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教合流到四学融通

——对文化自信的一点思考

刘斯奋/文

    人类社会的构建，是一个从散漫放任的原始状态，向有组织有规则的状态不断整合的过程。以中华民族深入骨髓的现世务实本性，受到深痛巨创，痛定思痛之结果，是儒、道、佛三教并存的千年格局受到质疑，出现松动乃至瓦解。中国人从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出发，开始主动积极地引进“西学”这一全新事物。

　　人类社会的构建，是一个从散漫放任的原始状态，向有组织有规则的状态不断整合的过程。就中国而言，这一过程自周代起，进程开始加速。其重要标志是从“天、祖同体”向“天、祖分离”转变；从巫卜向礼法转变。而放弃商代的部族分封制，实行基于血缘关系的诸侯封建制则为其具体实践。不过，在应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对原始状态进行整合的同时，势必要压抑和牺牲人性的生物本能追求；而在用“礼乐”进行文明的整合和规范过程中，社会的原始状态也必然被打破甚至摧毁。正因如此，到了周室衰微时，老子以及稍后的庄子便从相反的立场提出质疑和反对，他们弃血缘宗法之实有，而驰天地本源之玄想，主张绝圣弃智，返璞归真，清静无为。然而当其时，此派学说影响不彰。

　　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弱肉强食，礼崩乐坏，是此一进程之调整重构。秦惩其弊，乃强力整合，独用法家，终因严苛过甚，二世而亡。汉以秦为鉴，其初用黄老之术与民休息，更尝试恢复周代的诸侯封建制，结果引发七国之乱。彻悟之后仍旧遵循沿袭郡县之设。惟民间之管理，则重新依靠各地基于血缘的宗族势力。官吏的选拔也采用乡里察举和朝廷征辟相结合的方式。至汉武帝时因强化皇权需要，乃对先秦儒家学说加以神学化改造，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承周礼而立说。其实质乃系以血缘关系为物质基础，以宗法观念为手段，从精神层面上对社会进行整合。这种实质并未因披上神学化的外衣而改变。独尊儒术的结果，只是使这一学说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和强化，其后虽然经历曲折，但最终仍旧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至于儒家后学根据时势变化，也曾加以新的解释阐发，更换各种“天理”或“心学”的外衣，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最后仍旧以血缘宗法为归依。至于真正唯心的宗教主张，则从此在中国丧失至高无上之地位，而退居为民间（包括统治者个人）之自由信仰。

　　不过，儒家又是一种绝对精英主义的学说。它强调的是“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主张人生的目标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要求决定它只适宜在精英阶层中提倡，而无法在当时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甚至绝大部分为文盲的平民百姓中推行。而且即使在精英阶层中，儒家学说偏重于严格的共性要求，对人的个性发挥也未留出相应的余地。

　　及至东汉覆亡，中国社会陷入长达300余年的激烈动荡。儒家之独尊地位也受到强烈质疑。魏晋及其后的名士厌恶精英主义的沉重压力，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老、庄的主张因此被发掘出来，成了他们摆脱儒学束缚的思想武器。与此同时，为填补儒学中对于彼岸世界论说的空白，宣扬因果报应的佛教也乘势勃兴。其中禅宗一支作为外来宗教，经六祖惠能加以中国式改造，使之现世化和平民化，成为在民众中最具影响力的教派。糅合了道家学说的道教，其乐生恶死、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主张，则延续并强化了中国人重视现世生存的观念。其驱使万物、驰骋天地的奇思异想，也有助于艺术个性的张扬和科学的发现发明。从此，中国文化形成以儒家为主导，道、佛二教为补充的局面。此后1000多年间，通过各种外延生成物的潜移默化，这些文化深深植入到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之中，发挥着维持稳定和推动发展的作用，创造出领先人类社会的灿烂成果。由于历时既久，其变得僵化保守。特别是当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不断膨胀的人口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时，强固的宗法观念便成为桎梏，使生产关系无法实现突破，生产力也无法实现飞跃。宋代以后历朝的所谓“改革”，都只能进行开源节流式的小修小补，结果仍旧无一例外均告失败。接踵而来的便是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和饥荒使人口大幅下降，社会保持了脆弱的平衡。到了工业文明崛起于西方时，清政府便完全无法应对，最终一败涂地。

　　然而，以中华民族深入骨髓的现世务实本性，受到深痛巨创，痛定思痛之结果，是儒、道、佛三教并存的千年格局受到质疑，出现松动乃至瓦解。中国人从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出发，开始主动积极地引进“西学”这一全新事物。

　　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而为中国人特指的所谓“西学”，包括“道”与“器”两个层面。“器”即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工具；而“道”则是最终被共产党人选中、接受，并得以成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相通；而辩证法，则与中国《易》中的变易思想相通；至于无神论的唯物主张，也与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唯物精神相通。最后，阶级斗争理论又作为全新的思想武器，用经济地位的阶级划分，取代血缘地位的宗法划分，通过在全社会进行思想层面的反“封建”斗争，以及物质层面的土地改革，彻底打破了宋儒创立的、被宣布为“天理”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规范，为生产关系的根本性突破扫清了道路。而由此延伸的社会主义思想，则符合中国民众的终极诉求，为实现中国式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妇女解放扫清了道路。在此基础上，通过引进、学习、创新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方式，使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终于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飞跃。

　　就文化构成而言，由于近代西方的这股思想血液注入，中国文化的格局也为之一新。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代三教合一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整合，为唐代的盛世提供了全新的文化土壤，那时至今日儒、道、佛、西四种学说并存而又交融互补，则是中华文化又一次划时代的脱胎换骨，内涵变得更加丰富，视野变得更加宽广，生命力焕然强健，推动着中华民族最终走出百年低谷，迎来伟大的复兴。

　　当今中国文化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部分组成，那么还可以作进一步思考和认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特别是农业文明时代创造的辉煌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道佛三家合流为代表。

　　革命文化：以彻底打破宗法传统，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为目的的阶级斗争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先进文化。随着反帝反封建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完成，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也随之结束。全党全民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发展和提高生产力，实现国强民富，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坚实的精神与经济基础的目标。至此，儒、道、佛作为无法割断的文化传统，其作用也重新得到承认。

　　反之，在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许多地区，由于宗教传统过于深厚强大，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长期受到抵制，无法落地生根。这也可说是一大异数了！

                     （原刊发于 2020年07月30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简介

刘斯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1944年1月出生于一个很有文学渊源的家庭。他的父亲刘逸生是著名的报人、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他本人196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后，长期担任广东省宣传文化行政领导工作，历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