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王济堂由原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十二支队领导人张瑞麟与中共三棵树铁路工厂地下党支部书记董丽泉、地下党交通员韩大爷介绍从事抗联地下特工工作，归董丽泉直接单线领导。每当抗联交通员韩大爷代表张瑞麟来哈与董丽泉等地下工作者到豆腐坊接头时，都由王济堂负责站岗放哨。张瑞麟看着王济堂个头矮小，面黄肌瘦，活像一只小猫。便憨厚的说：“这‘小猫’，个子还没有九九步枪高，就这样，在张瑞麟的安排下，王济堂于1943年1月在三棵树铁路工厂以半工半读工人为掩护，以‘小猫’为代号潜伏在工厂当抗联地下一名特工。张瑞麟指示王济堂在董丽泉直接单线领导下潜伏在日寇的心脏里刺探日寇军事情报，他说：“这和你上前线打鬼子同等重要。如果干好了，比上前线的作用更大！”王济堂听后，豁然开朗，慷慨激昂的表示：决心遵照张叔的指示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

      粉碎日寇扩轨改钩企图进攻苏联的罪恶计划

自王济堂成为抗联地下小战士后，人小志气大，肯吃苦，不怕死。创造一切便利条件（如我每天上班带饭同意我多带两个苞米面大饼子给日本鬼子吃，换取日本鬼子好感），支持我搞日寇军事情报。我郑重表示：“要向抗联叔叔们学习，勤动脑子、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辆牲；多调查了解敌情，随时向董丽泉大哥汇报；充分利用豆腐坊这个阵地，努力完成地下党赋予我的一切任务！”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遵照张瑞麟、董丽泉的指示，以全副精力调查了解厂内外日本关东军、伪警、汉奸走狗动态；我和地下党员、工人师傅们一起参与破坏生产设备、工具和原材料；卸掉机车制动阀门，换上从废铁堆里捡出来的废旧阀门，卸掉机车联结牵引车辆的胶皮管子，砸坏扩轨的旋盘零部件，用焊枪割坏一半车轴（机车一转动，车轮就断为两截）；往车轴油盒盘里塞满铁屑（车轴一转动就被划坏）；割断挂钩的铆钉（机车一开，联结分家，车辆就被抛锚）……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使日本人防不胜防。有效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攻苏联的罪恶计划。       因为我的特殊贡献，张瑞麟和苏军情报部门给董丽泉和我分别记功一次，与此同时，苏联工农红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亦批准张瑞麟授予我‘小猫’这个代号潜伏在伪满三棵树铁路工厂刺探日寇军事情报。于是，我的情报经中共地下党转呈，都被苏军情报部门记录在案（见俄罗斯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2015年9月9日第6773期的报道）。

与日本工兵套近乎套情报

日本关东军为顺利扩轨改钩，在三棵树铁路工厂派驻一个工兵营的兵力。在我工作的分厂有一个29岁的工兵少士副班长黑田，常因吃不饱饭、工作太累而产生对上司不满，不时的向我发牢骚讲怪话。他的排长是一个22岁的少尉军官，穿着一套干净整洁黄呢料军服，戴着一副雪白的线手套，挎着长腰刀，足蹬一双黑又亮的大马靴，神气十足而又装腔作势；站在生产机车旁，俨然是一个白面书生。黑田少士对这位年轻少尉颇有微词。不止一次的骂道：“鸡巴小孩有没有一个样！他念书大大的，我念书小小的，就得在他领导下当兵干活！”1943年，日本人吃的大米供应量锐减，用黄豆掺大米煮成大米干饭，装在虾米腰的铝制品军用饭盒里约有4公分厚。黑田膀大腰圆、劳动强度又大，这点大米饭是添不饱他肚子的。每当午休吃饭时，饥肠辘辘的黑田就狼吞虎咽地把那点儿大米饭吃个精光。然后就眼巴巴的望着我吃着火烤的苞米面大饼子，馋涎欲滴。这时，我就不失时机的把事先准备好的两个大饼子送给他吃。久而久之，他与我的感情甚笃，对我完全没有了防范意识而无话不谈。我有意识地由浅入深的向他套话，他都饶有兴趣地吐露真情。他每天都要从腰间掏出一个类似中国绣有精美图案的荷包，放在窗台上，双手合作揖，闭上双眼虔诚的静默祈祷一次。我问荷包里装有什么宝贵东西？他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搜雷蛙，楼波欧豆哈慈得四”，接着他指着自己左手的指甲盖儿说:“还有它！”我这才明白黑田每天定时默拜一次的小荷包原来是他妻子在他当上日本侵略军开赴中国东北前按日本习俗剪下了她的一绺头发和几条手指甲盖儿装在荷包里面珍藏在他的身边，既留作纪念又保佑丈夫安然无恙。他还向我透露出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南亚一些国家后兵力分散，特别是被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军打得丢盔卸甲，屁滚尿流、伤亡惨重，兵力严重不足；加上“满洲的胡子”（诬指东北抗联），大大的厉害，打死不少的皇军，不断的骚扰和破坏治安。  为了对付抗联，从朝鲜抓来一些男青年到中国东北顶替日本人来压迫中国人，关东军和伪警不断的组织讨伐队到山里“讨伐”我抗日联军等机密。我根据董丽泉的指示，在厂内调查朝鲜人的动向发现确实有不少充当假洋鬼子的朝鲜人。有一次，我见有两个形似日本人，身着绿毛料衣服的朝鲜青年狐假虎威招摇过市来到水箱分厂，我便凑上前去献殿勤、嘘寒问暖发现他俩不会说日本话，我就拿粉笔在铁板上写了几个日语字母，他俩都不认识，对日语平假名和片假名更是分不清。由于他俩在我面前暴露出假洋鬼子的马脚而恼差成怒，一齐动手把我打倒在地，一个掐我脖子，一个操起铁棍猛打我的后背。就在这危急时刻，黑田一个箭步蹿了上来将此二人制服，他大喊：“角兹给！”此二人规规矩矩地站在黑田面前，黑田分别给二人各掴一记耳光后又把我搀了起来。黑田告诉我说：“你以后可不能再惹这些朝鲜人了，他们都是‘间岛特设队’的间谍，专门来刺探东北抗联情报镇压中国人的，危害性极大，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我立即将此情报报告给董丽泉。

接近伪警长，巧得情报

爱民街豆腐坊的锦州老乡都是跑腿子的单身汉，劳累一天做完豆腐无所事事，常在夜幕降临时招来附近豆腐坊的老乡来此推牌九。南市伪 警察派出所的胡警长也准时光顾。他一不责骂、二不抓赌，从腰间摘下洋刀躺在劳金行李捲上假眠。谁赢了钱就抽头给他，责成我替他敛钱。 一宿赌局下来，胡警长一抻懒腰就满载而归，有一次，胡警长酒兴大发我大爷拿钱让我买来猪头肉，配上自家做的豆腐，并吩咐我陪好，招待好胡警长，酒至酣畅，胡警长忽然嚎啕大哭，我问他何故，醉酒的胡警长说上面抽调他参加日伪组成的讨伐队去讨伐胡子（诬指抗联），他担心自己有去无回。我便问他到哪儿去讨伐？胡说是去“巴、木、东（巴彦、木兰、东兴）”。我就假意安慰他说：“你就放心地去，我继续照常按时给你抽红！”胡听后破涕为笑的说：“好小子，我走之后，你抽了红就给我大老婆送去！”，我立即将此机密报告给地下党。当日伪军警讨伐队赶到巴木东时，已不见我抗联的踪影，280名抗联部队指战员已安全迅速的转移了，讨伐队无功而返。事后，张瑞麟高兴的说：“没想到一个13岁的孩子能起这么大的作用，给小猫再记一功！”

在日寇刺刀下脱险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欧洲战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国战场上，在我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打击下，日本侵略军连吃败仗，伤亡惨重。加之侵占了包括东北三省在内的半个中国；又占领了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太平洋、印度洋一些岛屿，战线拉的太长，日本国内和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兵力严重不足。日本关东军就打肿脸充胖子，为炫耀武力，麻痹我抗日军民，利用哈尔滨市内环型铁路（三棵树—太平桥—滨江—哈尔滨—王兆屯—新香坊—香坊—东门—三棵树），开着瓦罐货车军用专列，在车厢左右两个车门各设3至5名日本关东军围挤在车门前以制造兵员充足的假象迷惑我抗日军民。我将搜集到的上述军事情报除及时向地下党汇报外，还积极抓紧时间练就一身追车、扒车、跳车本领以便随时跳上日本军用专列刺探情报。 

     1944年7月的一天，我又跳上火车，站在车厢连接板上，正在观察车上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实力，被一个日本宪兵发现。他大声斥责道：“你这个小孩什么的干活？”我身着铁路服装，身带检车的小锤儿，掏出身分证明示意：“我是检车的！”日本宪兵指着车厢骂我说：“昆呆牙路，你的进去。”我深知如果进入车厢肯定凶多吉少很难脱身。说时迟那时快，我迅速拽开车门准备跳车；冷不防被日本宪兵用刺刀攮向我脑门，我一闪躲，刺刀又攮入我的左肩窝。我急速地从风驰电掣向前飞奔的火车上跳了下去，并安然地跑回豆腐坊。我大爷一看我满脸是血，吓了一跳。我忙把跳车经过向大爷述说了一遍。我大爷为安全起见，就派我大表舅将附近诊所外科大夫请来为我疗伤，经大夫详细检查后，发现我脸的左面有断眉伤，左肩窝有两公分深的刀口，大夫对伤口进行消毒、缝合、清创和包扎后，说只要休息几天并无大碍。

    大家都为我机智勇敢的脱险表示庆幸，我立即将获取日本关东军增援东南亚战场，由于兵力不足，无力北进苏联的军事情报汇报给地下党转报八十八旅和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后来得知，苏联最高统帅部综合各方面信息。几经权衡后，做出了日本关东军确实无力北进苏联的判断，遂立即将驻西伯利亚的76万军队调往苏德战场，一举消灭了德国法西斯。张瑞麟从在苏联的八十八旅传话给‘小猫’再记一功。

敌人实施大速捕，我奉命转移

1943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在遭敌围剿战斗中牺牲，敌人劫走他的文件包，内有“巴木东”地区抗联组织和张瑞麟在十二支队时交给他的哈尔滨市地下党组织机构与人员名单等绝密材料。敌人根据其材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巴木东”大检举（即巴木东事件）惨案，对抗日组织进行血腥镇压。张瑞麟在安排“巴木东”地区群众转移的同时，立即派韩大爷带着他给董丽泉的口信，令董随韩速到抗联。张瑞麟把许亨植因牺牲而泄密的情况讲述一遍。为避免哈尔滨地下党遭到破坏、党员被捕，让他速回哈市安排三棵树铁路工厂所有党员立即离开工厂，远离哈市暂避一时。嘱咐转移的同志在外地先找个职业维持生活，更名改姓，断绝与家属、亲朋好友一切通信联系;待形势稳定、没有危险时再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张还给董一个金馏子做活动经费。为保存实力和不间断的情报联系，张与董一致认为我虽然年纪太小，也应防止暴露身份；令我也立即离开工厂，坚持以豆腐坊为据点专门从事地下斗争较为有利。为此，张瑞麟派韩大爷和董丽泉一道回哈安排落实他的转移计划。董丽泉和韩大爷回哈后除迅速安排同志们转移外，还专程来到豆腐坊与我大爷商量，我大爷当即表态坚决支持地下党的决定，从 1943年1l月起，不再让我到三棵树铁路工厂上班或露面；没有工资收入，由我大爷供我在豆腐坊食宿。让张瑞麟、董丽泉不要牵挂，让我在豆腐坊随时接待张瑞麟派韩大爷来哈与我直接联系交换与传递情报。然后，我大爷从豆腐坊拿出30斤干豆腐和30斤黄豆，让我帮韩大爷送到抗联赠给张瑞麟。并请韩大爷捎去口信：“有我的照顾，王济堂保证完成地下党交给他的任务！”

1943年10月，董丽泉遵照张瑞麟指示，在圆满完成同志们安全转移的任务后，带领两名新发展的党员转移到伪满奉天（今沈阳）荣昌铁工厂。

    1944年6月的一天，有一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青年男子来我们豆腐坊买豆腐。我见他甚是可怜，就给他捡了五块豆腐，没收他的钱，他十分感激。他见我身穿伪满铁路的服装，就打听我在哪里工作及家庭状况。我说我是一个没妈的孩子，投靠我大爷在这个豆腐坊生活，在三棵树铁路工厂当半工半读工人。他突然眼睛一亮，问我认不认识董丽泉？我说：“董丽泉是我的恩师，情同手足”但我没有暴露自己是抗联地下特工的机密，我接着也问了他的一些情况，他说他叫倪金德，并把他自己从伪满监狱看守警到流落街头的遭遇前前后后、一五一十地说给我听。因为初次见面，加上做地下工作的警惕性我只是对他说一些同情和安慰的话，并对他帮助同胞的义气表示钦佩。这时，倪金德才如实的对我说：“其实你董师傅是抗联地下党的头头，已于今年二月被日本特务李忠孝从奉天逮捕，关押在我当看守的哈尔滨监狱，受尽了各种大刑，但他始终守口如瓶，严守党的秘密，最后被折磨至死！”闻听此言，我顿时五雷轰顶，悲痛万分，失声痛哭。稍许，我镇静下来，强忍悲痛的问：“倪大哥你是怎么知道的？”倪兄直言：“是抗联地下党张晓岩通过我以前的监狱同事带话给我，托我把董丽泉牺牲之事设法通知张瑞麟，令人幸运的是，在这里遇到了你。我们这是患难之中，友爱弥笃啊！”我激动的说：“我是上无兄，下无弟，孤苦伶仃一个人；从此你就是我的亲哥哥，你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如果我解决不了还有我大爷，准能帮助解决，我能供你吃豆腐。”

       一九四六年“四·二八”，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哈尔滨，我地下抗联战士张晓岩从哈尔滨监狱出狱后当了东傅家公安分局长。他指示我帮他找到了为我关押在伪哈尔滨监狱的东北抗联和地下党员工作而被日寇开除，流落街头的监狱看守警倪金德后、倪立即被妄任为公安分局的侦缉队长。倪在侦破国民党匪特案件中屡建奇功。一九四八年三月，在我们抓捕国民党土匪于兴随的枪战中被敌枪弹击中倒在血泊中，被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授予烈士称号。

1944年6月16日，抗联交通员韩大爷来到哈尔滨市道外区爱民街豆腐坊。我大爷又无偿地将干豆腐和黄豆各40斤委托韩大爷带给抗联指战员食用。因为我有伪满铁路火车通勤票、又有铁路员工作业服，便于以铁路工人身份做掩护，既免费又安全。我大爷就派我帮韩大爷一起乘火车去肇东。韩大爷带我到县里永合福药店（抗联地下联络据点，并专供抗联部队调治伤病员药品）领取一些治疗外伤的药品。我有幸在药店与抗联地下工作者阎世昌小哥哥见了面，进行一次长谈。他对我说：“我们做抗联地下工作者是为消灭日本鬼子的，任务艰巨而光荣。我们是中国人，也是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中国人——一个亡国奴。日本鬼子趾高气扬、横行霸道。我们不能忘记这当牛做马的惨状和血泪史。我想起我二爷被日寇活活的杀害这笔血债，就仇恨满胸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们要用自己全身力量和智慧精忠报国……”我被阎小哥发自肺腑、言词铿锵、而又富有哲理和说服力，掷地有声的一席话所感动。我决心以他为榜样，在抗联地下工作中做出更大的成绩。（阎世昌系兰西县公安局政委离休，现健在）。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张瑞麟凯旋回到哈尔滨。他首先慰问了董丽泉妻子赵桂兰和他的孩子。见她家生活十分困难，不禁声泪俱下拿出自己的工资以解燃眉之急；并帮她办理了《烈士证》，使其生活有了出路。然后到豆腐坊看望了我和我大爷，久别重逢，悲喜交集。“张叔叔你好啊？”我拉着张瑞麟的手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不住的流泪。“你这孩子，你都当了两年多地下抗联小战士了，还哭啊？你看我这不是很好吗、我们胜利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张瑞麟一边安慰我，一边对我大爷说：“感谢你对抗联的全力支持，还让老韩头和王济堂给抗联送去豆制品和粮食！”“要说感谢，应该感谢你和地下党关心照顾培养教育了我这个没妈的侄子！再说，我们都是锦州乡亲啊，何必太客气！”这时，张瑞麟关切地问我：“我把你送入部队去锻炼锻炼怎么样？”“太好啦！”我这才破涕为笑，一蹦多老高。

      1945年9月6日，经张瑞麟推荐，找与八十八旅东北抗联老英雄江子华等一起应邀登上哈尔滨火车站前广场观礼台、参观了苏联红军举行的二战胜利大阅兵。不久，张瑞麟又把我送入时任黑龙江省军区警卫连副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抗联老战士李敏的部队当战士。1946年“四·二八”，李敏令我随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被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哈尔滨特别市卫戊司令部执法大队当战士。

    王济堂口述  钟学志（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哈尔滨市党史研究会副会长）、金海林（哈尔滨市公安局纪检委书记）、李荣焕（哈尔滨市地方志秘书长）、朱乐臣（道外公安分局史志办主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