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有关诗歌的往事，对我产生过镂骨铭心的震撼。一次，在洪泽湖畔的农村公共汽车上，寂寞倦怠使大家切近起来。言谈间，邻座一位年轻母亲指着怀中两岁左右的孩子说：“我的女儿会背诗。”一言落地，举座皆惊。我问：“会背什么诗？”母亲说：“白日依山尽。”我说：“让她试试看。”接着，孩子便奶声奶气地背诵起来。一句，两句，三句，第四句刚要开头，卡壳了。几秒钟，也就是几秒钟，母亲经历了由希望到等待，到企盼，到忧郁，到焦灼，到愧疚，到惶恐的感情过程。出于母亲的本能，她在失望的门槛边停住了脚步。轻轻地，慢慢地，从衣袋中掏出一粒糖果，并把它在孩子面前悠悠晃动起来。母亲面颊贴在孩子耳边溪水滑过草叶一般款软地说：“再想想，乖乖再想想，乖乖——”车厢里一片寂静，那种感觉，仿佛一个受命总攻的兵团在等待一颗信号弹。寂静中，第四句唐诗激流破冰一般喷涌而出，那种感觉，不亚于钱塘观潮。
农村孩子的声音穿过时空触及到民族文化的内核。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传承，选择古典诗歌为载体，这实在是古典诗歌的光荣和骄傲——世世代代，千家万户，哪一个中国人的启蒙不是始于古典诗歌？那么新诗呢？ 中国新诗是对中国古诗而言。按照时下的说法叫转轨，为何转轨？为与世界接轨。世界何诗？世界新诗。世纪交接，我们应该也可以拿新诗与古诗作个比较了——与古典诗歌比，新诗新在哪里？就“继往”言新诗失去了什么？就“开来”言新诗欠缺些什么？时至今日，新诗还新吗？ 新诗的新首先且主要表现在以文字的口语化和形式的自由化两点上，总体说，是新在形式上。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美学品质，比如切近时代，比如抒发个性，新诗表现出与古典诗歌的区别了吗？ 古典诗歌的源头上飘扬着自己的美学旗帜，旗识上闪动着三个大字：诗言志。这个“志”，是时代之志和诗人之志的完美结合。在“诗言志”的旗帜下，聚集并行进着文学史意义的主潮诗歌。有大江东去，也有晓风残月，主潮之外，有斑斓迷离难以归类的水系——古典诗歌倡导并呵护丰富和创新。在美学的核心部位上，新诗不应该也不可能新得起来。那么，就只能以文字口语化为一臂，以形式自由化为另一臂，接过旗帜踽踽前行——这就是中国新诗的基本轨迹。 旗帜是接过来了，新诗对于古典诗歌主体特征的继承和发扬能力却日渐衰减了。 症结之一是内涵的文化美的削弱。纵观新诗八十年，自五四以降，队伍的综合素质明显滑坡。而综合素质之中的中国文化素养的欠缺，就决定了新诗美学品质的滑坡。鲁迅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一部官僚文学史。学而优则“仕”，就学养言，中国诗史上有几位诗人不是进士？今天呢？莫说民族典籍的系统研习和思想精髓的深刻汲取，仅就一般阅读言，甚至没有真正研读过一遍《诗经》和《离骚》的诗人为数还少吗？阅读是问题的表层，而不是问题的内核。且看古典诗歌阵容之中，歌唱着多少集大学问、大苦难、大品格于一身者。因此，中国便有一条短诗一般的成语：文如其人。
症结之二是汉语的语言美的丢失。白话何咎？口语何咎？但欠缺文化美的白话口语就贫血。古典诗歌的语言神形具美。典雅、凝练、含蓄为神，音韵、平仄、修辞为形，古典诗歌语言所独具的距离感、未知感、神秘感组成审美的仪式感。再加上古典诗歌在语汇创造上的积累意义的贡献，就更加坚定了自己在文化殿堂里的独特地位。
症结之三是格律的形式美的丢失。古典诗歌的形式美以格律为主要特征。格律具有建筑的品质和规模，结构的可视性产生愉悦之美。
文化美呼唤记忆，语言美便利记忆，形式美确立记忆。于是一咏三叹，于是口口相传，于是才会诞生结构在洪泽湖畔农村公共汽车上那镂骨铭心的一幕。记忆把古典诗歌变成生活的盐。对此美学家欲辩忘言，理论也只能古典诗歌一般说出一个朦胧的词汇：魅力。 灵魂之所在的当然是文化美。文化美具有哲学品质，它超越有限而兀立于人性美之极致，中国古典诗歌是人类精神的金字塔。于是中国骄傲而又准确地把自己称为诗国。诗国不仅是形式意义，更是指具有诗歌品质的国度。不然，如何能够一首“关关雎鸠”就能够成为爱情纪念碑，一首“慈母手中线”就能够成为母性纪念碑，一首“劝君更尽一杯酒”就能够成为友谊纪念碑，一首“飞流直下三千尺”就能够成为自然纪念碑，一首“大江东去”就能够成为命运纪念碑，甚至一篇篇古典散文也能像诗歌一样被一个民族世代背诵到今天呢？ 打倒孔家店殃及国学，洗澡水和孩子一道泼掉了。新诗在起步之初就在“文化美”这块基石近边为自己埋下不祥的种子。 提及失落便想到找回。于是想到韩愈、柳宗元，想到韩愈、柳宗元的的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古文运动的本身已无须多言。作为诗歌颠峰的唐代尚有自己的古文运动，新诗难道还不该至少是从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增强中国文化底蕴的意义上认真构思自己的“古文运动”吗？这也好象远行的游子，他在俯身系紧鞋带的同时，绝不会忘记捧起故园热土。纵使临行时因为匆忙仓促未能顾及热土，他总会梦里醒里系念热土，生里死里呼唤热土，他终会找回一捧热土揣在怀中继续赶路的。 如果说新诗的形式萌于西诗，而新诗的历史使命是开拓创新，那么，新诗对于西诗的了解和把握究竟怎样，而新诗的兼容能力又怎么样呢？面对这个问题，第一意义的悲哀正是不懂外语。当然，这个不懂外语只是一个浅近的比喻，它的真实意义还是学养不足，到不了学贯中西的境界。不懂外语，何谈兼容？当然，这是作为群体意义的不懂外语，是从起点以降的不懂外语。西诗倒底作过些什么？西诗正在作什么？它们为什么这样作？中国诗人究竟了解多少，又真正意义的了解了吗？一个不了解别人的人，又如何能够明晰高效地规划自己、创新自己、独特自己、发展自己呢？ 就建设历程言，新诗亦可谓命运多舛。身着军装，肩负刀枪，在漫长痛苦的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新诗是英勇悲壮的战士。战壕文学当然也是文化建设，但命运留给新诗宁静思索、宽松创造的时间相对短暂，空间相对单一，新诗为时过久地粘着在社会学的层次上。 作为艺术本身，新诗欠缺什么呢？致命的欠缺是欠缺创新，缺少个人和集体的创新意识和胆略。 艺术最重要的是为艺术本身增添了什么。从形式和内容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层次说，形式即是内容。歌唱的目的是为把自己的声音和一切已有的声音区别开来，在大森林中，我们找得出一只为重复或完善别人而歌唱的鸟儿吗？从某种意义说，大师与大师的区别也是形式的区别，比如莫奈，比如凡高，比如卡夫卡，比如普鲁斯特。时代与时代的区别也是形式的区别，比如汉赋，比如唐诗，比如宋词，比如元曲。一部文学史乃至一部艺术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形式的创造史和演变史。每人都努力构建独有的的形式以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每个时代也都努力构建独有的形式以把自己和其它时代区别开来。 独创性作品具有三大美学特征，那就是拓展价值、不可替代和拒绝湮没。 冰心老人用毛笔在我的宣纸册页上写过一首短诗，她说： 老人嘱咐我们毕生工作，因为工作着是美丽的。工作的美丽是精神的美丽，而精神的美丽是终结的美丽。对于工作的态度不外爱好、敬业和献身。成功选择敬业，大成功选择献身。说起献身我想起安徒生。安徒生终身未娶，年轻时曾有一位俄国贵妇投入他的怀抱却被他泪流满面地推开了。他说，我把我的爱给了你，又拿什么给我的童话呢？他写作《卖火柴的小女孩》，他寻觅美、他发现美、他温暖美、他照耀美。烤鹅、面包、餐桌之后是祖母的微笑——超越物质直达精神，安徒生高举人类永恒的爱。女孩手中的火柴，是诗人灵魂的燃烧。 那么新诗呢？那么依偎着新诗的我们呢？诗歌饥渴，我们用血肉喂养它。我们捧起故园热土，和新诗并肩接踵策杖前行。
（文章与照片均转自《清江浦人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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