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最伟大的人是妈妈，最辛苦的人也是妈妈，她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她的恩情我一辈子也难以忘记！

妈妈的娘家在定西农村的一个叫安家岔的小山村里，小村庄里一共十几户人，全是张氏人家，没有一户安家。为什么叫安家岔却全姓张呢？这无从查考。庄里全是妈妈的亲房人或伙子里人(远亲房五服以外的)。如今，同辈的表兄表弟们，虽然是农家人，却大部分外出打工，有的是瓦工，有的是汽车修理工，有的开出租。总之，地大部分都荒芜着 。

妈妈生在农家，一辈子生活在农家，所以很会勤俭持家。身体结实，力气大，一般男人干不动的活，她都十拿九稳。假若我没有这样一位妈妈，父亲去世得早，我们哥姐弟仨恐怕难以长大。

上世纪的一九六四年，我的父亲因患食道癌离开了人世，撇下，我们母子四人，那时我七岁，姐十二，哥哥二十岁。

靠工分吃饭的那年月，度日子何等的不容易，除哥哥能挣工分外，姐姐和我都是软食口，靠人养活。

我们兄姐弟三个，我最小，好动顽皮。家里穷，但我却不知道大人过日子的艰难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蹦蹦跳跳，打打闹闹，没个闲时间。妈妈做的布鞋穿不了多久，便狮子大张口。妈妈无休止地给我们做鞋成了她的工余生活，生产队劳动的时候，妈妈怀里揣着鞋底，休息时坐在地头上，掏出来拿起锥子头发上一抹，用力在鞋底上扎个孔，顶针顶着针的尾端，照孔扎进去，左手拿着鞋底，右手拉着麻绳，大撤大拉，拉紧了再凑结实。队长当着社员大伙的面讥讽地说，大家瞧，李嫂给孩子做鞋，那纳鞋底的姿势像跳舞似的。妈妈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

晚上，妈妈收拾完家务，盘腿坐在炕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们纳鞋底，一直到深夜，我们一觉醒来她还在纳。在我的印象中，妈妈做鞋的活，一年四季几乎没停过，长期戴顶针的中指细了许多，甚至有些变形了。常常是刚给哥哥做了双新鞋，姐姐的鞋底又磨透了，姐姐的新鞋还没做好，我的鞋早就狮子大张口了。妈妈气愤地骂道，你们脚上有牙？吃鞋嘞？

在我的心目中，妈妈做的鞋穿着最温暖，最舒适。现在回想起妈妈那双布满老茧给我们做鞋的手，把一针一线的心血，如像涓涓细流注入我生命里……

妈妈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念好书，不做睁眼瞎，能成为一个会读报纸的人。

妈妈出身在贫寒农家，幼年连饭都吃不饱，跟着在地主家扛长工的姥姥。解放后，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进入社里的扫盲班，但那时已是拉家带口的人了，虽有识字的满腔热情，可抵挡不住家务的消磨，他只学会并记住了自己的姓氏——张。妈妈说，她的老师说，请你记住，你的姓是：弓、长，张。

文化大革命初期，妈妈当上了大队上的妇联主任，有时去县上参加会议，上个厕所很难，不是找不到厕所，就是找到了不敢进去，因为不识字，不知道哪是男，哪是女，只好在外边等着，看到有人出来才敢进去，那种说不出口的憋屈穿心透肺。

大队上来了工作组，白天劳动，晚上召集社员开会，工作队员识文断字，流利地念着报纸，宣传党的政策。在妈妈眼里会念报纸的人很能干，很了不起。那时我才十来岁，靠在妈妈身边，蹦跶了一天的我，听了一会两眼皮打架，晕晕乎乎就睡着了。妈妈摇摇我，醒来哎！又念新报纸了。妈妈也算大队上的一名小干部，她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是当时了不起的积极分子，开会听念报纸是她最大的享受！

1974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第二中学，这时家里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亲戚朋友、邻居们都劝妈妈，别让我再读高中了，但妈妈却顶着压力，把借来的学费交给我说，只要有学上，就好好念吧！将来做一个会念报纸的人。

在妈妈的心目中，会念报纸的人，那是了不起的文化人，我高中毕业后，会念报纸了。大学和我无缘，便做了一名乡间学校的教书匠，但却从来没有给妈妈好好地念过一份报纸。她看着我长大了，工作忙，不苛求什么，听听收音机也就满足了。

妈妈一生活了八十三岁，临终前思维虽有点乱，但眼明耳亮，牙齿不缺。她一生最大的信念就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