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东何以能“异军突起”

——从广东精神谈起

                   刘斯奋 / 文

地处五岭之南的广东，虽然早自秦朝一统天下的年代起，就已经成为中国一个以“南海”命名的郡。但是，由于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且隔着颇难逾越的崇山峻岭之故，在其后很长的岁月里，却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事实也是如此，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尽管广东也不断发展，但一直到清代初期，广东不要说无法与中原、江南这些发达的地区相比，甚至也远落后于邻近的湖南和江西。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从宋代到明代，光是江西，就曾涌现出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朱熹、杨万里、宋应星、汤显祖等一大批著名人物，便不难窥见其背后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确，在中国的古代，广东是一块相对后进的地区。

然而，当世界进入十九世纪中叶，情况却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广东由于拥有广州这个当时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首先受到工业文明风潮和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双重鼓荡和夹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乃至民众的日常生活，都开始发生裂变。尽管这种变化在其初始阶段，并不完全是自觉和主动的，但无可否认，却具有开启中国近代史的意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此萌生的各种新鲜事物、发生的各种前所未闻的事件，包括其先知先觉人物的一系列思想、言论和行动，便以各种方式和渠道不断向内地传播辐射，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关注和影响。同样以人物为例，这一时期的广东，破天荒地出现了洪秀全、容闳、郑观应、黄遵宪、邓世昌、康有为、詹天佑、梁启超、孙中山等等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成批涌现，无疑同样是广东社会发展的一个集中反映。它显示着广东从此由农业文明时代的后发地区，一跃而成为中国工业文明的出发点，开始在启蒙和实践两个方面，发挥着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

这确实是一次异军突起，而且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异军突起。因为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上，尽管也不止一次发生过异军突起的情形，包括江南地区取代中原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中心那样重大的变迁，但都无一不是发生于农耕文明的范畴之内；而出现在广东的这一次，却体现了中国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新兴的工业文明突破的历史要求，是文明的一次质的飞跃，无论是思想观念、生产方式还是社会治理方法等等方面都面临根本性改造，就其深刻程度而言，是以往那些变迁所不能比拟的。

那么，这样一种历史使命，为何会首先落到广东这片土地上，使之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异军突起的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无疑可以也必须从多个方面进行探究，而其中绕不开的一点，则是它与广东精神的一种内在联系。

说到精神，无疑是一切社会变革的首要条件。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发展土壤，又反过来推动和引领社会的变革。广东地处五岭以南。这个地区的文化大致说来，是由三个源头“杂交”形成。首先是当地百越族人创造的以蛇图腾、断发纹身习俗和干栏式巢居建筑等为特征的原生态文化；其次是纳入全国大一统版图之后的两千多年间，通过历代的驻兵和移民，源源不绝地输入的中原先进文化；三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来自西洋、南洋，甚至非洲、美洲等地的异域文化。当然，三个源头中，中原文化长期以来作为一种先进的高位文化，其渗透力和同化力之强自不待言；而最终成为主流，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居于南海之滨，并由几个源头杂交融合而成的文化，广东在中国文化的大格局中是颇为独特的，为内陆单一型文化所少有。其内涵可以说更为多样，个性更为独特，生命力更加顽强，适应性也更加广泛。也正因如此，当西方文明的强力进入时，与中国的其他地区往往是深闭固拒相比，广东人却有着不同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最终导致广东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率先迈出了第一步。

那么广东人的精神表现在哪里呢？首先，较之中国其他地区，广东人的秉性可以说更加务实；做人做事，不盲目迷信条条框框；判断是非、决定取舍时特别注重实效，并且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及时做出调整。当时中原人在交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远涉千山万水，移民到岭南来，说到底就是为了谋生，为了寻找新的活路，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打破一成不变的旧有观念，放弃循规蹈矩的生存方式，想方设法适应新的环境，以图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站稳脚跟。另外，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往往来自不同地域，再加上大量土著居民，观念和习俗的差异使彼此的关系变得格外复杂，也只有秉持不拘一格的心态，才能互相适应，相处共存。

其次，广东精神里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多元和包容的心态。这源于岭南文化是“杂交”生成的，本身就是多元的产物，因此导致它天然地具有包容性。而且这种包容性不是一种居高临下式的仁慈与恩赐，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横向的平民意识。说来这与其移民历史也颇有关系。就当时来说，所谓移民，说到底，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远走他乡的“落难者”，而对于土著居民来说，他们又是毫无根基的“外来者”，因此谁也不比谁更优越、更显贵一些，于是自然就得用一种较为平等谦和的态度来处理彼此的关系了。事实上，移民离乡别井到了岭南，原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也不被承认，一切都得重头开始。你想站稳脚跟，就得自力更生。而由于远离政治权力中心，门阀等级的防范限制相对薄弱，只要有真本事，也就容易有出头之日。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加上海外贸易的发展，民间的依附心理也随之淡化，相反催生出一种较普遍的平民意识和自立意识。

至于岭南精神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不保守，愿意尝试和冒险。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惜经常变换生活的环境和方式。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典型的移民心态——当年离开故土，就是因为不肯固守一隅，坐以待毙。因此为了活得更好，不断转换方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岭南活得不顺心，他们就干脆跑到海外去。

强烈的务实、包容、和进取的精神，明白了这几大特点，那么回过头来看广东人在近代以来的表现，就不难发现，广东能在这个历史的大转折关头异军突起，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近代化即现代化。在生产力方面，是指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为推动，实现从农业社会的家庭作坊式生产，向现代大工业分工的生产方式转化；在经济生活方面，实现从以农业为重心向以商业为重心的转化，努力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思想观念方面，则是争取自由、民主、科学。而要实现这种变革。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最主要则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改变对商业行为的鄙视，促使市场经济的发育；打破对科学技术的恐惧，促使落后的生产方式向先进的生产方式转化；冲破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观念的束缚，提倡民主和自由，促使传统的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此外，联系到中国当时的国际处境，还必须完成政治上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这一十分重要的课题。 

从以上几大历史任务来看，可以说，在历经世事沧桑所积淀下来的广东精神里，已经较充分地蕴含着实现突破的原动力。例如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在内地还普遍实行重农抑商国䇿时，远处岭南的广东，商业氛围就一直在蓬勃滋长。特别是对外贸易，起码远自唐代起，就基本没有间断过。直到清代十三行之设，广州更成了全国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这对民众心理的影响无疑是广泛和深远的。而重商精神，则是近代化的很重要的催生条件。

又如在接纳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当时清朝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排斥所谓“奇技淫巧”，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得不到重视，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突破。而广东，作为南北中外杂处的移民地区，社会风气有着更强的务实性。当时的移民，之所以冒着千难万险到岭南来找活路，就是出于对现世生活的强烈、执著追求。对他们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能实实在在提高他们生活质量的方法。因此，他们对于一切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新科学新技术，有着一种天然的热情。这同样为近代社会的进入准备了心理条件。

至于近代化所要求的自由和民主，也与广东文化的平民精神有共通之处。广东自古没有传统意义的高门望族，等级观念远不如岭北内地浓厚。人们的精神气质，也是不卑不亢，不讲究出身，也不太重师承和来历，信奉平等精神。广东社会平民化、大众化的色彩极强，对于人也好，文化也好，天然地没有门槛，谁都很容易进来，进来以后凭自己的本事立足；好比一片阳光灿烂的沃土，最适合来自各方的种子普遍发芽，草木自由生长。广东人甚至对“参天大树”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态，似乎担心它遮蔽了阳光，剥夺了众多草木的生长权利。这样一种深入骨髓的平民特质，同样为近代社会的生成提供了天然的土壤。

最后，还要说到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课题。这在广东精神里同样有着深厚的传统。作为历代中原移民的最后退守地之一，广东精神中有一股公认的雄直之气。无论是宋末元初，还是明末清初，广东都是把反抗民族压迫坚持到最后的地方之一。而鸦片战争首先在广东打响，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基于以上分析，也就毫不奇怪，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广东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出现一种全方位的井喷现象。除了前面说到的那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之外，还出现了《资政新篇》这样最早提出的完整资本主义建国方略；出现了四批留美幼童中，广东籍占百分之八十的盛况；出现了第一间采用先进机械生产的民营资本企业、第一批新式买办和现代公司，并提出“商战”的战略性思想；还涌现出第一批从事现代技术研究的科学家、第一批学习西洋技法的画家、第一家新闻报刊、第一所新式学校、第一个电影家、第一个摄影家等等。与此同时，广东还成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其中黄埔军校的创立，对现代历史的贡献更是直接而巨大。至此，广东确实无可争议地成为一支突起的“异军”。也正是由于沿袭了这个传统，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新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在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观念变革、制度创新等等方面才会继续发挥务实、求真、包容，以及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义无反顾，奋身先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同样是有目共睹的贡献。

（原载2014年9月《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