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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
龚德明/文
自古名山僧占多。
峰壑竞秀、奇石嶙峋、花木葱茏、泉流掩映、金沙雪浪、风光旖旎的普陀山，成为佛教名山，完全应该。
这不仅是其独特地理环境造成的“因缘”，也赖于特定的时代环境、文化环境。
（一）
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过程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
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是人类不断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发展史。宗教的产生，正反映了人类特定文明发展时期对世界、对自我的认识。
普陀山建寺庙，据载：始于858年。日僧慧锷主持其事。
作为外来学术，佛学与中国古代儒、道学术的重要差别在于经历了由异域性到中国化的认同过程，并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宗派学特征与心性学特征。佛教学术被中国文化吸纳而本土化，其构成映像是多棱形的，比如与老庄自然哲学相交互而有天台、华严之玄义理论；与孔孟人伦哲学相交互而有菩萨行之善养成贤的人格和进趋佛果的理念；与传统礼俗重生怀死、敬祖趋福信仰交互而有流行于中国民间的密宗、净土宗教义；与中国农耕文化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务实精神交互而有的祈福、祛灾内容；等等。佛学中国化，终于在隋、唐时代取代汉、晋经学、玄学而为一学术主流。其成熟的标志，以其与中国心性学交互并受影响崛兴的“心性本净”教义和禅宗自心彻悟的体现。
唐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日僧慧锷大师从五台山请观音像乘船归国，舟至莲花洋遭遇风浪，数番前行无法如愿，遂信观音不肯东渡，乃留圣像于潮音洞侧供奉，故称“不肯去观音”。舟行遇风浪，数番受阻，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深受佛学浸染的慧锷，却于此悟出佛意，只能是“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留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的翻版。然，无佛学由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无佛学至唐隆盛为一学术主流，则此“因缘”便不会发生。
而作为土生土长的道教，明明先于佛教入主普陀山，为什么普陀山却以“佛教名山”扬名于世呢？
是普陀山的环境，不适宜道家“求仙得道”吗？
且看后人对先秦道教人物——安期生来普陀修道的题诗：“安期炼丹处，遥指仙人井。华盖结树冠，玄泉烹清茗。寒懊复暑凉，甘润称逸品。任凭沧海淼，只取一瓢饮。嗟尔名利客，至此应知省。世人多弃此，熙攘几宝岭。”再如，诗《会仙峰》云：“会仙峰上待仙来，鹤驭鸾骖仔细猜。天柱巍巍高百丈，分明海上是蓬莱。”“群仙高会处，即此是蓬莱。略试神通手，莲花顷刻开。”
由诗可见，普陀山的环境正是道家追寻、向往的“蓬莱”之地。考察道教的历史形成，是萌生于周秦之际，完形于东汉顺、桓年间，繁盛于两晋，变革于唐宋金元，颓衰于明清时代。也就是说，佛教唐兴时，道教已过盛时。滋生于民间信仰，侧重点在鬼神崇拜和祈福祛灾的道教，并不关注其理论与学术观点；而佛教因传自外域，宣教的侧重点在译介梵文经籍和理解经典含义，传介者必然是著名学者。这注定道教先于佛教走向颓衰。
文化在交融中发展，在发展中激荡起繁华与消歇、喧嚣与落寞。我们依旧可以在历史的印痕里，找寻到于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渡海来普陀山，结茅山椒、采药炼丹、直至终老的道教人物梅子真。读到“子真仙去剩空山，万树幽香拥翠鬟。半夜蛟龙听铁笛，梅花吹落白云湾”；读到“万树梅花开满湾，冥蒙春色驻枝间。回思仙尉成丹日，开落随时待九还”；读到“几树疏梅倚石斜，问梅开落属谁家。东风昨夜频吹俏，也作如来小白花”；读到“梅花万树满前湾，仙尉于今丹灶闲。春色自来还自去，何曾一片落人间”；读到“行义何妨又洁身，梅花独占首阳春。寻来丹井今犹在，无复当年跨鹤人”……这是后人对求仙得道的缅怀，也是对普陀山诗意环境的向往。
看中普陀山的不仅有梅子真，著有《抱朴子内篇》的著名道教人物——葛洪，也在普陀山留下了踪迹。今普济寺慈云石东侧，有葛洪井，水色湛碧，沁人肺腑，渗水涓涓，昼夜不息，相传为葛洪当年炼丹所凿。宋袁燮题诗：“竹屋虚明卧古松，葛仙丹井留遗踪。日长无事同僧话，指点云边三四峰。” 清沈树兰亦有诗云：“句容家世忆仙翁，鹤驭翩翩驻碧空。独有余丹留井底，甘泉普济洛迦东”……
但，历史终于把球踢到了日僧慧锷的脚下。这份包含了文化发展必然的偶然“因缘”，终于让佛教落根于普陀，且在随后的时间延展里，得到了发扬与光大。
（二）
宋元明清数朝，是佛教的延承时期。“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佛教由宽泛的普度众生转向实际的忠君爱国，由三教调和转向依附儒家，由消极避世的生存方式转向积极地投入国家社会事务当中。 佛教的改造、衍生与发展，终于形成了中国化的佛学，也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
普陀山的历史，点点滴滴记写了佛教衍生、发展的过程。据载，宋乾德五年（公元967），赵匡胤遣内侍（太监）王贵来山进香，并赐锦幡首开朝廷降香普陀之始。元丰三年（公元1080），朝廷赐银建宝陀观音寺（即今前寺）。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宝陀观音寺主持真歇禅师奏请朝廷允准，易律为禅，山上700多渔户全部迁出，普陀山遂成佛教净土。嘉定七年（公元1214），朝廷赐钱万锣修缮圆通殿，并指定普陀山为专供观音的道场，与五台山（文殊道场）、峨眉山（普贤道场）、九华山（地藏道场）合称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
宗教的消亡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它仍有存在的条件。新中国的宗教政策是“宗教信仰自由”。历任中央领导人也都亲自莅临普陀山视察、指导工作。
“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普陀山，厚积了佛教作为一种掌握世界的方式的斑驳印痕。这印痕里，有对彼岸世界的皈依向往；有对今世的诗意凝望；有对自然万物的心性解读；有对滚滚红尘超然于外的落拓与沉寂……
（三）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这也造成了旅游业的兴起。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的普陀山，成为了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当一批批的“中国买家”、“中国游客”走出国门，吸引了全世界人的关注的时候；当中国的经济、科技、国防之快速提升，吸引了全世界人关注的时候，普陀山也迎来一拨拨的中外游人。
人们在这里重温“悟道成仙”的生命渴望，在这里用心去聆听“万法随缘”“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吟叹。登高远眺，瞰千里锦绣山河都归襟抱；低首吟叹，数百代英雄人物几付沧桑。
梵音袅袅、经声佛号里，有一联闪入眼帘：
晨钟暮鼓惊醒世间名利客
经声佛号唤回宦海梦迷人
龚德明，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