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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来大陆教书后，曾有朋友碰到我北大学生张博，问龚某情况。张说从前欧阳修是“六一居士”，龚先生则是四一：一口台腔，一式衣裳，一张白纸，上课只带一白纸，写几行提纲就讲。可是讲得好，一片文章。
虽是赞美，但显然“一式衣裳”当时足以为怪。所以有学生写信来问是不是戏服，也有人以为我是神父。
乐黛云先生则告诉我：有次汤一介先生要参加个活动，乐先生建议他穿唐装，汤先生还故意抗议：我又不是龚鹏程！
哈哈，是的，我之装束甚是简单，到哪都是唐装布衫，在文化圈中或称奇、或称便、或称好、或来谘询。如刘梦溪先生要去日本讲学，即曾问我如何备一套唐装，以便在正式场合穿。
可是，“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我不像屈原那样“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年轻时，酒旗风暖少年狂，未必不五色斑斓。
最先的讲究，跟现在的青少年一样。因为衣裤都规定了只能穿校服，故在裤管之长、短、大、小、衣领之宽、窄、尖、圆上略使点小心机外，学生嘛，只能在鞋子上争奇斗艳。
当年台湾全力备战，物资匮乏，没有现在各种名牌、新款、限量版、明星代言款等等。但只要异于同侪、逃离规定，那就是胜利。所以学校规定大家穿皮鞋，我就爱穿布鞋。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黑白帆布鞋，其实就是我们当年的款式，六十年前老古董矣。
但我不喜欢黑的，喜欢一种头略尖的白布鞋。打拳时，活动轻捷、便于使出连环鸳鸯穿心腿。每天把它藏在书包里，进了教室换上，放了学又换回。
等到入了大学，忽然没有了穿衣的限制，倒麻烦了。衣裤鞋袜全成了问题，不知如何是好。
很多人都是用高中制服，剪去校徽，先顶一学期，然后再徐图变法。
先是参考校园环境，向学长学习，例如穿长衫。
那是法定礼服，也是抗战以来的老传统，男女都用阴丹士林染成的深蓝色棉布做长衫和旗袍。长辈们习惯这么穿，我们受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教育的青年，也学着穿。以表示文化认同，不跟穿流行市井服装者一般见识。
凡校园里御长衫、抬下巴、高谈阔论者，都是这等自以为是的秀异分子，故作鲁迅、陈独秀状。文史哲科系尤甚。一般还有折扇等配件：搭配胡子的，像张大千；啣烟斗的，则似林语堂。
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也学将起来。购得一领，穿上，大有刘半农所说：“蓝布大衫偏窃喜，笑看猴子沐而冠”之气象。持了折扇去摆拍，又自以为是胡适之。不然则请老师把讲台让出来，由我穿大褂上去开讲，过把瘾。
但既是秀异分子，自不好同俗人抢澡堂、挤食堂、赶公车、逛地摊。长衫在生活上有其需要矜持、不丢身份处，只能视时地而穿，平日常服仍得另伤脑筋。
而男装其实难于女装。色泽有限、款式无多，又没有时尚流行之指引，或什么首饰包帽之搭配，而事实上也没什么选择。卖服装的店家，都只伺候女人，对于男人衣装，则如饲猪，随意扔些杂碎喂喂便罢。只有对女士才会像饭店大厨般，殷勤安排菜品、精心烹调。
幸而年轻男子靠的是可挥霍的青春、自以为是的才华、无穷瞎耗的活力，谁需要化妆打扮，像女人般浪费心思？经常光着膀子呢，衣服多么累赘！
直到硕士毕了业去教书，这才真要考虑穿着的问题。
仍是校园，但须表现有跟学生不同的身份；和老先生们相比，又须显示后进的谦卑。西装和中山装太正式了，平时也穿不住，仍是T恤牛仔裤也不成体统，遂开始穿青年装。
可是穿青年装，有点像情治机关调查员或救国团干部，所以后来又恢复了T恤衫。花的、白的、黑的。有时再套上一件夹克，把袖口拉上半臂。冷静时，戴上墨镜，像个坐在不起眼角落里的打手或杀手。
那些年，在文坛上闯荡，颇有杀气。既呼朋引伴，啸聚山林；也到处写文章修理人，开会，更以得罪人为乐。飞扬跋扈，不知为谁雄。服装，刚好就符合了我江湖人似的气质。
有人以为我有冲劲、能开拓，故推荐我去了政府机关，跟着真正的“大佬”干。这才正式穿起西装来。
西装是我们的标配，整天都得穿，故是常服。出外则又是官服，代表政府的体面，所以也不能乱穿。
可是，你知道的，现代女装，不管哪种款式都要贴身，勾勒胸型、收紧腰身、肩袖紧束，衣服成了一层华丽的皮，缠裹在躯体上。女人爱这样，因为通常意不在衣，只想炫耀身材。男装也这样却受不了，首先是闷，单调。其次是拘束，里面有合体的衬衫、中间有钳束脖子的领带、外有垫肩及扯紧手臂的袖子。把人拘起来，一如官场之拘束灵魂。
我草莽气未除，对此不免适应不良、应对不谨。
有次竟然穿着半臂花T恤就去开行政院院会了。新闻局长大惊，说：“你这……哎，什么时候开会都能这么穿就好了。”我没听出他话中有话，还暗自得意。结果会场果然只适合穿西装，我这短衫根本挡不住寒，差点打起喷嚏来。而且，下午就发了通告：以后不准奇装异服。
马英九兄知道我的脾气，安慰我说平时随便穿无妨，放件西装在办公室，届时一搭即可。
随手搭容易，可是西装更难的是选择。选择什么场合穿什么，其实很有讲究。有次穿了件西装，自以为很精神，结果英九兄很奇怪我怎么穿着猎装来上班。
原来西装看起来都一样，可是内中颇有区别，跟女人穿旗袍似的。官太太、上流名媛、大家闺秀、学生小清新、酒店招待服务员、妓女，可能都穿旗袍，但剪裁和格式各各不同。不懂的，自以为美，别人则窃笑不已。
西装，有些是中产阶级穿的，有些适合贵族和正式场合，有的还要搭配燕尾服。有的适合轻运动，有的则是平民日常。我们未尝深入西方文化圈，所以经常浑沦不清、自以为帅。
同事们的西装都请师傅量身做，我只胡乱买。这当然常不合适，是以我也想好好做几套。
但后来发现这也不是订做就能解决的。西装本是配合西方人体型及审美而设计的，中国难得有几个人穿得好看，都和西式模特儿身上搭件旗袍差不多。尤其我办大学时期，经常出访，穿西装既旅行不便，跟老外站在一起又容易自惭形秽。因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虽久，想想还是回归汉服为妙。
有次在纽约，要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会晤，而行李延误，无法穿西装。拟陪我去的夏志清教授本来很着急，后见我穿着唐衫来，才松了口气，操着他的苏州口音说：“民族服装嘛，都是可以滴！”
是呀，唐装和长衫都是极容易收拾，出外又什么场合都适宜的。放下袖子是斯文人，可参加国宴，撸起来则可和下里巴人搏感情。民族服装，在国外，更具有文化符号学的意义，极具辨识度，也很容易受人尊重。比邯郸学步，效法欧美人士西装领带、袖扣马甲的，可要简单大方得多了。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当年熊式一在英国排演《王宝川》时，连续四天，约好的女主角都是来了一天就拒演了。因为熊先生比较矮小，演员有点看不起他。后有人建议他穿长袍，果然因此留住了第五位女主角。而此后熊先生便一直穿着长袍。
熊先生和林语堂先生是近代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之双璧。林先生台北故居之辟为纪念馆，是我主持的，故我也对林先生在海外之一袭长衫知之甚详。这样的事例知道得越多，就越理直气壮地穿着唐装长袍到处跑。
可是在大陆这么穿，倒常有人以为怪了。
曾有少女穿汉服逛商场，群众以为是和服，暴起追打。女孩子逃进女厕所了还不放过，硬逼人家把衣裙脱了，拿出来放火烧掉才解气。
传统文化断层，服饰尤甚，所以才会这样。我所在的文教圈虽然略好些，但穿传统服装，仍会碰到各种不理解。有次去开会，我说刚下飞机，从机场过来。于丹在旁，即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问：“就穿这样，在机场？”另一次，到了会场，王志远兄告诉我：上午议程在人民大会堂，我穿唐装，不让进，说是奇装异服；幸好你没来，否则更不让你进。
一个社会，怎么就混到了把自家服装都当成了奇装异服的地步？
幸而风气渐移，春开不远。
因为受日本动画、漫画、游戏影响的青少年已经成长起来了。二次元（Two dimensions）架空、假想的虚拟世界，变成了生活之日常，他们也热衷参与大规模的角色扮演（Cosplay）活动。扮成中世纪美女贵妇，和假装是动画片中的人物同样受欢迎。
同时，日本还有“洛丽塔文化”。他们把14岁以下的女孩统称为“洛丽塔代”；并将“洛丽塔”作为成熟女人对青涩女孩的向往的标签，纷纷以电影《下妻物语》里的宫廷娃娃作为标准来打扮自己。
这种文化，跟Cosplay等青少年次文化结合后，先影响港台，接着风行于大陆。等到Cosplay欧洲中世纪宫廷佳人和洛丽塔少女，已成熟套之后，穿个古装，Cosplay唐宋佳丽、大观园十二金钗，岂不顺理成章，更显华彩？
刚好，这时服装时尚界也开始出现了“中国风”的探求。
中国风，是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流行，影响着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器用，服装之面料、图案、纹饰、花色、式样等都大量吸收中国元素。但晚清，中国“同治中兴”开始学西方以后，西方也就渐渐转向，从日本学得他们所要的东方元素，自1875年以后，开启了现代服装的新纪元。
中国人食衣住行反而都努力学西方，穿上西方发展出来的现代服装，出现了我前面所说：以传统服装为奇装异服的现象。
但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经济重新崛起，世界服装界的眼光也再度关注回中国，中国风作品又在时尚界设计界翻红。国内的纺织业、设计界，想建立中国服装品牌的时机乃渐渐到来。
相关机构和企业，在企业变革、网络营销、跟风学习西方设计与时尚服装之外，亦不能不开始探讨文化与服装的关系，回头去了解传统服装、研究中国服装的体系和样式，希望能找到新路。
毕竟，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的同质性越来越大，若不能显示自己的特殊性，就“泯然众人矣”，故生存之道只能是发扬其传统文化特性。
这种新的时代形势和需要，自然也带动了民族文化的复兴。
例如我在台湾时，台湾固然也每年祭孔，但年轻人Cosplay，我和台北市政府也Cosplay。在市府大厅演戏，由我扮演孔子，教诲一众弟子。然后孔子誕辰祭孔仪式结束后，还要利用祭台，我来导演一场正式的儒学讲会。官员和群众礼乐陶冶之后，皆席地坐听之。
后来我在都江堰等地办孔庙、在杭州等处办书院，可说都是这活动的延伸。着古衣冠、复原古礼、钻研古乐，铿锵揖让，吉军宾嘉，祭如神在，好不热闹。在演礼演戏之中，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也就逐次恢复了。
你说这是复古吗？当然是的，恢复了不少。但只是复古吗？不，主要是呼应时代的需求、探索全球化时代我们自己的定位、也参与了新汉服的设计。
其中，有些古风不可能恢复，也不会有人去恢复。例如唐宋人男男女女都要簪花，簪到“菊花须插满头归”、彷彿一棵樹的地步。虽也好看，就至今无人提倡。凡提出来的，都有现实上的指向。
像现在的大学生毕业袍，其实原是西方修道院的修士袍。西方大学，是由教会修道院发展来的，故这样穿很合理；我们也模仿他们这样穿，却实在莫名其妙。我在办大学时，曾经另行设计了一套。后来江苏师范大学的毕业典礼，也让师生及教育部官员，男的穿朱子深衣、女的穿曲裾。这就都是批判现实的托古改制。
而且“深衣”是个复杂的问题。它以“被体深邃”得名，但只知是衣和裳在腰间缝合，而其款式其实已不可知，所以朱子、黄宗羲、江永、戴震等等乃至日本儒者考证复原，聚讼了上千年。
现在依考古所得，认为深衣是采用绕襟裹身的方式穿着。由于紧绕身躯，衣内虽然会再穿裙或绔（不连裆的裤子），但在外观上并不明显，可能只在衣身最下摆露出一点裙缘而已。
但这样穿，现代人会觉得很麻烦，所以汉服运动者多半采取朱子的复原款。
而这样的深衣可以做为典礼的礼服吗？那又未必。因为只是古代诸侯﹑大夫的家居便服，到唐朝仍只是朝服、祭服的中衣，还不是礼服。庶人百姓钱少、阶级低，才会以此为礼服。但像婚礼，就仍要“男着衣裳，女穿深衣”。
可见真要复古是很难的，会陷入无尽的“学术”泥潭里，继续聚讼。大家只要心知其意就好，不必纠缠细节。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吵架，而是借此为故国招魂、同时也为我们的时代做点有民族文化意义的创造。
这样说，穿个衣服又竟有绝大的意义，感觉跟披上铠甲要上战场似的。
对呀，也没必要如此！穿衣吃饭，自然为要。以上说的只是“民族、身份、年龄、场合、角色不同，着装自然不同”这个道理而已。我自己以这种自然自在的方式穿衣，也不愿勉强别人。
因为不同民族、身份、年龄、场合、角色穿不同的服装，实质上就是演戏。都是为了适合剧情的假扮，人却还是那个人。不会因戴了王冠，身上就能放光，但王冠仍然每个国王都要戴。天地大舞台，服装从来不是为了实用的。
所以现在各地都办汉服节就甚好。节日是特殊的日子，反日常。例如平常上班工作，节日就可放假、休息、玩乐。可用理性彰显日神精神，找回自我；也可迸发酒神精神，放纵自我。现在的汉服节，就处于这样一个地位。既属于时代潮流新势力之一环，又是异端、游戏与玩乐。游园、游湖、游街、游玩、化妆、摆拍、自拍、花枝招展、花团锦簇，而亦演礼亦作乐，亦投壶、乡饮酒，并濡染茶道花道香道射道等等。将来能否“技近于道”虽不可知，现在却已可得浮生之乐了。
人类从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资本时代、资讯时代，渐渐就要走入游戏时代，汉服节或许就是一个入口。
因此，五月一日我将在陕西汉中“兴汉圣境”主持汉服文化节，先玩将起来。五一是国际劳动节，所以我们要用游戏精神来调剂它。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天还是国际示威游行日（International Workers’Day或者May Day）。因而我们也要来一场服装的游行示威，脱我工作服，着我旧时裳，给世界一点颜色看看。
龚鹏程先生
【作者简介】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