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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玉新
王方晨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上世纪80年代末初登文坛，著有长篇小说《老大》《公敌》《芬芳录》《背后》《老实街》《花局》，以及作品集《王树的大叫》《祭奠清水》《北京鸡叫》等。
印 象
拒绝商业化写作
在喧嚣中保持初心
3月15日，作家王方晨的长篇小说《花局》发布会在济南想书坊概念书店举行。《花局》描写了发生在所谓“花局”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作家看似在书写庸常的生活，却在对素材的提炼、加工和变形的基础上做出超现实的处理，赋予其象征意义和寓言性质，也让读者从书里每个人物的身上映照出自己的影子。
“我希望以文字、以文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快乐，发现快乐的源泉，并通过文字，把笑声还给生活。希望读者会在阅读中得到愉悦。”王方晨说。
表面上看，“花局”是一个机关单位，但实质上又是一个带有象征性的虚拟空间。著名作家邱华栋评价《花局》时写道：“跟随王方晨进入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现实场域，惊诧莫名中，你就像个罕见的访客，轮番遭遇花局人物、狗、鸟，以及局外的幽灵和魅惑女子，最终发现了一抹人心的异色。”
王方晨善于将我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细细剖开，缓缓抵达其内在本质。《花局》也是如此，他再一次将生活的细微之处放置于显微镜下，展现出人在“局”中的困厄、压抑和由此导致的荒诞不经。局内每个人都处在焦虑之中，每个人都在寻求着自己的出路，这也正是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一种写照。
王方晨长期拒绝商业化写作、坚守创作底线，在喧嚣纷杂中保持着初心，用脑、用心、用情、用力展现自己的人生与社会价值。他认为，把现实的、想象的生活储备写出来，文学的任务还仅仅是完成了一半，写好小说的前提，是你在写作中一定要忘记你是在写一个故事。“只有这样，你的小说艺术形态才可以完全放开，呈现出宽广的姿态。作家面对的不应该是某一类型的读者，而是整个世界。”
王方晨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跋涉者，对他来讲，只要还拿得起笔，眼睛不至于昏花到看不清码字的键盘，他就会一直写下去，会在文学的路上越走越远。《花局》中的笑点只是表象，其背后对人性的拷问才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他将这种深度和高度，以先锋的力量呈现出来，同时也让一种向善、向美的力量破茧而出。
借鉴《清明上河图》散点透视
以多种视角写出人性的复杂
记者：能否先解释一下《花局》书名的意思？
王方晨：我们每天生活在局中，比如酒局、棋局。《花局》重点写的就是“局”，这个局说是生活中的局。在我眼中，天下之局，大小不一，但大体都差不多，本质上是一样的。小说中有一个开会的场景，其实它的雏形，来自我在东营工作的时候，常常七八个人一起开会，没别的可讲，就是读报纸，我也很认真地开会。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如果我把大家真实的语言全部记录下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很认真地记下来了，开完会之后给大家传阅，都说，这是我说的吗？哈哈大笑。如果真是把生活的原样弄下来，又有一种效果，那才叫真实。所以，《花局》就是生活中单位里形成的一个局，人生之局、生活之局，我很感慨，我们都是局中人，每个人都离不开这样的局，时时都在局中。
记者：您提到“散点透视”的创作手法，这在您以前的作品和《花局》这本书中都有所体现。
王方晨：我写《花局》，采用的也是散点透视结构。中国画和西洋画不同之处就是西洋画讲透视，中国画一般不讲究透视，很多属于散点透视，比如《清明上河图》，它不是一个透视点，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花局》就属于一种散点透视，这也是我的文学主张，就是想尽办法，以各种视角，写出人性的多变，写出人性的复杂和深度。
记者：文学作品离不开对人物的塑造，这方面在《花局》中有没有独特的方法？
王方晨：书里面很多人的性格都是非常复杂的，我的小说里有很多执著的人，性格顽强，非常犟。我极力渲染环境，开始写的很多片断，其实是对环境的渲染，然后通过正写、侧写、集中写、反写，把人物的孤独表现出来，表现对人性回归的一种呼唤。一个作品里面有很多慈悲，也有同情，也有思考，也有无奈和困惑，揭示这种秘密需要作家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些情感如同隐藏在我们内心的秘密，通过小说创作发现它，并且公之于众，不论写好人还是坏人，不论是写局还是写小镇，或者写悲欢喜乐、成功失败，最后都是为了大胆地触动人心，引发我们的思考。什么样的生活对我们才算有意义？我觉得，我们要敢于跟生活的冗长做一个告别，要真正活出自我来。所以对《花局》而言，它可能会让我们产生这种反思，反思生活里我们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笑声，我们需要发自内心的快感，这才是我们的向往。
只有肺腑之言才能引起共鸣
以文学的眼睛发现快乐
记者：现在纯文学的受众不如以前那么多，您觉得怎样写才能感动读者，吸引读者？
王方晨：我觉得作家写的东西必须是肺腑之言，只有肺腑之言才能引起读者内心的共鸣。如果读者看我的书哭了，我很抱歉，我更希望的是让人笑。《花局》这本书实际上笑点很多，应该是看上去让人先发笑的小说，每个读者都能找到自己的笑点。就像今年电影票房最好的《你好，李焕英》，就是因为处处有笑点，但它的真情，又使多少观众在剧场泪崩。
记者：您给人的印象比较严肃，轻松诙谐的风格好像跟您不是太匹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方晨：大家认为我好像有点儿忧国忧民，总皱着眉头，看起来一直在发愁。我想，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总是被某种思绪控制着，我从小的确不像别的孩子过得那么轻松愉快，真是有点儿愁眉苦脸。实际上在我内心还是非常天真烂漫的，至少我非常善于以文学的眼睛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快乐，发现生活中快乐的源泉，通过文学把笑声再还给生活，这是我的目的。我写东西也不是想让读者愁眉苦脸，我是想着人们能从我的作品中得到更多的愉悦。
记者：您讲有一些读者看完之后觉得非常感动，甚至泪崩，但事实上您在整个小说写作当中埋了很多包袱，让大家看起来是充满笑点的，所以这也影响了您的创作格调。
王方晨：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诗词是南宋词人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的一句，“妙处难与君说”。我当学生的时候，语文老师带着我们朗读这句诗，一下子刻在我的脑子中几十年。后来这首诗词影响了我的创作，“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老师讲这句诗的时候，我一下子被带到那种情景当中。你说我讲这个跟文学创作有关系吗？直接有关系，每当我拿起笔来，这两句话就会控制我的潜意识，我要写出生活的那种妙境来，让你悠然心会的那种感觉。“妙处难与君说”，就好像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感觉一样。这始终是我写作追求的至高境界，在写作中体味生活的妙处，体味文学的妙处，我把生活的欢乐、生活的笑声、生活的妙处，融进文字中来。我希望读者看到我的作品时也会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记者：您认为您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比重更多，还是先锋性更多一些？
王方晨：单就《花局》来说，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还有一些先锋的技巧，不光是写人，还写到了鸟、狗，甚至幽灵。其中我写了一条狗，刚看的时候好像不是狗，但是越看越觉得是条狗，这条狗是被人养了之后，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人的身份，这个狗在《花局》里面和别人的宠物，一只鸟，之间的争宠特别有意思。狗非常好学，它掌握人类所有的语言，而鸟有点儿不思进取，满足于现状，觉得别人宠爱它，有鸟食吃，有水喝，有笼子住，它就甘于做一只鸟，只会两句话，一句话是“娘希匹”，一句是“八点了”，但用的时候，真正和狗争的时候，它有口难辩。《花局》里写的生活也是一种变形的，有人首先联想到城堡，城堡就很荒诞，卡夫卡写过，有一种荒诞变形的东西。比如我写的那条狗的故事，就是一种荒诞的表现。
用心灵观察生活
会发现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记者：您觉得作家观察生活，和普通人观察生活的角度、深度有什么不同？
王方晨：一个作家写作必须有像透视镜一样的眼睛。不久前我翻看一本过去的《小说月报》，看到河南省作协主席邵丽的作品，我仔细读，觉得她对生活细微的描写特别让人惊奇，我说她怎么知道这么多事，好像全都是自己经历过的一样。现在也有大量平庸之作，我觉得问题出在很多是照搬生活，卖弄常识。判断一个文学作品质地的时候，以这两个标准去判断基本就非常准确了。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仅仅是眼睛看到的吗？我觉得跟我们眼睛所见肯定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用心灵的眼睛去观察生活、观察人的时候，会发现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秘密，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正是这些东西，吸引诱惑着作家去写作。作家的作品都是自传，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道理，因为作家吃透了他看到的别人的生活，也就把这些变成了自己的生活，所以作品都有一种自传性，在这种状况下写出的作品，读者看到之后也会有一种共鸣。这就是文学艺术的感染力，也是读者和作家之间的一种化学反应。
记者：您觉得是什么力量让您坚持一直写作？
王方晨：我的经历还是比较顺的，上世纪90年代，我是小学老师，山东省作协的老作家王耕夫先生发现了我的第一篇作品，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很快我就有机会出来读作家班，省作协的领导看这小伙子很年轻，帮我调到东营市去搞创作。我的这个创作历程正好反映了文学的起起伏伏，当时文学已经到了比较低潮的阶段，大家都做生意去了，搞创作的很多人都转行了。我的感触就是，如果你真正热爱文学，你认定文学，就要坚定地把文学作为你人生追求的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这种坚持特别重要。
记者：这种坚持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方晨：没有人会听你的倾诉，只能默默承受，默默坚持。这种坚持、这种毅力、这种意志，反过来能够无形中渗透到你的文字中。我二十几年前有一个中篇小说是写学校的，当时写到一个本子上，一直没投稿，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去哪投稿。最近有一家杂志一直催稿，我就把那个作品录入到电脑里，发了过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当年搞文学创作的艰难和无助，不然也不会存那么长时间了。
王方晨口述
乡村造就了现在的我
我慢慢地又活成了乡土
我从小就是一个沉默的人，羞涩，话少，话少是不跟人讲，但内心风云激荡，与天空大地，与草木虫兽，滔滔不绝，想象力在沉默中萌发、成长、壮大。
乡村的穷困造就了现在的我。穷困能让一只桃子拥有天上的滋味。为贪图豆沫儿的美味，我把自己撑得动弹不了。几乎没有什么不是好东西，能吃的虫子、草梗，最普通的蔬菜，无不为我所向往。
能够跳出农门的村里人凤毛麟角。通过数年寒窗苦读，我考入曲阜师范学校。但我的第一志愿，却是济南一家电子工业学校，我最希望成为一名工人。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我看到一首朦胧诗，大意是诗人歌唱自己的使命，带着纸和笔来到人间。但是师范学校并不是为培养作家而设，我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作家。
三年学习结束，我被分配回老家县城的实验小学当老师，新的生活和工作压力接踵而来。我为自己的前途苦闷，无法看到生活的亮光，但一张纸，一杆笔，这对穷人来说，非常容易得到。于是，就有了我的小说处女作《林祭》，发表在《当代小说》杂志，我下意识地想到，因为文学，自己的生活可能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不管别人怎样，是穷困成就了我跟文学的不解之缘，让我在文学中纵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大胆展示个性，滔滔不绝地与世界对话。它来自穷困，却又超越穷困。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几乎所有的现代派文学探索都戛然而止，又回归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上。在我文学创作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我写出了《歌逝》和“兔子系列”四篇。《歌逝》落败，“兔子系列”遇阻，我也由此面临创作生涯提前结束。我决定背水一战。我去图书馆，从杂志上抄录通讯地址和那些看上去比较顺眼的主编、编辑的名字。又从河北一家书店邮购了一册“报纸杂志通讯录”，按图索骥，开始大量投稿。从此，我开始了自己文学创作的第二个十年。本来就非常关心社会问题的我，从写作《乡村火焰》《说着玩儿的》《王树的大叫》起，开始能够勇敢地直面现实。
我生活在山东，至今我也很少走出过山东。最早我在金乡，后来我在东营，现在我在济南。齐鲁文化与其他地域的文化甚至世界文化相比有什么不同，我真的不清楚，但我相信，所有的不同都是形式，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差异，就好像古老的仪式上，这个部族是宰牛，那个部族是杀羊、杀鸡，目的只有一个：敬畏上天公正的意志。孔子“割不正不食”，而我突发奇想，如果我是孔子的小跟班儿，那些割不正的食物可以给我吃。
本性上，我传统而不保守，宽容但有原则，可能就是这些形成了我现在的样子。在艺术的追求上，也与之相关。我们的乡村生活，正渐渐与城市趋同。我们慢慢地活着，就是把自己活成了乡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