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杜牧的《清明》诗，可谓家喻户晓。但诗的真伪与诗中杏花村的地望问题，在学术界里有过争议。清明时节，随中国诗词学家周笃文先生去探寻《清明》诗与杏花村。

 《千家诗》里有首杜牧的《清明》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寥寥二十八字，却生动地勾画出一幅雨中行役的图画。不是么？在淫雨绵绵的清明时节，我们的诗人一肩行李跋涉在异乡的泥泞小径上。凄风苦雨，冻馁交加，他是多么想歇歇脚、打打尖、暖和暖和身子啊，可是哪里有沽酒的人家呢？

从这句问话里，我们不是可以感觉到他那急切、焦虑的呼唤吗？接下去，作者用“牧童遥指”悠然一结，把人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希望、更加广阔的画境中去。言近而意远，构思是很巧妙的。

牧童土生土长，早已习惯于斜风细雨的牛背生涯，当然也不会有背井离乡，前程何处的怅惘情绪。他是安然的，从他那从容伸出的鞭梢望去，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片杏花成阵的村庄。

这就把整个画面延伸到遥远的空间去了。一动一静，一苦一闲，相映成趣，可谓诗情画意一片浑然了。它与杜牧的另一首《江南春》，同样为人盛传，堪称姊妹名篇：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同样写江南春雨，可是由于环境不同，感受也因之而异。前者写于间关道途，清明又正是上坟祭扫的时候。他一身远役，跋涉泥涂，故语多凄黯。“断魂”句出自宋之问“看欲断魂”，点出山行，用典而不露痕迹，甚妙。

后一首为登临揽胜之作。他身闲意静，不受饥寒的胁迫，故有雍容的气象。“南朝”二句，隐含着对佞佛迷信行为的批判，小中见大，思笔俱超，确实是精妙的作品。

对《清明》诗，目前存在不同的理解。这主要是两个问题，即真伪与地点问题。

关于第一点，有的人认为该诗不见于杜牧的《樊川文集》，在《外集》和《别集》中也未收录。而《千家诗》出于南宋以后，讹误不少，因而对其著作权表示怀疑。

但是，我们知道，杜牧是个多产作家，对自己的作品又不大珍护，许多诗作，随写随丢，未加存录。即使已有的存稿，他临终前又烧掉了百分之七八十。

这一点，他的外甥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说得很清楚：“（杜牧病中）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

所以北宋人田概曾慨叹说：“疑其散落于世者多矣”（《樊川别集序》）。确实，光他所增益的，就有五十九首之多。情况如此，我们怎么能单凭《樊川文集》之是否收录遽定其真伪呢？

古人文集，由于收藏、整理与刊印条件的限制，散佚失载的很多。比如刘禹锡的《陋室铭》，也不见载于《刘宾客文集》，而只是侥幸地被保存在《舆地纪胜》里，此类情况很多，必须慎重对待。

其次，《清明》诗自南宋以下，一直广为流传。除了《千家诗》外，在《江南通志》《古今图书集成》《增补事类统编》等权威性方志、类书中都明确记载为杜牧所作。如果没有坚确的证据足以驳倒上述资料以前，我们是不应否定他的著作权的。

另外，元词人凌云翰的《蝶恋花·杏庄为莫景行题》中有“恰似牧童遥指处，清明时节纷纷雨”引用杜诗，可为有力的旁证。

还有，如果从它的语言、风格、背景（详后）和艺术手法与杜牧的其他作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也完全一致的。试把它同《泊秦泊》一类作品比较，不是一样清畅俊雅，韵美神流吗？

第二，诗里的杏花村究在何处？是山西汾阳还是安徽贵池？

这个问题争议较多。前不久发表的《晋中一日游》（《北京晚报》1980年8月4日2版）就说；“每当吟诵那脍炙人口的《清明》诗句，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晋中原野一片生机勃勃，杏花村里，红杏点首，酒香扑鼻，令人陶醉神往的景象。”认定了汾阳杏花村是杜牧行吟之地。

再早一点，197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杏花村里酒如泉》一书，辟有《清明诗说》的专章，列举了不少理由来论证杜诗的杏花村应属汾酒的产地，并且力驳安徽贵池之说为非。这种意见究竟如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呢？下面拟就此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当然，人们出于对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景慕，往往附会出一些假名胜、假古迹来，这是不足为怪的。比如赤壁、嘉鱼之外，又有一个黄冈赤壁。卧龙岗、襄阳、南阳各有一个。

刘禹锡在河南荥阳老家写了一篇《陋室铭》，安徽和县——他的宦游之地，也有一个陋室。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群众的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学术研究来说，却要求严谨和准确，切忌张冠李戴，似是而非。

因此，对杏花村的地望问题，有必要作一番考查，以求得一个比较合乎实际的结论。我以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查。

首先，从物候方面看：

“清明时节雨纷纷”，“纷纷”二字所反映的雨的形态是具体的。它不是星星点点的疏雨，哗啦哗啦的大雨和稍下即止的阵雨。它是密密蒙蒙、绵延不断的毛毛细雨，而这正是烟云伏地的江南春雨所具有的特点。

它与爽朗高旷的晋中气候是大为不同的。晋冀一带，春多干旱，雨水稀少，素有所谓“春雨贵似油”之说。即或下雨，也难有纷密如丝的景象，更不会出现连绵不断的淫雨天气。侯延庆《延斋雅闻》称：“河朔闻人谓清明雨为泼火雨”，用一“泼”字，定知与“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南国春雨不同了。

金代的名诗人元好问（山西忻县人，与汾阳同属晋中平原），他写北国的春雨，则另是一番景象：

小雨斑斑浥曙烟，平林簇簇点晴川。

小雨斑斑晓未匀，溜光水色画难成。

这“斑斑”两字，颇能传出华北地区春雨的神态，它和“纷纷”然的细雨是有显著不同的。有的人举出韦应物的《送汾城王主簿》诗中“禁钟春雨细，宫树野烟和。”之句来证明唐代汾阳是有纷纷细雨的①。

可是，此人起码是太粗心了。因为既曰“禁钟”、曰“宫树”，则只能是首都，而不会是汾阳了。两者如何能扯到一块呢？这位作者还引用了谢觉哉为杏花村汾酒厂写的诗句“我来仍是雨纷纷”②作为证据。

可是他至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时间的差异。谢老留题时为五月，这已是雨水渐多的夏日了。

其次，从诗人的行迹看：

杜牧的一生，据缪钺先生所著《杜牧年谱》的记载，其每年行踪，都历历可考。足迹不曾到过山西，自然不会有汾阳觅酒之诗了。

《樊川别集》所收《并州道中》一诗，破绽很多，应是他人作品误入者。如“戍楼春带雪，边角暮吹云”，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当时不是边境，用“边角”字不类。该诗的尾联“如何遣公子，高卧醉醺醺”，自称“公子”尤属不伦。（杜牧诗中每以“贱子”、“贱男子”自称。）定为伪作，似无疑问。

相反，如果把《清明》诗放到安徽贵池这个背景下来考查，则丝丝入扣，密合无间了。

贵池，唐代叫池州，地处长江南岸。这一带向多杏花，有一个杏花村，今天还出产大曲和葡萄酒。池州是杜牧宦游之地。会昌四年（公元844年9月），杜牧由黄州移任池州刺史，共达两年之久。无论在政事或文学方面都卓有建树。

他修复或创建的萧相楼、弄水亭，他曾游赏的齐山、九华山以及翠微渡，杏花村诸处，一直为人们所艳称。他与另一位名诗人张祜，也是在这里结识的。彼此留下了许多动人的酬唱之作，被传为晚唐诗坛的佳话。杜牧与池州的关系，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些。在他出任池州刺史以前，至少还来过一次。他的《将赴池州道中作》诗云：

青阳云水去年寻，黄绢歌诗出翰林。

投辖暂停留酒客，绛帷斜系满松阴。

妖人笑我不相问，道者应知归路心。

南去南来尽乡国，月明秋水只沉沉。

青阳为池州属县。既曰“去年寻”，可知已是旧地重游了。翰林，指李白，曾游贵池，写了许多多出色的诗歌。“黄绢”即“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之省，为“绝妙好辞”的隐语。“投辖”典出《汉书·陈遵传》，陈拔出车辖投置井中，说明留客之殷勤。

杜牧这次池州之行的具体情况，今天难于查考了。只知道他的朋友中家居青阳的有一个孟迟，颇有诗名，尤工绝句。诗中所说的殷勤的主人是不是就是孟迟呢？或许这首清明觅酒之作，就是这次行脚的记录。

杏花、春雨、江南，在该诗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而贵池的杏花村正是具备这种自然条件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不同意其它解释的理由之一。

有人还提出，杜牧为官江南，能“只身一人在郊外断魂游荡”吗？①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生的复杂情况，那么这个问题是容易回答的。

我们知道，杜牧不只文才杰出，他还是一个有济世经邦的政治抱负和军事韬略的奇才。他注过《孙子兵法》，为朝廷谋划过削平藩镇、刷新治道的方略。可是直道不容，才高招嫉，他的理想百不一施，反而不断受到排挤、打击，再加上他家境清寒，家累极重，爱弟丧明，孀妹待哺，这副重担都压到了他的肩上。

种种压力，在他心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他当刺史，不论在黄州、池州还是睦州，都是穷僻小郡，如他所说，乃是“三守僻左，七换星霜”决不是显赫得意的光景。

恰恰相反，奔泻于他的笔端的大都是一些穷苦之词。如“何事明朝独惆怅，杏花时节在江南”（《寓言》），“白头搔杀倚柱遍，归棹何时闻轧鸦”（《登九峰楼》），“逐日愁皆碎，随时醉有余。”（《春末题池州弄水亭》），“四十已云老，况逢忧窘余”（《自遣》）等等。它们与《清明》诗韵情调是完全合拍的。

最后，从文献资料看，池州杏花，夙享盛名。《池州府志》云：铜陵（在池州）杏山，昔传葛仙翁尝留此种。杏下有溪，落英飞堰上，名花堰。

又《江南通志》云：唐诗人杜牧任池州刺史时有“清明时节雨纷纷……”一诗。《增补事类统编舆地部·池州府》条下：“杏花村在府城秀山门外。唐杜牧之诗：‘牧童遥指杏花村’即此。”

以上都明确指出了《清明》诗中的杏花村是在贵池而不在别处。那么主张汾阳一说的人，是否也能够有权威性的文献作为依据呢？至少我还未见到。在学术研究上应该有“破”有“创”，但必须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离开这个根本点来立说，那是危险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以为问题已经清楚。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应在安徽贵池，而不在山西汾阳。

其实，这个问题的争议，主要还是近来的事情。自1978年出版的《杏花村里酒如泉》一书问世，乃逐渐成为热点话题。

我们这样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遗产，这当然是值得自豪的。但是，是否必要把每件事物都和遥远的古代联系起来，以为越古越好呢？不见得。

比如举世无双的茅台和盛名远扬的汾酒，它们的信誉决定于各自出色的质量和特有的风味。至于杜牧是否喝过，倒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能把如春花怒放、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一一纳入历史的“模式”中去确定它们的价值呢？像这样朴素的道理，我以为是不难理解的。

①②均见《杏花村里酒如泉》

1981年载于《贵州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