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读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我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我初次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另一本是《聊斋志异》。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聊斋》里有一篇名叫《婴宁》的小说当时我读过不止一遍。在中国古代小说里，如果哭得最美的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那笑得最美的就是狐仙婴宁……正是这样一些善良的狐狸洒脱而又明亮的性情，她们的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为我当时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而有趣味，但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这“打击”具有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

我的文学之梦也就此开始。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受了要当一个作家的狂想的支配，自愿离开城市，来到华北平原的乡村，种了四年小麦和棉花。那时的中国乡村还没有保护个人隐私的习惯。作为城市里来的学生，我们经常收到一些家信，那些信件被乡村邮递员送至村委会的窗台上，等待我们路过时取走。常常是，当我们到村委会取信时，我们的家信已经被先期到达的村人拆开并传看着不知读过多少遍了。而且这拆开和传看并不避人耳目，它是光明正大的，且带有一种亲热的、关心的性质。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次我去村委会隔壁的小卖部买东西，迎面碰见村中一位干部，他面带笑容地告诉我说，铁凝，你们家给你来信了，我拆开看了看，没什么事，你父母身体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那信我又放回村委会窗台上了，还有几个人要看呢……这位乡村干部的话让我哭笑不得，而他那一脸为我父母的身体健康所生出的欣慰表情又使我无从指责。我忽然觉得，不光明和不坦荡的说不定是我吧。最初的劳动实在是艰苦的，我一方面豪迈地实践着，又带着一点自我怜惜的、做作的心情。所以，当我在日记里写到在村子里的玉米地过18岁生日时，手上磨出了12个血泡，我有一种炫耀感。我不仅在日记里炫耀我的血泡，也在庄稼地里向那些村里的女孩子们展览。其中一个叫素英的捧住我的手，看着那些血泡，她忽然就哭了。她说这活儿本来就不该是你们来干的啊，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干的活儿啊。她和我非亲非故的，她却哭着，说着一些朴素的话，没有一点怨毒之心。

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乡村少女把我的不自然的、不朴素的、炫耀的心抚平了，压下去了。是她们接纳了我，成全了我在乡村，或者在生活中看待人生和生活的基本态度。

三十多年已经过去，那些醇厚的活生生的感同身受却成为我生活和文学永恒不变的底色，那里有一种对人生深沉的体贴，有一种凛然的情义。

我想，无论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我们写的是如何严酷的故事，文学最终还是应该有力量去呼唤人类积极的东西。

正像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有些作品，在极度绝望中洋溢出希望。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之美。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阅读中国和外国文学名著并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普宁、契诃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汀、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人品貌各异的著作。虽然那时我从未去过他们的国度，但我必须说，他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而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李贺的那些诗篇，他们的意境、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情感。一些可以被称作经典的文学，外表破旧地来到我的眼前，我怀着对“偷来的东西”的兴奋之情持续着混乱的阅读。

时至今日，我仍然怀念过去的岁月里对那些经典的接触。那样的阅读带给我最大的益处，是我不必预先接受评论家或媒体的论断，我以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世界上所有能被称之为经典的文学。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作家、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那些大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的果断放弃，并使自己能够不断爆发出创新的能力。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于是我在敬佩他们的同时，也不断想起谦逊这种美德。

当我们固执地指望用文学去点亮人生的幽暗之处时，有时我会想到，也许我们应该首先用谦逊把自己的内心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