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七七年的四月份，肖娜和其他几个场友，先后办理了回城手续，到城里的某个单位务工去了。
留下来的、暂时得不到安排的，只有耐心地等待了。
四月份的武功山，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春天的武功山，到处充溢着生机，到处洋溢着美！
满山满岭，花，鲜艳灿烂地开；新枝绿叶齐刷刷地往外长；到处都显现冰封后的新生世界。
景色再好，可我的心情是差极了。我的心上人肖娜离开林场回城后，就来过两封信，我就是再写更多的信给她，她也视若无睹，音讯全无。
我试着打电话到她工作的单位找她，可没有一次能找到。
七七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林场里的大部分场友都要报名参加考试，只有我和几位在校不怎么用功的、现在有机会给我们考也考不上大学的差生心情是比较糟糕的，特别是我的心好像在接受一次别样的煎熬。
我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书面向场部请了一个星期假，回到了家里。
周妈见我回家了，很是高兴，特意上菜场买了一只未生蛋的鸡煮给我吃。
说是在林场可能吃不到什么，工作又这样苦，干的又都是重体力劳动的活，要我好好补补身子。
在林场工作，一个月下来是能拿到三十来块钱的。
我将积蓄下来的钱交给周妈，周妈说啥也不肯接。
我说，妈，这些钱就权当先存在你这里。
我这样说了，周妈才同意把钱收好。
周妈跟我说，她在街里面帮我问了，我是孤儿，可以申请提前回城，在回城前最好先找到接收的单位。她会到邮电局去了解情况，争取邮电局能安排。
我听了，从心底很是感恩周妈，当然还有何伯伯。
他们夫妻俩一直把我视同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吃的、穿的、用的从未亏待过我，让我在吉星路活得很开心，让我在这个已没有自己亲生父母亲的世界，生活得快快乐乐。
也感恩政府，对于我这个地主、资本家的后代不仅没有歧视，还指定两家国有企业承担我的学费和生活费。
正因为有周妈一家、政府和社会对我的关爱，把我培养教育成了一个健康的、能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在满足之余，心里多了几分忐忑不安：肖娜有工作了，她可能受父母亲的影响，受同事间、同学间等的影响，而不会再跟我在一起了。
吃过晚饭，我来到了肖娜家。肖娜在家，她的父母亲和哥哥、妹妹、弟弟也在家。我买了一些水果什么的，并跟肖娜家里的人都打过招呼。
肖娜的家在东门，住的房子也是很旧的，而且也很拥挤。正当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时候，肖娜跟她父母亲说，我们到外面走走。我在她家人爱理不理的情况下很没面子地走了出来。
沿着萍水河的上游河边漫无边际地走着，没有了在林场时的浪漫，没有了在林场时的热情似火，更少了问寒问暖、你恩我爱的语言。
“我们只能做好朋友了，我爸我妈不同意我们谈。我哥哥已经跟我介绍了一个，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且是发自心底的。”她说。
“都是懂事的人了，结婚是大事，得自己做主。周妈跟我说了，我是孤儿，可以提前回城，还可以到邮电局去工作。”
我知道，她家里嫌我没有国企工作单位，我要是能到邮电局去工作，就可能可以改变他们对我的看法，现实生活逼着人们这样做。
“你要真的能在邮电局安排工作的话，我耐心做做父母的工作，可能不至于再极力反对。要知道，你父母亲的事他们都知道。老人们还不是把中国的政治运动搞得心有余悸，怕再出什么事，说到底，大人不论怎样想，一切都还是为了我好。”
“等着吧，时间不会很久的。”我充满信心地说。

回到林场后，我就企盼着我的周妈尽快给我带来好消息。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高考这一天也终于来临了。
这一天，林场就留下我们五个未参加考试的四男一女。
林场领导也没有安排在家的做什么事，本来想回家里去，但感觉自己没有参加高考很没面子，便在林场呆着。
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开工。我跟场友们提议，出工去赚几个工分。
场里的几个男青年想想也是，便前后脚来到了做工的山头。
在林场，不管安排不安排，只要出工做了事，都要给我们记工分的。一个月下来，按各人的出工总分，算出当月的工钱。
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已经砍伐好的、已经在山坡上被太阳晒被风吹了些日子的杉木桐料运至林场的杉木场。
从今天出工的这个山头到林场，单程在三公里以上。
按我们的劳动态度，上午走两回，下午走一回，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那个时候的劳动工价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下来也就一块钱左右的工钱。
第一趟的工作已做完了，再运一趟，就结束上午的工作，吃午饭了。吃过饭，休息到三点来钟，再运一趟，就结束一天的工作了。
在运第二趟杉木桐快到林场的时候，正好是一个上坡路。
走在我前面的赵晨阳脚下滑了一下，身子打了个趔趄，肩上的杉树桐就直直地滚滚而来。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一时无法躲闪的我，被滚落而来的杉桐撞上了，杉桐击中了我的右腿，我被绊倒在山路上。
可怕的是，肩上扛着的杉桐在我倒地的时候，恰巧又碰撞了我的头部，我当即人事不知地倒在地面上。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

还算命大，不仅保住了命，小腿部也只轻微骨折，但头部则有一定程度的脑震荡。因为有脑震荡，县医院没有这等技术力量，便于第二天转市医院治疗。
在市医院治疗的时候，县委、公社、青年林场、街道都派人来看望我，吉星路的一些邻居、同学、场友们也赶来看我，特别是我几个在家的儿时好伙伴也都来医院看望。
周妈几乎是天天在医院服侍我，天天弄好吃的给我。
肖娜知道我负伤，也多次来医院安慰我。他们来，免不了要买水果、罐头和营养补品，把医院病房是堆得满满的。
我的心里很是感激，让我通过这一次负伤，体验到了人世间的真情。
平日里，大家都在各自忙碌着，都在过着平淡而紧张的生活，好像人与人并无多少联系。而一旦在你身边的人有了什么事发生了，你身边的人就不自觉地会关心起你来。
在我出院回家继续休养的时候，我的好周妈已经帮我办理了回城手续，并已通过街道请求市邮电局安排我工作的报告和相关文件送到了市邮电局，就等着邮电局报市里面批复。
这样，我就自然而然地回了城，就只等着安排工作了。
我父母亲的情况，市里面是有案卷的。
到七十年代末，很多原来错误的案件都已有了比较正确性的结论。
对我父母亲的结论：一、不是反革命分子，二、不是国民党特务，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和言论，四、家庭出身为地主。
这就是说，我的父母亲没有政治问题，不受镇压对象。
因为有这些结论，市里批转市邮电局，可以按照政策，安排李春花进市邮电局工作。
七七年的九月份，我和其他几位邮电职工子女办理了招工手续。
那个时候招工，只要在招工表上填写好相关内容，把户口薄、相片、毕业证、体检表交劳资科就行了。
体检是劳资科谭老师带我们去的。我的小腿骨骨折已经好了，脑部负伤没有留下后遗症（实际是有后遗症，体检是检不出来的），脑震荡也不见有什么反常，五官、六腑也没有问题，体检、政审都能通过，就只等着市邮电局的上班通知。
这一天很快来了，九月十号是教师节，我们九个被招进邮电局工作的年青人参加了邮电局劳资科组织的新职工培训。
培训结束，我们九个人被通知到各自的单位报到，我被分在了大安里邮电所任机线员，另一个姓周的和我分在一起他任乡邮员。
在去大安里邮电所上班之前的一天上午，也不知道肖娜在不在家，我高兴地来到了肖娜家。
我想，肖娜不在家，肖娜家里的人该不会再反对我的到来吧。这样，我就会好好跟肖娜父母亲谈谈。
到肖娜家后才发现，肖娜不仅在家，她的父母也都在家。
她父母亲对我并不热情甚或有些冷漠。我想，只要肖娜对我好，我就足够了。
肖娜好像有苦衷，在家好像不便说，我提议去看场电影。
肖娜同意，我们来到文化电影院，电影都放了有二十分钟了。
当时放的电影是《渡江侦察记》，因为是白天，且又不是节假日，电影院里的人并不多，我们在后排座位坐落下来。
“你家里怎样？”我小声说着。
“还能怎样，就是不同意罢。我都说你已经有正式工作了，你父母亲的问题也不是问题了。虽然是孤儿，但跟周大妈家在一起，也是有家的人。可我妈就担心你！”她也小声说着，把家里的意见透露给我。
“你妈担心我什么？”
“担心你以后不会像现在这样对我好！”
“我对天发誓！我要不对你好，我吃枪子。”
“那你去跟我爸妈讲。”
电影还未散场，便离开了电影院，上菜场买了一些菜，还买了一些水果，便又回到了肖娜家。
是做午饭的时候了。我们两个一起下厨房，做起了午饭。
当饭菜上桌后，我叫伯母、伯父上桌吃饭。我这样称呼肖娜的爸妈是依据我妈的年龄来称呼的，我妈的年龄要比他们小。
待肖娜的父母坐定后，我来了个肖娜也想都不敢想的举动：
我双膝跪地，双手撑地，向两位长辈叩拜：“我向伯母、伯父发誓：我今生今世都会对你女儿肖娜好，让她生活幸福！要是做不到，我李春花将吃枪子，不得好死！”
肖娜的父母可从未见过这样求婚许愿的，双双起身，招呼我起来。
肖娜的母亲说：我们做父母的，那个不是为了子女。我的女儿还不是很懂事，既然如此，只要你们能相亲相爱，我们做大人的还能说什么呢。
肖娜的父亲也表态说，只要我们生活幸福，就遂了他们的心愿。做大人的也不能强求干涉子女的婚姻。
两老的意见很明了：只要我李春花真心实意对他们的女儿好，只要能让他们的女儿生活幸福，他们大人也就放心了。
在大安里邮电所工作了两年，周妈带我去市邮电局劳资科送去了请求调入市局工作的报告。
八0年的九月份，调入市邮电局机线班任机线员。八二年上半年，在局里面分到了一房一厅的房子。虽说是旧房子，可也是按工龄打分排队得来的。
我是孤儿，打的分比同年进局的多了五分，所以在我二十二岁的那年我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处。
肖娜也在自己的坚持下，跟我同甘共苦在一起，我们准备明年国庆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