行长以后，一些奸佞对我的诋毁加剧，一九九八年更为升温。他们绞尽脑汁排挤我。知人善任的市行刘立友副行长已经调回临沂。匪夷所思的是，从烟台调来的市行行长听信谗言，不听我的申诉，而那些一向了解我、赏识我的其他市行领导现在也见风使舵，不愿意为我说一句公道话。这让我心灰意冷，二〇〇〇年十二月我辞去公职。我在人行、工行、中行一共干了十六年，那是我最年富力强的一段峥嵘岁月，往事不堪回首！
我辞职后得到了几万元的经济补偿。离开银行后，我曾做过商品营销，干过企业副总经理和总经理，收入忽高忽低。
二〇〇五年起我家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小孩开支越来越多。他的一个表姐是他的保姆，是初中毕业，家境贫困。我夫妻都支持她再去上高中，去了私立学校沂源县英华学校，高中毕业后考上大学，我们承担了她的高中和大学的全部学费。我们经常向我三哥、二妹和岳母等借钱。夏天我家的电冰箱坏了，拉去维修店维修。修好以后，店里几次打电话让去拉回，当时因为给儿子交了学费，因缺钱交冰箱维修费，被迫一再找借口拖延，最终拖延了好几个月。
那年冬天有一天，我父亲去做晚饭，开开冰箱门拿鸡蛋，发现没有鸡蛋了。我正在客厅里，看见我父亲面带愁容，对我母亲叹气说：“哎！连鸡蛋也买不起了。”听到父亲的叹息，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年腊月，我父亲说：“我和你妈妈回鲁村，过了年就不再回来了。”我明白，这是父亲为了减轻我的经济负担。我心里很难过，但是也没有挽留。
我把父母接来县城同住，一方面是为了让老人给看小孩，另一方面也是想让父母跟着我生活能过几年好日子。其实从一九九九年冬天我搬进新楼开始，我就把父母接来过冬。父母跟我生活的这几年我夫妻极尽孝心，到县医院给他们都详细检查了身体，日常饮食尽量丰富，保证他们的营养；还额外给他们补充了大量的高档名牌营养品，开支总计上万元。但是二〇〇五年我们变得生活拮据，愧对了父母，这是我永远的遗憾！
我辞去公职后父亲很生气，批评我没有事先和他商议，我说：“银行里的事你们又不了解！”后来我曾想，我在中国银行最后这三年的确是非常难受，但是当时没有和家人商量、没有听一些亲友的意见也的确不对。
二〇〇六年五月，我大哥在给村里修路时被村霸殴打，父亲很生气，造成腹痛，到县医院诊治，肠粘连被当作肾结石误诊误治，上了手术台就再也没醒来，不幸被医疗事故夺去生命，古历五月初二去世，只有77岁。父亲突然去世后，我心如刀绞，常常泪如涌泉。我伤心的是，我没有很好地孝敬父亲！
尤其令我伤心的是，我曾经计划陪父亲外出旅游，把省内外的旅游胜地游遍，曾把旅游线路都写在了小本子上，只因为缺钱最终没有实现。我父亲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曾在山东省地质勘探局124勘探队工作，我父母曾住临沂，辞去公职后再也没去过临沂，我从小多次听父母讲过他们在临沂生活时的故事，感到父母特别怀念那段岁月，想念老同事。在父亲健在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带父母到临沂故地重游，我真是罪孽深重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父亲去世后，我每次看见那个写着旅游计划线路的小本子，我的眼里就立即涌满泪水......
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衰老明显变快。二〇〇八年我们到医院给母亲检查身体，诊断为脑梗阻，回家坚持打针吃药。二〇〇九年十一月母亲突然发病，紧急送到县医院，诊断为脑出血，治疗后好转，但是出现右侧偏瘫，出院后回鲁村老家长期卧床治疗，直到二〇一一年古历二月二十七日，在卧床十六个月后驾鹤西归，享年82岁。母亲去世后，我长期沉浸在悲痛之中。
为了给母亲治病，我们兄弟姐妹全力以赴，花了很多钱，都尽了孝心，延长了母亲的寿命，每个人对此都感到欣慰，虽然我自己更加清贫了。
我父母在鲁村老家住的屋是一九七〇年盖的土坯房，三十多年的风吹雨打，老屋已经伤痕累累，按道理我应该给父母翻盖房子，可是我一直有心无力，一直到二〇〇六年我父亲去世、二〇一一年我母亲去世，老屋也没有翻盖，至今仍然没有翻盖！每次回家看到我在里边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老屋，我常常为没有对父母尽上孝心感到内疚，感到酸楚，有时泪眼朦胧。我曾经两次阅读作家高晓声的小说《李顺大造屋》，两次都流下热泪......
1989年85岁的祖父魏佐德（1905—1992）留影：
1990年父母亲魏绍伦和张道花留影：
这些年在我生活上遇到困难时，我的良师益友张玉山多次施以援手，雪中送炭。
二〇一〇年我到张店农村商业银行去看董事长张玉山。他对我说：“述胜啊，现在国家政策鼓励设立村镇银行，我们想在沂源设立村镇银行，正在研究方案。你要是愿意再干银行，可以去干个职务，你先考虑一下。”我笑着说：“我离开银行十年了，已经很生疏，干不了。”他笑着说：“没问题，你一拾起来就行，具体业务不用咱操作，你可以去抓抓管理。”说真的，中国银行在我心里割下的伤痕尚未痊愈，我对重操旧业心中打怵，所以没很在意。几个月以后张玉山董事长再次谈起此事，盛情难却，我也就同意了。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我到沂源博商村镇银行工作，先后在两个支行负责。我毕业于城市金融专业，长期与企业打交道，熟悉企业信贷，现在接触农村金融，从头学起。我仍然坚持“放开胆子干活，夹起尾巴做人”，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由于初期业绩增长缓慢，业务开拓费用入不敷出，我的收入头几年也很低。为开拓市场我不计个人得失，自己垫上的钱很多，甚至借钱用于公务。对支行的客户，即使并不直属于我个人，我也照样全力以赴去联系和维护。我虽是穷光蛋，但不是吝啬鬼，并不懊悔。
我现在有房贷，有车贷，犬子还在国外上学，开支很大，我没有什么积蓄，至今清贫。但是，我并不恐惧。随着业绩的逐步增长，我的收入也稳步增长。我这个“财神爷”虽然一直很清贫，但是我的心里感到很富裕、很充实。我曾多次对我的妻子说：“在博商银行工作的这段时间是这几十年最心情舒畅的一段时光！”
我几十年中经手了信贷资金本外币合计应在10亿元以上，没有贪赃枉法，甚至从未起过邪念。何以如此？一是受到家风教育的影响，二是受到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影响，三是受到榜样的影响。张玉山有许多优秀品德，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学习的榜样。他教会我干银行业务，我也很崇敬他的人格魅力，学习他的为人处世艺术。
行领导让我写一篇讲廉洁的文章，说真的，我非常为难：领导的信任我不能辜负，但是我觉得“廉洁”这篇文章博大精深，正像古人所言：“其小无内，其大无外。”这决不是我这个金融老兵能写好的。领导开导我，要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一写，让年轻人受到一些启发，也是献爱心。此话倒也言之有理，我只好不揣孤陋，勉强为之。
写个人经历，难免让人感到“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所以必须反复筛选素材，有些事也不便于宣传，很难下笔。好在如今金融百花园中的青年都是有文化的人，能够睁眼看世界。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时代洪流中的一粒微尘，都无法完全摆脱时代的印记。我就是一粒微尘，作为“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目睹了中国金融业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美好时光，目睹和体会了在老一代银行工作者身上那些品德高尚、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廉洁奉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我也目睹了中国金融几十年的伟大变革，银行无论怎么变，“铁算盘、铁账本、铁规章”的优良传统永远不会过时！“雏凤清于老凤声”，一批批德才兼备的青年走进金融百花园，承先启后，勇往直前，给祖国金融事业带来无穷的生机和希望！
最后，我用几句肺腑之言与青年朋友共勉：我既不羡富，又不仇富，更不相信“君子固穷”，不相信“谁穷谁光荣”，我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厌恶巧取豪夺，厌恶为富不仁。人的一生是一场修行。我相信“财神”终究不会亏待勤劳、慈善的人，我相信每个人在“财神”那里都有一个账户，都有一个业务：零存整取！
2020.4.21.
【作者简介】 魏束存，本名魏述胜，山东省沂源县鲁村镇鲁村二村人，祖籍济南市钢城区辛庄镇芦城村（原属莱芜市）。毕业于山东银行学校（今齐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园地老长工，曾在人行、工行和中行工作，曾任中国银行沂源县支行副行长，今在博商村镇银行工作。有金融与汉语言文学两个专业毕业文凭。爱读书，偶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