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天之道，损有余以济不足；人之道，则损不足以济有余。”为什么呢？我思索多年，始终弄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为此长期困惑其中。

有人把“损不足以济有余”的人之道解释为社会学中的马太效应，或者解释为人性恶，解释为“丛林法则”，解释为人的趋炎附势、攀龙附凤，欺软怕硬等等。而把“损有余以济不足”的天之道解释为是上帝的意志和因果报应。天之道，就是苍天有眼，苍天始终俯视着人在社会中的一言一行，适当的时候就会发出天威惩恶扬善，对人间的善恶是非进行裁判，以体现社会公平——天道公平。所以中国人始终相信老天爷的公正，相信每个人都头顶三尺青天，相信人生善恶终有报，有的现世现报，有的现世不报后世报，不报自己报子孙，不报今生报来生……如此等等，万事皆有报，只是时间有早晚。由此可以说，佛家的因果报应说是佛家劝人向善的宗旨与信条。为了自圆其说，实现逻辑自洽，佛家将人的“因果报应”设定并推及到人的“三生”（往生、今生、来生），以此将人的所作所为与其所遇到的一切祸福荣辱紧密联系起来，令人不得不信，但又无据可考。虽然因果报应常常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但却不能用精密的逻辑加以证明，也不是所有的报应都能被当事者看到。于是才制造出往生、来生，以及六道轮回之说。这是真的吗？回答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因为无法考证，不能用逻辑证明，只能这么说。所以“苍天有眼”和“因果报应”，也只能让信者自信，不信者仍不信。信与不信，各有各的道理，并且各自都能从生活经验中找到事实依据。

天有意志吗？根据现今的科学技术分析，天只不过是星球或星系的自然存在，风云雨雪，雷电、日食，只是地球在太阳系中运行所发生的一些自然现象；彩虹、霁光、海市蜃楼是光的折射带给人们的视觉形象。因此，作为物理学意义上的天是自然之天，是不可能有意志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天不可能参于人间的是非辨别，更不可能对社会中的人进行生杀予夺、惩恶扬善的裁判。所以从科学角度说，苍天不会长眼，天若长眼且能对人间进行抑恶扬善，也就不需要社会法律制度和法律执行裁判机构了。天若有情，就不会让坏人当道，好人受气了，由此也就不存在黑社会、恶势力及其保护伞了。天若有能，人间早就是个公平的世界了，世间也就不会有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了；历史上也不会有皇帝昏庸、奸臣肆虐了。

天无意志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贪官会被清算？冤假错案会被平反昭雪？为什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由此而论，天是有意志的。我们的祖先一直都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这在“五经四书”里到处可见。作为社会学中的天，周公、孔子、老子等都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并把这个意志用“天道”一词表达。不过在这里，天的意志是人赋予的，因为天有意志才可以统治人、惩罚人、左右人。君权神授、天地赏罚思想在《尚书》中的字里行间到处都可看到。天有意志，天就能统治人间万物，这就是社会文化精神之天。可是天又不能直接下到世间来管理社会事务和芸芸众生，于是只能派个代表——皇帝下到人间来管理万民。因此人间的皇帝就是天上的玉皇大帝派下来治理万民的天帝之子。所以人间的皇帝是天子，天子不是人而是神，因此称为真龙天子。由此生发开去，帝王出生时都有祥云瑞气，每个帝王身上都有神的特征。不信看看，商的始祖契，是其母亲简狄吞玄鸟蛋怀孕而生；周的始祖稷，是其母亲姜嫄踩了一个巨人的大脚印子，感之有孕而生，因为稷生下来后被姜嫄丢弃，所以名弃。到了刘邦的龙准隆颜，流亡躲难时头顶常有一片彩云缭绕；刘秀出生时，赤光照室，禾生九穗……如此等等，此类神话故事不绝于史书，可见人们造神时的丰富想象力。到了汉武帝和董仲舒时期，这个社会意识形态进一步发扬光大，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君权神授的社会意识，皇帝的意志就是天的意志；另一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家学说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社会意识形态，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加强。从此就改变了“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本思想。由民本到君本，也可以说是董仲舒的历史大贡献。从此，中国就失去了文化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再也没有出现过。而天意、天命、天谴等成了固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至今还影响着我们。所以从古至今，人们对天都十分敬畏。北京城至今留有天坛、地坛、日月坛、社稷坛等祭祀天地、日月、鬼神场所遗址。祭祀天地，不过是祈求上天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敬天畏神，祈求天地神明的护佑，既是老百姓的愿望也是朝廷的愿望，社会成员各阶级无论矛盾多尖锐，冲突多激烈，在敬天地畏鬼神这个意识形态上，不分阶级、阶层和社会地位，全民高度统一。

皇帝是天的儿子，老白姓是天的臣民，由此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在天与人之间就会相互感应，这样天就成了人们心目中主宰万事万物的超级神。中国人信天，根源还是农业社会总是靠天吃饭，种庄稼全靠老天爷帮忙才能获得好收成。这就产生了农耕条件下人对天的敬畏和依赖。社会生活中的天灾人祸，人们掌握不了，控制不住，常常在冥冥之中左右着人们的命运。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敬鬼神而远之”。子夏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这充分表明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与无奈。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又表现出人对天的抗争。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这是天运之道；而孔子要克己复礼，这就是人为之道。在这里，人道与天道的矛盾、冲突和斗争表现得十分突出，结果当然是人之道服从于天之道。所以孔子一生如丧家之犬，周游列国，困厄陈蔡，终生没能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因果报应说与儒家的“天”和道家的“道”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天命观和因果报应理念。用哲学的观点看，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人类的社会活动也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因果的，万事万物的形成皆有其原因，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现都有其形成的原因。由此来解释因果报应，当然符合逻辑。这就比天意、天命、苍天有眼等显得要科学一些，也更符合逻辑，因此才能令人信服。袁了凡说的“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就是对因果报应说的实践诠释。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又经常看到一些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正不压邪、恶人逞强等社会黑暗面。这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不免让人们对因果报应说产生一些怀疑，特别对一些冤假错案，用因果报应根本解释不通。用佛家的因果报应说，去解释一些社会现象，总不能完全对应，这就不禁让人产生疑惑，感到玄乎。虽然佛家给出了不报今生报来生，或者是不报今生报往生的解释，但却让人感到虚无缥缈，抓不着看不见，无法证实。因此，无神论者根本就不相信人有往生、来生之说。往生、来生是佛家的思想理念，不可考察，无法论证，从来就没得到物理学上的验证。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往生如何，也不知道来生会是怎么样，或者是否有来生也未可知。人一生下来时，脑子一片空白，毫无往生的痕迹。于是造神者就制造了一个进了阴间地府要先喝碗“孟婆汤”的故事，以便解释转世托生后，一切记忆全部消失的问题。对于这个既不能凭经验感知，又不能用逻辑证明的往生、来生之说，在哲学、科学思维的今天，很难让人相信。如果用哲学去解释冤假错案的因果关系，又显得特别复杂：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既有社会环境影响，又有历史文化的因袭。从社会学来说，牵涉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等。一件事足足可以写一部书，这显然是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社会问题和发表论文的事情。刘少奇从无产阶级革命家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再到叛徒、内奸、工贼，又到平反昭雪，这其间的人生起承转合难道不是一部中国当代史吗？这让一个普通人怎么搞得清其中的前因后果呢？就是当事者本人及其家属恐怕也不具备全面分析这些问题的能力。试想，如果让张玉环和聂树斌去用哲学思考分析他们自己冤案里的因果关系，他们如何能说得清楚？他们如果能说得清他们所处的社会时空条件，以及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他们也就不会有那样的不幸了。因为在当代，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才具备这样的分析问题能力，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历史时空条件下，是不会遭到那样冤枉的。再比如，让普通人去分析云南孙小果事件，又有谁能说得清呢？不是社会学家，谁又会为这些事而去伤脑筋呢？

下面再看看人之道，为什么常常损不足以济有余？首先，人一生下来就要消耗社会资源，作为一个动物的人，谁都需要衣食住行。既然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那么食求美味，视求美色，听求好音，就是人的基本属性——即人性，所以孟子《告子》篇说：“食色性也”。而作为社会的人，一生下来就存在生存的社会竞争，竞争让人性变恶，竞争产生占有社会资源的无限贪欲。满足欲望的方式，一方面要向自然界索取，一方面再从同类竞争中夺取。社会竞争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社会法则本身也往往是强者制定的，强制让弱者去遵守，体现的是强者的意志。所以，在一个固定的惯性系（既定的社会结构）中，总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一方面，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中弱者占不到更多的社会资源，甚至连最基本生存条件都得不到；另一反面，弱者也不能有效保护自己已有的资源不被强者掠夺去。弱者手中的物质财富最容易被社会的明规则和暗规则掠夺去，所以强者总是通过明争暗斗从弱者手中掠夺资源，再将掠夺的一部分奉献给更强者，以便从哪个更强者那里得到一些好处，这就是其投资回报。这就好比一个大汉抢夺了一个乞丐手中的要饭碗，然后把这个碗卖到废品站换了几个铜钱，他再拿这几个铜钱到强者的大公司入股，由此就可以得到一些分红，从而实现了他不劳而获的梦想。因为他斗不过比他强的人，也只能去向比他更弱的人下手抢夺，这就是损不足以济有余的人之道，人遵循这个“人之道”去行事才能获得成功。想想看，那个抢要饭碗的汉子敢到权贵达人那里去争夺吗？肯定不敢，就是去争也争不来，人家有家丁护卫还会把他痛打一顿，并送到官府予以“依法惩办”。市场竞争的社会动力机制，永远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法则，毫不为怪。社会中的马太效应只不过是人类生存竞争中的自然表达，即物理学表达。在我看来，所谓“自然”就是物理存在；社会的吉尼斯系数只是社会物理学中的数学表达式。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人类的生存竞争，骨子里就是一群恶狗去争夺一根骨头，或者说是苍蝇竞血、蚂蚁争穴。

      千百年来，人类为求社会公平、公正，不断探索出路，通过暴力革命或社会变法维新改良等方式变革政治体制和社会组织结构。结果，却是不断的拆台子、建台子，不断破坏旧世界，不断建立新世界，然而终于还是一个激烈竞争，充满罪恶，险象环生的不公平世界。时至今日，社会真的公平了吗？就连号称最公平、最公正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避免弱肉强食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更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马太效应。这根本原因就是社会竞争的存在，有竞争就必然存在这些损不足而济有余的社会现象。用物理学来分析，强胜弱又是一个很公平合理的自然法则。猴王因其强，才能当猴王；猴王强，他所领导的猴群才能强；他的生殖基因所造就的后代才能通过优生遗传而保持强。太阳的能量如果小于地球，地球岂不早就脱离了其运行轨道，不知会撞到哪个天体上去了。没有如来佛的紧箍咒，孙悟空会随唐僧去西天取经吗？看来，人类的社

会实践以及根据社会实践所编造的社会故事，无不都是物理学原理的反应和认知（包括自觉和不自觉），人类创造的诸多社会法则只不过是将物理学原理移植于社会生活之中罢了。

     面对古今中外先贤明哲们留下的一系列美好理想，再看看一些不如人意的破烂现实，我常常会感到困惑与无奈。桃花源变成臭水沟，乌托邦变成乱坟岗，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可是面对社会和人生的无常，个人又根本没能力抗拒，更不能靠一己之勇而改变。甚至连一个合理的解释答案都找不出来，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只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干生气丝毫也无济于事，

一点也影响不了晨昏晦明之间岁月流逝。面对“天之道”和“人之道”在社

会生活中的纷繁复杂表现，说不清个所以然，既无奈又不甘心。

      突然有一天，我想到了一个物理学原理：整体运动趋向于平衡，个体运动趋向于差别。心中豁然开朗，犹如醍醐灌顶。用这一原理去分析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事，去分析因果报应说，马上就明白了社会中的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天道就是社会的整体运动，整体运动是全体社会成员合力运动的矢量和，它当然不会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这个社会合力形成时各个分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至今也没法用科学方法定点定量的进行分析。不能分析，就不能预测，不能掌握。这样就不免陷于神秘和玄妙，身处其中让人感到玄之又玄，捉摸不定。这个集体合力运动的矢量和似乎掌控在一个超自然之神的手中。这个超自然的大力神，我们的祖先把它称为天；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人称为上帝；伊斯兰教称为真主；佛教称为佛陀。称谓不同，其实质都一样，表达的都是社会整体运动的那个矢量和。作为社会的整体运动，其总趋势必然趋向于平衡，在这个平衡过程中必须要损有余以济不足，否则就不能维系整体组织的稳定与平衡。历史上的天下大乱实质上就是社会整体运动不能实现“损有余以济不足”的天之道，让社会底层弱者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或生存希望，不得不起义造反。与此同时，社会中的上层强者也失去了维护社会平衡稳定的能力，所以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物理学中的惯性系）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社会管理组织——政府立即解体。经过一段时间的纷争与重组，又逐渐形成一个强

大的群体组织重新进行社会组合，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组织管理机构——即政府政权组织，于是又实现了一个新的天下大治。这时，一个新的“社会惯性系”便有条不紊的自然运行起来。

    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每个人从生到死都要时刻面对社会的生存竞争。在社会竞争中，谁都会争胜好强，都会力争上游，争当冠军，做人上人。竞争的结果必然出现社会成员之间的千差万别的差异化，具体表现为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或说是阶级地位不同，由此出现社会财富资源的占有量差异化。在社会竞争的条件下，这个社会存在的差异化又有社会累加效应，比如直到现在还有遗产继承，把钱放到银行里也会生息。这就是俗话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和“越有钱的人越容易挣钱”。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是向人借贷，富人也总比穷人容易些，就在当下银行的钱也只会贷给有能力偿还者。这就是社会中的马太效应，这个马太效应会形成“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发展趋势。差别一旦形成，就会随时间而不断扩大化，因为社会运动也存在势能。既有的社会差别，必然形成个体或组织的运动势能之差别，这个既有的社会势能差别反过来又促进社会运动中的差别不断扩大化，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以至于强者恒强弱者更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损不足以济有余的人之道，不过是扩大化的社会差别之物理学势能的社会表达，而人在

社会中的名利、地位和财富占有量则是社会物理学势能的数学表达。

      作为社会的整体运动，必须能够限制社会运动中的马太效应，控制吉尼斯系数，从而避免出现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于是必须以整体运动规则让整个社会趋于平衡与稳定，这就必须按天之道损有余以济不足。这个所谓的天之道，就是以社会集体意志来调节个体运动所产生的差别，以及由差别而形成的扩大差别的社会势能。其目的不在于消灭差别，而仅仅是将这个差别控制在一个社会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否则，这个扩大的社会差别就会利用势能产生虹吸作用，虹吸会对社会整体平稳运行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及时予以纠正和控制或者控制不住，结果必然会冲破社会运动的既定惯性系，以至于让社会既定的结构解体、分裂。物理学原理告诉我们，个体运动势能一旦超过了集体对它的控制能力，它就必然会冲破集体的约束，另建立一个运动轨道，从而使所有的个体全部离散，成为一盘散沙，像乱了的蜂群一样重新寻找蜂王，重建蜂群结构群体组织。但是如果消灭掉个体运动趋于差别这个社会运行机制，个体运动就失去了动力与活力，个体运动无动力与活力，同样会影响整体运动的生机与活力。我国历史上的人民公社和苏联的集体农庄，就是彻底消灭个体运动趋向于差别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实行平均主义，结果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只要集体主义，不要个人主义的结果，扼杀了个体的生机与活力。这对社会整体的破坏作用，也同样是严重的。结果和前者一样，都必将导致集体解散，组织破裂，群体离散的结果。

      个体运动的趋向于差别，对集体来说是离心力；整体运动的趋向于平衡，则是向心力。要想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平衡，就必须让向心力和离心力相等。因为社会的稳定，实质上就是社会运行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平衡，也就是社会运行的“天之道”和“人之道”的平衡。从社会学角度说，其实就是社会成员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与平衡。这里要特别注意，社会成员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不是彻底平等，更不是平均，而是社会成员的劳动付出与社会所得之间对等的社会总体公平。社会如果出现了这种普遍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社会运行机制就会自发进行调节，调节不了就破解。因为破解组织结构本身也是调节社会成员权利与义务对等平衡的一个有效方式，尽管这一方式表现出来有时显得极其残酷，但是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该破解时必定会破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组织结构的破解也不过是天之道的社会表达方式之一。

      社会运动中的名利和财富是对个人运动的激励，没有肯定不行，而抑强扶弱、向富人征税，以及富人做慈善事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都是社会整体运动趋向平衡的手段，没有这个手段也不行。天之道与人之道，在运动中达成平衡，就是一种社会和谐、平稳的运动状态。由此可见，社会生活中人人都想出人投地，人人都想做人上人，这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不仅应该承认而且还应该鼓励——因为它是物理学中个体运动趋向于差别的规律支配下产生的。而作为社会，又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是社会精英，在一个国家里，国家元首只能一个，在一个企业里，老板也只能一个或几个。人人都争当富人，这是情理之中的，应该鼓励，可是成了富人就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最起码就是多交税，让政府去办社会福利事业，去照顾穷人——这也是天经地义的。政府建立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并设置控制贫富差距的预警指标或控制机制，鼓励有能力者去做社会慈善事业……如此等等，都是社会整体运动趋向于平衡的社会意志体现。由此说来，作为社会精英的个体应该对社会稳定运行负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不是道德的高尚，而是社会运动规律的要求和趋导，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现有秩序，让所有人都能生存下去，以避免穷人造反造成社会混乱，使既有的社会结构解体、分裂。相对于穷人来说，富人更需要既定的社会运行机制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相对于老百姓来说，官员更依赖于既定的社会秩序；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社会精英们更需要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因为既定的社会秩序，不过是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惯性系，惯性系就是惯性运动条件下的平衡与稳定，维护既定的惯性系不是“匹夫有责”而应该是“肉食者谋之”！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个体是相对概念，一个人在他的组织中是个体；一个小组织对它所归属的大组织来说是个体；一个大组织对于它所处的国家来说是个体；一个国家对于全球来说也是个体。这就像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宇宙之间的关系一样。在这一切个体和集体的关系中，无不存在个体运动趋向于差别，整体运动趋向于平衡的规律。这个规律表现于社会运动中就是人们所说的“人之道”与“天之道”，即个体运动趋向于差别，整体运动趋向于平衡的自然规律。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就是个人竞争、组织竞争、国际竞争中的个体运动与整体运动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切竞争中，天之道代表整体运动，人之道代表个体运动。任何一个组织（包括国家、企业、政党、社团等等）在运动中都存在个体运动相对于整体运动的离心力；而任何组织的整体运动都相对于个体存在一个向心力。组织的稳定与平衡，实质上就是组织的向心力与个体离心力的平衡。这二是对立统一关系，在矛盾斗争中统一、和谐，在运动中平衡、稳定，并且以不稳定的个体运动表现稳定的整体运动。比如政府官员的以权谋私及其腐败，这是个体运动的规律表达，体现的是个体运动趋向于差别产生的离心力；政府组织的反腐败，这是整体运动的规律表达，体现的是整体运动趋向于平衡产生的向心力。明白这一点，根据自己所处的国际、国内大环境，及其个人的社会地位，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由此就可以预测、预控自己的命运，不用抽签算卦，也不用求神拜佛，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点对于个人、企业、政党、社团、国家等任何社会存在都是适用的。尤其是在社会大转型，或者是方向不明的岔路口，在困惑、迷茫、彷徨时，更要明白“天之道” 与“人之道”的社会运行规律。

    至此，我们回头再看张玉环的冤案就非常清楚了。作为破案的警察，因为有“命案必破”的制度压力（这来源于组织），又有破了案可以立功受奖的动力（这来源个人），这两个力形成破案的合力。在这个公权力的强大势能面前，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又如此弱得可怜，毫无反抗能力。在这二者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对抗中，作为农民的张玉环简直不值一提，代表专政组织的警察和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个体之间力量对比，犹如老虎与小鸡。于是个体运动（警察急于破案立功受奖）趋向差别——即人之道，在这个法律运行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后来的平反昭雪则是社会整体运动趋向平衡这个动力机制产生的纠错机制运行的结果。当然，这里时空变了，27年的牢狱毁了当事者的人生和作为一个老百姓所追求的家庭平安福。这就是“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张玉环回家了，但是那个家已经不是他原来的家了。作为他个人，

只能认为平反昭雪总比不平反好，这就是他本人的无奈，也是社会的无奈。这就是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张玉环的人生命运是天道和人道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是物理学原理的社会表达，是哲学上的因果关系，但绝不是佛家因果报应说的社会验证。

     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都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不停的运动。我们要自我求生存，就要在社会中获取生存条件，由此就不免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欲望形成追求，追求产生动力。每个人的个体社会运动都会受到“趋于差别”的人之道规律支配，同时又会受到社会整体运动趋于平衡的“天之道”运动规律支配。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努力为实现个人理想而奋斗，又要考虑到社会的需要和社会整体运动的支配作用，从而“不戚戚于贫贱，不岌岌于富贵”。不过有时候，所在的社会组织的整体运动也会偏离历史发展方向，走进歧途和泥坑，社会整体运动也会出现倒退和复辟现象。这时一方面可能有人认识不到，另一方面即便认识到也没法改变。对前者来说，不过是糊里糊涂过日子而已，没什么可说的；对于后者来说，就存在一个如何作为的问题了。如果“众人皆醉我独醒”，那么如何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就是一个无法解开的人生方程式。在这种情况下，屈原选择了投江；谭嗣同选择了以我之血醒众人；孙中山选择了造反；张学良选择了兵谏；鲁迅选择了“以笔作刀枪”；当然还有许多的人选择沉默或归隐山林；也有人“偎红依翠”、“春花雪月”…….这里的未知数太多，函数关系太复杂，谁也不能给出个确切的答案。怎么对待？全凭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取舍。

      人只要活着就必然要参与个体的自我生存竞争，同时也参与自己所在的组织群体（工商企业、社团、党派、国家）与其他社会组织群体的生存竞争。在这种大大小小的各种社会竞争中，做到“胜不骄，败不馁”这是最基本的人生态度。在人生社会大舞台上无论充当什么角色，也不论成败得失，都要能够泰然处之，等待时机，相时而动。掌握社会运动中的人之道和天之道的辩证统一和发展变化的运行法则，即便做不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起码可以安身立命，即便不能名垂青史，起码也可以享尽天年。

李继领先生

【作者简介】李继领，自号三一居士。释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求真一贯。现为太平书院院长，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思想者。

责任编辑：孙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