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臣(1003～1058)，字伯庸，王渎之子，王砺之孙。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六世祖唐末避乱东迁，遂为北宋应天府虞城（今商丘虞城）人。他幼年受系统的教育，加之其勤奋好学，掌握有丰富的政治、历史和军事知识，为其成年后建立功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圣五年(1027)，王尧臣中进士第一。张方平在《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渎）墓志铭并序》说：“尧臣，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天圣中今上初临轩，大选天下士几四百人，翰林策名第一，通材雅望，辉光笃实，践历显重，为朝廷羽仪，岩廊之瞻，积有日矣。”

从此，王尧臣步入仕途，释褐（hè，脱去平民衣服）将作监丞，通判湖州；召试，以著作佐郎直集贤院，出知光州。丁父忧，服除，为三司度支判官，迁右司谏、知制诰；再迁翰林学士，知审官院；陕西体量安抚使、泾原路安抚使、三司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重要职务，成为北宋的一名重臣。王尧臣墓地在今虞城县古王集。

王尧臣为官三十多年，为人民、为国家呕心沥血，于政治、军事多所建树。然而，他只活到56岁，就因病于1058年8月卒于位,卒谥文安，神宗时改谥文忠。有《崇文总目》传世。王尧臣为人诚恳，无所矫饰，知人善任。与弟纯臣相友爱，世人以之为孝悌的榜样。

王尧臣生活的年代，是北宋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王尧臣坚定地站在公理和正义一边，体恤人民，勇于进谏，持公守正，裁抑权幸，为北宋政权的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王尧臣任光州知州时，该地发生了严重灾荒，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于是，一些富于反抗精神的农民就组织起来，抢劫官府粮仓。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些人应处以死刑。但王尧臣却认为：“此饥民求食尔，‘荒政’之所恤也。”这是饥寒交迫的黎民为了求生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正是应该采取荒政措施（中国历史上救济灾荒以稳定政权的措施。其内容包括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饥察、除盗贼等多项）加以抚恤的。于是，他勇敢地上疏宋仁宗，要求开仓赈济，并明确宣布对因饥寒而抢劫官府粮仓者免以死刑。仁宗准奏，并颁布了诏令，这一诏令不仅使光州人民免于流离饥毙，生活得到安定，而且作为定律沿用多年，对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稳定政局起了积极作用。

由于进谏有功，王尧臣被升为京官，任三司度支判官，再迁右司谏。其间，宦官阎文应勾结奸相吕夷简，利用皇室内部矛盾，鼓动宋仁宗废掉为人正派的郭皇后，将其打入冷宫，又挟太医诊视，致郭皇后暴死。朝官议论纷纷，但多惧怕阎文应权势不敢直言。王尧臣挺身而出，奏请仁宗，要求将此案交御史审理，考核虚实以释天下之疑，终将阎文应以离间和陷害罪关押，为朝廷清除了一大奸佞。

庆历（1041～1048）年间，王尧臣升任三司使（负责统筹盐铁、度支、户部三部的最高财政机构的行政长官），他所面临的是国与民皆凋弊的现状。由于战争不断，边防用度骤增，三司厚赋暴敛之余，甚至动用内藏。受命之初，王尧臣即果断地进行改革：制定三司条目法度，罢免不堪重用的副使、判官十五人，荐用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一年过后，民用足；二年过后，偿还了挪用内藏的数百万；三年过后，内藏积聚数千万，国民皆安。以母老请罢，迁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群牧使。

王尧臣不仅在理政上才华横溢，有功有勋，而且在军事上也颇有建树。1038 年，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在其首领李元昊领导下脱离宋朝，建都立国，自称大夏（西夏），并开始攻宋西北边防。宋廷因久不用兵，宋军连吃败仗，尤其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境内)的惨败，使得朝野震惊恐慌。自那以后的三年之中，宋军损兵数万，折将数十名，边地屡遭掳掠，人民困苦不堪，北宋王朝的统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041年，忧国恤民的王尧臣被宋仁宗任命为体量安抚使，前往陕西一带巡察边备、安抚将士。临行前，王尧臣又首先想到了处于战乱中的人民。他向仁宗请求说：“以往，使者举着皇上的诏令，不论走到哪里，都存心只安抚官吏将校，而不问黎民百姓。自元昊叛反三年以来，关中百姓颠沛流离，贫困凋敝。请圣上下一诏令，传谕百姓，平了贼免除其两年租赋。”仁宗准奏，立即写了诏令。

王尧臣携带诏令，每到一地，都既安抚官吏将校，又安抚黎民百姓，传达仁宗免赋两年的旨意。逃亡在外的黎民听到这一消息，纷纷返回故里恢复生产，并协助驻军抗击夏兵。由于耕耘努力，关中人民第一年就基本达到了自足，第二年又以其余偿还了向官府所借的数百万石粮食，第三年就有了数千万石的积存。看到这种情形，王尧臣高兴极了，他说：“我所追求的就是这呀！”充分表达了他追求人民安居乐业的思想情操。经过安抚和实地考察，王尧臣上疏仁宗，指陈边防形势，以及边备方面存在的弊端和军队屡次失利的原因；其原因有二：一是敌众我寡。“陕西兵二十万，分屯四路，然可使战者止十万。贼众入寇，常数倍官军。彼以十战一，我以一战十，故三至而三胜，由众寡不侔也。”二是敌善于先据胜地，诱我追击，而我方将帅不善据险击归，又常循道追击，故多遭敌埋伏合击。而主帅又“不思应变以惩前失”。有鉴于上，王尧臣提出了加强边防，克敌制胜的三点建议：一是扩充军队，加强训练，特别要加强近敌巢穴之重镇。二是诏敕边吏，常远侦察，遇敌入侵，度远近立营寨，然后量敌奋击，不得轻出。三是精选将帅，任贤用能。力荐因好水川兵败而削去招讨副使之职，谪知秦州的韩琦，和因私自与李元昊通书而夺去招讨副使，谪知耀州的范仲淹，他指出：韩琦、范仲淹“二人者，皆忠义智勇，不当置之散地”。又称赞：“种世衡、狄青有将帅才。”可堪重用。宋仁宗赏识王尧臣的军事谋略，完全依其所奏行事，并颁布诏令，西北边境因韩、范等将领而安，西贼闻听韩、范而丧胆。在第二年的战争中取得了部分胜利。于是，宋仁宗又派王尧臣安抚泾原。

通过安抚泾原，王尧臣更深刻地认识到，宋军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军事制度的腐败，在用人上，过分重用亲旧恩幸之人，而轻视良将帅才，从而造成各路军队名号各异，所禀非一，兵势分散，不能协同作战。他提出了“精择将佐”，统一指挥，统一号令，充实兵力，耕战结合，加强边防城寨建设等一系列革新措施。这些措施如能实施，无疑会对克服宋朝军事制度的腐败，提高部队战斗力，稳定边疆局势，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宋仁宗并不真想革新军制，整饬军队，也不想与西夏决战。他在遣使安抚西北边防，起用韩琦、范仲淹的同时，已密令延州知府庞籍与西夏和谈，终于1044年以屈辱的条件实现了对西夏的妥协。

皇祐三年(1051)，王尧臣为枢密副使（负责军国要事的副行政长官）。王尧臣持法守正，不避豪贵，因此裁抑了众多的权倖，致使小人构怨，京城之内，陷害、中伤、恫吓他的言论一时四起，匿名信也随之而至，就连仁宗身边的近臣也时不时谗言相加。他们一方面利用其党羽在京城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损害王尧臣的形象，一方面串通起来，轮番在宋仁宗面前议论王尧臣的短处。然而，王尧臣却泰然自若，依然秉公把各种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王尧臣几次上言请求罢去枢密副使，但仁宗深知尧臣为人纯质，对一切流言置之不理，对王尧臣的忠诚丝毫不怀疑，并下令立即查问拘拿流言飞书者。

王尧臣官至枢密副使时地位高了，但思想上、行动上却更加谨慎，一如既往——“持公守正，以身任天下事”。特别是在处理关系皇帝宗室、宦官、医师、乐正、帝王宠幸者的问题上，坚决不搞滥恩幸请那一套。在小是小非问题上，对于滥恩幸请，可减少的则减少，可拒绝的则拒绝；对重大原则问题，则一律著为定令，按原则办理，决不敷衍姑息，私相授受。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因战功而居高位。其下属经常造作言语，寻衅闹事，人们普遍不满，而狄青却自鸣得意。王尧臣目睹此事，深为忧虑。于是，他当着众人之面把狄青教训了一顿。他列举历史上不少将帅出身贫贱，居高位后不能自省，骄横跋扈而遭杀身之祸的教训使狄青受到震动而有所改进。

嘉祐三年(1058)，迁吏部侍郎，8月卒于任上。

以文学仕进的尧臣，从右司谏到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再转右谏议大夫，在朝中典内外制十多年，留下大量书牍奏议，并有文集50卷(一作60卷)行于世，后佚。《宋史》本传云：“尧臣以文学进，典内外制十余年，其为文词温丽。”“元丰三年，子同老进遗稿。”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朝廷以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及秘阁所藏书籍或重复芜杂，或残缺不全，或谬误伪讹，诏令翰林学士王尧臣、聂冠卿、郭稹、吕公绰与馆阁校勘欧阳修和史馆检讨王洙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又仿唐代《开元群书四部录》编列书目。历经七年至庆历元年（1041）七月成书60卷，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由翰林学士王尧臣上奏，赐名崇文总目，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家书目（已残缺）。《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评价此书:“载籍浩繁，牴牾诚所保。然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藉以验存佚、辨真赝，核同异，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

在清光绪二十一年《虞城县志·艺文志》中，载有欧阳修的一篇志铭《尚书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赠仆射文安王公（尧臣）墓志铭》，是写给虞城人王尧臣的，记载了他和商丘的另一份情缘。

欧阳修曾与王尧臣共同编修《崇文总目》。王尧臣精于目录学，他们是怎样进入《崇文总目》的编纂班子的呢？据宋代江少虞在《宋朝事实类苑》记载：“景祐初元，诏群儒即书府尽启先帝所藏，校正条目，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咸被其选”。由此可见，他们两人是三馆官员中应选参加《崇文总目》的编纂的。自此，在一起共事修目，结下了深情厚谊。在王尧臣去世后，欧阳修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赞曰：“公为人纯质，虽贵显不忘俭约。与其弟纯臣相友爱，世称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诚意，无所矫饰，善知人，多所称，荐士为时名臣者甚众。”

有《怀天台隐士》诗一首，见林表民《天台续集别编》一。

有《请于陕西缘边四路益屯兵马奏》等文23篇，辑入《全宋文》两卷，载五九五、五九六。

王钦臣（约1034～约1101），北宋藏书家、图书馆官员。字仲至，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虞城）人，王洙第三子。欧阳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洙）墓志铭并序》记载：王洙有“子男五人：长曰叟臣，早卒。次曰力臣，太常寺太祝；次钦臣，秘书省正字；次陟臣，将作监主簿；次曾臣，某官。一女适太常博士陈安道。”

王钦臣早年以文章贽见文坛领袖欧阳修，深得器重。后以父荫入官，文彦博荐试学士院，神宗熙宁二年（1069）赐进士出身。做官为宦于北宋朝激烈的新旧党争时，素有高风亮节的王钦臣宦途难免坎壈。元祐（10861～094）初，他以工部员外郎奉使高丽，回朝后进太仆少卿，迁秘书少监。哲宗本想擢钦臣为学士，但因新党人物、丞相章惇（dūn）不喜而作罢，代钱勰领开封府。在新党所谓“绍述熙丰”的行动中，王钦臣被排挤出京师，先后出知和州(今和县)、饶州(今江西鄱阳)，终斥提举太平观。徽宗即位，始复待制，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宋史·王洙传》对王钦臣有明确记载：

钦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贽欧阳修，修器重之。用荫入官，文彦博荐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历陕西转运副使。元祐初，为工部员外郎。奉使高丽，还，进太仆少卿，迁秘书少监。开封尹钱勰入对，哲宗言：“此阅书诏，殊不满人意，谁可为学士者？”勰以钦臣对。哲宗曰：“章惇不喜。”乃以勰为学士，钦臣领开封。改集贤殿修撰、知和州。徙饶州，斥提举太平观。徽宗立，复待制、知成德军。卒，年六十七。

王钦臣继承了父亲嗜古和藏书、整理古籍的癖好，对收藏古今图书极其用心。他在父亲藏书的基础上，搜罗书籍数万卷，亲自一一校订，世人称为“善本”。《宋史·王洙传》对王钦臣有明确记载：“钦臣平生为文至多，所交尽名士，惟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雠正，世称善本。”徐度谓“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观其家藏书目至43000卷，而类书卷帙浩繁者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数。虽秘府藏书丰富却不能超过他。每购得一珍本书，先以废草纸传写，另求它本参校，直至无误时，方正式缮写。所用纸张，必以鄂州蒲圻（今属湖北）纸为册。一书作二本，一作专以借人传阅及子弟诵习之用，另本以素绢装裱，号称“镇库书”，不得已不能见。其镇库书达5000卷。与宋敏求交游密切，曾订有互借之约，每互借书互置目录一本，遇有疑问，互相质询。其镇库书于宣和（1119～1125）中，由孙王问献出，王问封官为承务郎，而镇库书副本犹存。建炎（11271～130）初，北宋亡，藏书留于睢阳旧居中，渐亡。精于校勘，所藏书大部分均手自雠（chóu ）正，世称善本。史称古今校书之精，莫过于此家。

王钦臣辑录父亲王洙生平言论之书《王氏谈录》99则。书中涉及父亲教子、谈学、解经、论校书、评书法、说藏书、论诗之语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虽为语录，时见形象跃于纸上，是研究王氏家学不可缺少的资料。《王氏谈录》亦收少量他人睿言慧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杂家类三《提要》云：“王氏谈録一卷，不着撰人名氏。”《说郛》载之，题曰王洙撰。《书録解题》则以为翰林学士南京王洙之子録其父所言。今观此书凡九十九则，而称先公及公者七十余则，则非洙所着明甚。葢编此书者见卷尾有《编録观览书目》一则，末题云“王洙敬録”，遂以为全书皆出洙手。不知此一则乃嘉祐（1056～1063）以前人所为，洙特録而跋之，其子附载书末耳。世无自著书而自标敬録者也，其“解绘事后素”一条，朱子集注取之。其论校书当两存、解经不可改字就义，皆为有识。其称校书之注二字以上谓之一云，一字谓之一作，亦深有理。

据《文献通考・经籍考》记载，王钦臣传世著作有《广讽味集》5卷，始见《直斋书录解题》二０，后佚。《杜诗刊误》1卷。今皆不存。

王纯臣，应天府南京虞城（今河南商丘虞城）人，王渎次子，王尧臣弟。仁宗皇祐三年（1051）为崇文院检讨、日历所检阅文字。至和元年（1054）以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通判扬州。哲宗元祐（1086～1094）初通判岷州。任转运使等职。张方平《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渎）墓志铭并序》记载：“纯臣，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文雅开敏，邦之彦也。”

王纯臣有诗《启至大寨闻擒鬼章捷书上奏喜而为诗》曰：

王陟臣，字希叔，应天府南京虞城（今河南商丘虞城）人。王洙四子，钦臣弟。仁宗嘉祐六年(1061)三月，辛丑科王俊民榜进士第三人。神宗元丰元年（1078），官检正中书吏房、刑房公事，权发遣两浙路提点刑狱。神宗元丰四（1081）年，为度支判官。哲宗元祐二年（1087）为右司郎中。

据北宋张方平《赠给事中太原王公（渎）墓志铭并序》记载，王渎有“孙五人：廷老、商老、同老，并秘书省正字；国老、周老，皆幼。诸弟子侄先后登进士科者十二人，盛矣哉！”目前，有史料记载，可查到的王氏八世有：天圣五年状元、参知政事王尧臣有子：王同老，秘书省正字。王朋老，官职不祥。王周老，官职不祥。转运使王纯臣有子：王廷老，秘书省正字。王商老，秘书省正字。王国老，官职不祥。王氏九世、王钦臣的孙子王问，承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