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岁月之二十一生

   作者 柳泽生(辽宁阜新知青驿站)

                 当“打头的”

 

     1972年，是我下乡当知青的第三个年头。

     经过“两秋、两春”（两年的秋收和春种）的锻炼，我个子长高了，身体更壮了，样样农活也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了，往社员堆里一站，几乎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下萝卜沟生产队和辽宁西北所有农村生产队基本一样，村领导班子的设置是一个政治队长、一个生产队长、一个生产副队长、一个妇女队长、一个会计、一个民兵排长（民兵太少的生产小队设民兵班长）。这些都是“正规”的领导，是在生产大队挂号的。还有一些不在册的相当于领导的“二领导”，如“打头的”、饲养员、车老板子、保管员等。其中，“打头的”是名副其实的“二领导”，从春到秋带着社员下地干活。什么时候开始干、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收工；质量监督、速度快慢、人员搭配；先干什么活、后干什么活等，这些都由“打头的”说了算。按现在的话来说，“打头的”大概就是带班领导或现场负责人。

     别看“打头的”只是个“二领导”，却不是一般人都能当的。“打头的”不仅要农活好，还要有组织能力，还得有人缘（亲和力）。活计稀里糊涂，大家不服气；没有组织能力，分配不了人、安排不下去活；没有亲和力，大家不配合，你什么办法也没有。正因为“打头的”这么重要、既操心又费力，还不算是正规领导，生产队每天给“打头的”多记2个工分，算是奖励。

     就是这样，能力太强的人不愿意干，能力不行的人想干没人选。这不吗，当了几年“打头的”包“打头”，今年说什么也不干了。眼看就到了春耕大忙季节，“打头的”还没有个着落，社员着急，队长更急。生产队有几个够条件的，但是成分高，不能用。生产队领导班子情急之下，决定启用新人。选了正副两个“打头的”，我为正，包清云（在乡青年）为副。说实在的，当时在农村的知青当教师的常见，当书记的也有，但当“打头的”却很少，我这也算是一个“破天荒”的特例。

     这个“打头的”，虽然无职无级，在我看来可不一般，这是我人生中担任的第一个“行政”职务。可真应了那句话：拿着鸡毛当令箭。以前学到的什么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关心队友、认真负责都用上了。自从当上“打头的”，我是天天第一个出工，最后一个收工，一天也舍不得耽误。

     春天铲地、秋天割地是当“打头的”最“风光”的时候。

     那时候，农村特别看重铲地。老乡们说：“锄头底下有水又有火”，意思就是庄稼旱了铲地可以保墒，涝了铲地可以散湿。春天铲地，生产队男女社员全员出动，一遍接一遍连铲三遍，一干就是两个来月。这段时间，是社员们接触最多，最热闹的季节。早上出工，呼啦啦的一大群人，头戴斗笠，扛着锄头，跟在“打头的”的身后，说说笑笑地向地里走去。到了地头，大家选好垄，一字排开，专等“打头的”下令开铲。我们那的规矩是，“打头的”排在最左边，其他人顺序排开，副“打头的”的在最后。开始干活，不用吵吵不用喊，只要“打头的”伸锄开铲，大家就跟着动手干起来。但是有一点，不管你是力气大，还是铲地的水平高，只能跟在“打头的”的身后，不能超过“打头的”。原因是“打头的”要控制速度，保证质量，防止出现有人领头加快速度，别人也跟着快铲（俗称“毛了”）。锄板没进地，就在垄台表面划破一层皮，草没铲掉，苗却伤了不少。“打头的”转身接垄（一般是接落在最后的人），就是“歇气”（早上5点开始，到7点左右“歇头气”，大家回家吃饭。这“气”歇的时间长，大概1个多小时。）或收工了。我感觉在农活中，铲地虽然算不上最累，但却最辛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上四五点出工，晚七八点收工，除去“歇气”和“歇晌”，一天要干10多个小时的活。夏季的阳光直射大地，社员们带着草帽，穿着半袖汗衫，在无遮无挡的田地里，酷热的阳光一晒就是几个小时，汗水浸透了汗衫，湿了干，干了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描写地真是恰如其分。我们几个“小年轻”，干脆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后背和肩头被晒掉了几次皮后，油光铮亮，黝黑黝黑的。

     我当个“打头的”，真是应了“拿个鸡毛当令箭”“拿个棒槌当针纫”那两句话。一个夏季，不但天天早出晚归，还得“不用扬鞭自奋蹄”，真把自己当个“领导”了。铲地不但要草要除得净、苗要“开”得好，锄板下去的深，还要进度不前不后，有板有眼。别人“歇气”的时候，我还要检查质量。铲地不出力、不认真的还要返工。特别是有两个刚刚小学毕业没多久的“小半拉子”（年龄还小），还得时不时地去教一教，一不注意，就铲掉了不少苗。两个来月的时间里，除了“雨休”，简直就是锄头不离手，天天在地里晃悠。不管怎么劳神费力，一个夏天总算是顺顺利利地过去了。生产队大小头头觉得我还行，社员们也认可了我这个知青“打头的”。

     秋收对于生产队来说，是最关键、最繁忙的一场“大仗”。俗话说：三春不如一秋忙，秋收讲的是“抢”。所谓“抢”，就是“抢”时间、争速度，跟谁“抢”啊，当然是和“老天爷”“抢”了。成熟的庄稼，特别是大豆、高粱、谷子如果遇上大风，一阵摇摇撞撞，籽粒就会掉落满地。要是秋涝遇上连雨天，就连号称“铁杆庄稼”的玉米，也会霉烂发芽。眼睁睁地看着快要到手的粮食掉在地上、烂在地里，一春三夏的就算是白忙了。“抢”到手了，大家一年的辛苦就有了回报；没“抢”到手，就是白忙一年。秋收，男女老少齐上阵，全生产队的庄稼也就是半月二十天地就要全部割倒、进场（场院）。这个季节，忙是真忙，累也真累，但比较夏锄少了些周而复始的单调乏味，多了些收获的快乐和一展身手的机会。

当了一年“打头的”，磕磕绊绊的大事小情基本上都忘光了，只是有两个小插曲总是挥之不去，记忆犹新。

    第一个插曲。

     一天下午，我带着大家到离村子最远的“九天地”铲地。“二气”活时，队长来了，也加入了铲地的队伍。“九天地”距离村子远，要比在别的地方干活收工早一点，这样天黑前才能赶回村里。凭经验，我看时间差不多了，铲到地头就开始接垄了，“打头的”接垄，就是收工的信号。没想到，队长铲到头，转身又往回铲了，那就是不收工的意思。队长不同意收工，我也只好跟着队长又干了起来。我想，既然我要收工队长不同意，那就等着队长说收工。一垄铲到头了，队长还是接着干。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队长和我谁也没有下令收工。铲地的社员看着这架势，三一群俩一伙地悄悄地溜走了。月上柳梢，繁星点点，整个一块地里，就剩下我和队长两个人了。又一垄铲到头了，队长收了锄，我也停了工，一老一少扛着锄头、踏着月光、拖着疲惫的身子往村里走去，地上留下两条长长的影子。一路上，我们谁也不吭声，一直默默地走到村口。月光下，队长回过头，看了看我，笑着说：咱爷俩倔到一起了，你个臭小子，比我还倔啊。一句话顿时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第二个小插曲。

说来也巧，接连几天，一到快收工的时候，割的那块地就剩下不多了。收工吧，明天还得再来；不收工吧，就要贪晚（加班）。正值秋忙季节，咬咬牙，就连着贪了几天晚。加班不加工分，大家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这天下午，一块地割完，还不到收工时间。走到另一块地，也就到了收工时间了，不值得。我想，反正连着好几天都贪点了，这回就早收工一天吧。我和大家说：今天早点收工，但不要回家，影响不好。男的就近打一捆羊草，女的衲一会鞋底子（那时女社员上工都带着鞋底子或织的衣服，休息时间干点零活）。话虽然这么说，可有的人还是忙着回家了。刚到村口，正赶上队长到地里去。队长问，你们干什么去啊。大家说，今天收工早，我们回家啊。队长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这么早就收工，还学什么大寨啊，今天下午不给工分了。一听这话，这几个人赶紧跑了回来，见到我就问：打头的，你说话算不算数啊，队长说今天下午不给工分了。我一听，也来了气。队长一到，我就没好气地说：好几天贪点都不加工分，早收工一天就扣工分，今天下午大家的工分从我的工分里扣，这打头的我也不干了，你另请高明吧。队长没想到一见面就是这场面，一时语塞。看到这场面，几位上了岁数的老人，赶忙过来打圆场。“打头的，别太当真啊，队长只是开个玩笑”。还是队长有度量，借着这个台阶，笑了笑说：小伙子还挺性急的，别在意，上下班的事你说了算，工分照发，活还是你领着干。听了队长的话，我也消了气，对自己的冲动感到有些后悔。

     岁月匆匆，转眼秋去冬来。我人生的第一个“行政职务”——“打头的”，也因青年点合并，自动卸任。这个“官”，连同一年“兢兢业业”的政绩，个人档案里没有记载，组织部门也没有记录；或许，或许同龄的伙伴们茶余饭后还能偶然谈起：曾经有一个知青，在萝卜沟生产队当过“打头的”。

作者简介: 柳泽生 1952年1月出生，辽宁阜新人。1970年8月下乡知青；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市教育局、市委讲师团、辽宁竞走学校、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参编第一轮、第二轮《阜新市志》7卷；参编《阜新年鉴》24部；参与编纂县区志、部门志、专业志10多部。参加评审各类志书30多部。撰写修志论文50多篇。现专注编纂北京乡镇志。参编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志》（中国名镇志）《礼贤镇志》及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刘各庄村志》等多部村志。闲暇时间撰写一些散文和游记。主要有《难忘的知青岁月》《志海撷英》《萌宝撷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