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大院，心中永远的记忆
——三进三岀铁路大院铁安里住宅区
文/刘剑英
在人生的记忆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就是你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中，有你所经历的许多刻骨铭心的故事，又都发生在你曾经住过的房子里。
铁安里，这个当年被老百姓称为吉林铁路的“中南海”的铁路住宅区，曾是那样的令人神往，令人心动，更令人在这里演绎着一幕幕终生难忘的经历……
提起铁安里，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在吉林铁路地区长大、曾在铁安里生活过的孩子，那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铁安里是1937 年，日伪当局在吉林市兴建的一个专供日本铁路株式会社的职员们居住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设备齐全的高档住宅区。1948 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了。这座昔日中国人只能远观眺望的东洋人住宅，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一进铁安里，搬进了这所充满政治色彩的宅舍
吉林解放了，吉林铁路管理局作为全市最大的国有企业，几万名职工家属却无法开工资。因为日伪的旧币作废了，而东北人民政府发行的新帀还没印出来。每个铁路职工的工资收入，全靠每月发放小米，这小米不仅能当口粮吃，而且还可以以物易物，拿到市场上换一些诸如食盐、油类、棉布、药品之类的生活必须品。我父亲刘朝维当年就是吉林铁路管理局去黑龙江、山西买小米的总负责人。1953 年，全国发行了新版人民币，购买小米的工作结束了，我父亲定职为吉林铁路管理局生计处旅行服务科科长。早在1950 年初，父母领着哥哥姐姐，抱着末满周岁的我，同爷爷奶奶一起，在人们的羡慕的目光中，就搬进了铁安里四条三号二楼的两个阳面的厨房、厕所一应具全的新居。从此，这里给我梦幻般的童年，注入了五彩缤纷的靓丽的色彩……
我们居住的这个铁安里住宅，当时虽然没有“小区”这个现代的称谓，但住宅区内各种生活服务设施齐全，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北面是铁路中心小学校，即后来的铁一小；西面是铁路中学、铁路医院、铁路体育场和铁路文化宫，在西面的铁路二小附近还有一个铁路副食商店；东面是铁路医院的小儿科、铁路商店。再加上我父亲每月 138 元的工资收入，全家人的生活可以称得上是名正言顺的丰衣足食，其乐融融了。
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就是铁路文化宫了。这里经常举办各种文艺演出活动，特别是我父亲来这里排练京剧时，常常带着我一起去。什么《借东风》、《铁弓缘》、《杨门女将》啊，我还没上小学呢，就早早的接受了中国传文化的教育了。最令我难忘的就是文化宫美术组的何俊生老师、李敖老师真是诲人不倦，我一有时间就偷偷的去看他们作画，这几位老师不但不撵我，还边绘画边给我灌输“三面五调”的美术基础知识，使我从小就喜欢美术。我的童年，因为家住铁安里，有着这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每天都是在一个个绚丽多姿的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度过的。我当时就想，等我长大了，也上铁路局大楼里当科长，真是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天然的优越感。
但是我不知道，当时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已经把人们搞得噤若寒蝉，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这时我父亲也不去文化宫排戏了，而是整天除了开会，就是写材料。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一天，我父亲在“窖坑”旧物市场，花20 元钱买了一台西德生产的莱卡照相机，父亲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照相机，速度可达4000 分之一秒，光圈最大可达2 ·2，中国再过50年也生产不出这么先进的产品，他整天对这台照相机爱不释手。真没想到，一年后竟是这台照相机，把我们全家推向了无底深渊。到了1957 年7月的一天，突然晴天一个霹雳，大祸从天而降！一生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父亲，因为美化帝国主义的照相机，被单位宣布为右派疑视分子，不仅受到了降薪降职的处分，工资从138 元降至72 块3；级别从正科级降为一般干部；而且限期三天内搬出铁安里住宅区。
于是全家老少6口人，头顶烈日从高档的铁安里四条三号，搬迁到了站前九台街一处刚刚由铁路公寓改建的两家一厨、没有暖气、没有自来水、更没有室内卫生间的“三无产品”、又不足6平方米的阴面小屋里。全家在铁安里整整住了六年半，当时我已报名在铁一小新生入学一年级，因为被清除了铁安里住宅区，我已不再是这个学区的孩子了，也就不能在这所小学上学了。于是家长匆匆忙忙的给我办理了转学手续，转到地处岔路乡的铁四小学去上学了。阶级斗争真是珠联九族，连我这个没上学的孩子也不放过！阶级斗争啊，我从小就看见你那狰狞的面孔了！
二进铁安里，又差点险遭厄运
1968 年，我从吉林铁中应征入伍，在部队我当了五年兵，复员回到了吉林。先在铁路机务段当学徒、开火车、当干部，五年后进吉林铁路局机关。从在报社当编辑，然后到路局政治部办公室秘书科当秘书，两年后，担任秘书科副科长。大伙儿开玩笑说《红灯记》里鸠山队长给李玉和的官，给了刘剑英了。1980 年初，就在我当了副科长不久，吉林铁路局机关党委竟分给我一套铁安里的住宅！
阔别了整整二十三年了，我刘剑英又回来了！我又回到铁安里啦！分配给我的铁安里新居是九条十四号，一个不足11 平米的一楼小阴面。独立厨房，两家一卫，虽然面积不大，但这可铁安里啊！多少人翅首以待，急不可耐的想方设法去找搬进铁安里的门路呢。这可真是喜从天降啊！于是我和爱人领着两个孩子顶风冒雪，从我那白手起家的“干打垒”的小偏厦子，高高兴兴的搬进了、这么多年來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身份和地位象征的铁安里住宅区。室内刚刚维修过，那时候叫维修，还没有装修这个词。就是公家出资，把室内的地板、门窗全部油柒一遍，墙壁涂刷白灰，並对损坏的部位进行全面的修复、更换，使得室内外焕然一新。白天我和爱人把两个孩子送到我父母家照管，晚上遇到天气不好，就不接回来了。那时，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一起不足70元钱，家用电器一件也买不起，但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五一”节前的一天，我正在家里赶写会议材料，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看，是三个陌生人，共两男一女。这时其中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中年人，自我介绍说，他是吉林市外事办公室和吉林市国际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另外两位是日本人，男士是一位70 多岁的小老头，日伪时期在吉林铁路株式会社当职员，当年曾在我住的房间住过，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女的是他后续的妇人，年龄也就三十多岁。当时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对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真不知道该怎么接待才好？
倒是这个日本小老头很能适应环境，一点儿也不眼生，而且还非常健谈。他首先用中日合资的日本话问我在铁路什么地干活？我说过去我在机务段开火车。他马上就说，你的机关四的大车的有！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日伪时期把机务段叫作机关四。接着他又问我“你的，塌塌米的没有？”我说“我们中国人不习惯用塌塌米。”这时站在一旁的那个外事办的人问我什么是塌塌米？我说就是睡觉时铺的稻草垫子。这个日本老头又指了指墙角，问我那个“瘪了搭”的，哪边的干活？我说早就拆除了。这个日本人接着又说“拆除了？你的，家用电器的没有？”我很谨慎的说“我们中国人不习惯用家用电器。”听完之后，这个日本人苦笑了几声，百思不解的就向我告别了。
临别时，这对日本夫妇赠送给我4个易拉罐饮料、一个把笔帽拔下来插到笔后能当电筒用的元珠笔和一张名片。这三样东西我都是第一次见到，就说这个易拉罐吧，当时真不知道它叫啥名字，更不知道怎么能打开，琢磨来琢磨去，真想不出办法把里面的水倒岀来，最后只好用水果刀把易拉罐扎了个眼，倒出点饮料，我一尝，不好喝呀！比中药还难喝。这张名片除了一大堆什么株式会社的头衔外，这个日本人名字叫小川平次郎；我倒觉得那支能照明用的手电笔很先进，很感兴趣又很喜欢，反反复复的摆弄了好半天。下午上班后，我把这件事向机关党委李会海书记作了汇报。他当时就非常不满意的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请示？你就敢自做主张的接待外国人？我说人家的工作证也给我看了，再说我来请示，这几个人放哪啊？一听这话，这位满脸阶级斗争的李大书记就十分严肃的说：你回去写经过！要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写！不能有半点遗漏！要对党负责，也是对你个人负责！他那个老阴天的大长脸，真比45 号大鞋垫还长！我真佩服，咱中国人干别的不行，要说抓阶级斗争，就像刚刚打完公鸡血，一个顶俩！
结果，日本人给我的三件“礼品”，被机关党委当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请有关“砖家”反复研究论证去了；我本人也处于半停止工作的状态，每天领导谈不完的“话”，每天写不完的“说清楚”交待材料，就这样，反反复复、拖拖拉拉，前后共历经了近四个月的时间。一天这位拉着阶级斗争大长脸的李书记，代表路局机关党委又找我“谈话”了：他假装关心的说，你的问题组织上经过调查研究，就不作组织处理了。你该干啥呢，还干啥。我当时就说：问题没有定性，你们是无法作出组织处理的！
他接着又说，有一件事组织上需要你协助一下：有一位刚刚落实政策回机关工作的老同志，要求归还铁安里的住宅。组织上决定把你现在的住宅调整一下，你搬到火车站的一间近30多平米的平房去，是宣传部詹景奎副部长原来的住宅。除了沒有室内厕所，条件还不错嘛！不过你要辛苦点了，每天要烧火炕啊……张口组织决定，闭口组织安排，堂堂的李书记呀，两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不再抓阶级斗争了吗？看来我们这位李书记，真正做到了把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了！要是赶上五七年反右运动，这李书记非要我搬到北大荒去不可！
就这样，我们全家在顶风冒雪中，搬进了铁安里；又在冰天雪地中，搬出了铁安里，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
三进铁安里，是对我多年工作的肯定
在火车站附近的小平房，一住就是16 年。这期间吉林铁路局早已撤消了，我也从铁路局调到吉林铁路分局，当年的秘书科副科长早已当上了分局劳动安全监察分处长了，可我还是住在那间只有30多平米的平房里。我从内心发出由衷的感叹，阶级斗争不仅可以改变人的命运，而且还能够改变住宅的命运。我庆幸自己五七年反右运动时刚好上小学，年龄太小，不然的话那一脸阶级斗争的李书记，非要把我定为里通外国罪，脸上刺上金字，由两个差人押送，发配到边疆地区充军劳役不可。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吉林铁路分局对铁安里住宅区，进行分期改造。到2002 年铁安里所有日式小楼，全部拆迁完毕，一个留有几代铁路人深刻记忆的住宅区，在吉林市永远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旧貌换新颜的铁安里小区闪亮登场。1996 年底，在原来局后六条的位置，新落成的铁安里小区25 号楼，开始按福利房对内分配。这是一座比当年的“红眼楼”还“红眼楼”的新产品，用老百姓的话说，那是“人脑袋抢岀了狗脑袋”！尤其是这栋楼的2单元，更是众目睽睽之下的抢手热门话题。入住者的名单，不仅由分局的党政一把手亲自参加研究，而且要对每一个人按工龄、干龄、官龄（级别）、誉龄，逐人逐项进行打分排名、筛选淘汰，並定期张榜公布。
我当时已从分局处长的任上，调到吉林水电段任党委书记了，又在两年前荣获全国铁路最高奖的火车头奖章，在站段处级领导干部中获此殊荣者，唯我一人。经过几轮的角逐调整，我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榜首，第三次进住铁安里！而且2、3、6楼层，让我任意挑选。我想中国人历来主张“住东不住西，住高不住低”，所以我当即表态，不挑了，我要6楼！这楼设计非常合理，110 平米的居住面积，布局新颖，空间敞亮。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我当即表示：室内除了人不换，一切全换！当时34 寸的索尼液晶彩电刚刚上市，买一台；英国原装进口天音音响，订一套；红木家具，搬一套；室内装饰吊棚，木质墙裙我亲手设计，甚至连转角处，是外切还是吻接？这些装修细节，也都一遍遍的反复琢磨修改；灯光线和大吊灯、动态壁画等都派专人去沈阳、大连选购。新居装修落成后，大家交口称赞地说：快赶上伪皇宫了！可惜，这次搬回铁安里，我父母多年前都已先后去世了，尤其是我父亲连彩电都还没见过，58 岁就早早的离开了我们，他们再也无法看到今日宽绰、敞亮、现代的铁安里新居了，成为我终生的一大遗憾。
这第三次入住铁安里，我整整在这里居住了十二年，是三次进住铁安里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期间，儿女们都已先后结婚生子，我和爱人也已退休。这时住房已经完全商品化了，于是我决定再买一户能够容纳全家8口人的饮食、住宿、文化、学习、生活一体化的大面积的新格局的新居，改善现有的居住环境。于是在2009 年初，我第三次搬岀了铁安里，在尚都东郡小区又买了一座3室两厅、两卫，共183 平米的新居。达到了儿女回来有室住；孙辈们回家学习、练琴，有房间；老伴看电视、看书，有厅室；老刘喝茶、翻书、查字典，有场所的“四有”标准。
铁安里从1937 年落成，到2002 年全部拆除，共存在了65 年。其中日伪统治占据11 年，在回到人民手中的54年中，从建国初期开始，先后经历了“三反”、“五反”、“打老虎”、“反右倾”、“拔白旗”、“反右派”、“三面红旗”、“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革”、上山下乡、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等诸多的惊涛骇浪和步入小康的时代。铁安里，如同一位历尽艰辛磨难和风雨沧桑的老人一样，一步一步，走过了他的童年、青年、老年和暮年。
政治风云的变幻，在这位老人的身心上，都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一代又一代的铁路人从这里走进走出，在人生的舞台上演绎着一集又一集的人生电视连续剧……，老人们一个又一个的先后过世了，孩提时代的我们，也都已年逾古稀，真像一首古诗说的那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铁安里，就是这历史的见证。
【作者简介】
刘剑英，1949年7月生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1968年3月参军入伍，1973年5月复员并参加铁路工作，曾任吉林铁路局机关秘书、科长、分处长，基层站段党委书记等职，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最高荣誉奖––火车头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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