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海涛:
祖籍河北献县,资深媒体人。2005~2014年,在北京市委党校读专科、本科、研究生。2012~2016年,在全国市长学院学习。2015年4月~2016年4月,任《旅游商报》专刊部主任,2018年1月~2018年12月,任国务院新闻办《中国文化走出去》“魅力中国”栏目组中心主任。现任中国社会艺术协会理事、《二十一世纪文化艺术专刊》主任、尚德华夏健康研究院院长、中国药文化研究会药食同源产业分会副会长、《国际新时代通讯社》“文化经济”栏目组制片人、副处长。


横空出世的袁家村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涌现出很多乡村经济的“明星村镇”。
有“天下第一庄”之称的天津大邱庄。1976年,在大邱庄村支部书记禹作敏的带领下,大邱庄从一个小厂开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1992年,大邱庄达到顶峰,工业产值达到惊人的40亿元。

有“红色亿元村”之称的河南南街村。1984年,时任南街村书记王宏斌逆势而行,提出重走集体经济道路。村子里红色印迹随处可见,毛泽东雕像,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画像依次环绕。据说,南街村最红火时,年产值达到17亿。
有“天下第一村”美誉的江苏华西村。改革开放后,在原村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大放异彩。1994年,华西村以村庄集体经济开办企业,实现了家家住别墅、开豪车、存款千万。到1999年,“华西村”A股上市,被誉为“中国农村第一股”。
然而,这些曾经辉煌的明星村,最终的结局却令人唏嘘不已。
在获得巨大成功之后,禹作敏极度膨胀,公然对抗政府,并指使手下人闹出人命。1993年,禹作敏被判入狱,并死于狱中。强人离场后,大邱庄的辉煌也迅速灰飞烟灭。
《南方周末》记者曾经实地调查河南第一村,调查结果是,南街村所谓的成功,其实是建立在巨额的银行贷款之上的虚假繁荣。如今,由于经营不善,南街村已经资不抵债,负债达到几十亿元,如果进行破产清算,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

钢铁、纺织、旅游曾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三大支柱。然而,随着经济的转型,钢铁产能过剩,华西村面临大范围亏损。如今的华西村,已从昔日风光无限的首富村,成了负债高达近400亿的“首负村”。曾经神话一般的“中国农村第一股”,事实上已经破产。
但是,2007年,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陕西,被称为“空心村”的礼泉县袁家村,随着“关中民俗一条街”的建成和开业,却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明星。
大约是2004年前后,袁家村老书记郭裕禄,将最高权力交给了儿子郭占武。极具商业眼光的郭占武,花费两年时间,仅仅投资了一两千万,建成了一条长1000多米的“关中民俗一条街”。

郭占武的思路很清晰:将渭北平原的乡土文化,以及袁家村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在这条街上重新恢复,打造一个接地气的乡村旅游基地。其次,将农民种植的粮食、蔬菜、水果以及米面油,与城市的消费市场打通,从而形成完成的产业生态和产业链。
在袁家村建成开业之初,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小插曲。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咸阳礼泉县境内,曾有两个模范村,一个是袁家村,另一个叫烽火村。烽火村的掌舵人叫王保京,曾经官至咸阳市副市长。而袁家村的掌舵人郭裕禄,则官至礼泉县委副书记,并6次当选省委委员,陪了6任省委书记,当选过全国劳动模范。
可以说,郭裕禄和王保京都是“英雄式的人物”。两人的个性也极强。后来,在各种利益的纠葛之下,两个村子结下了不世之仇。
20多年前,《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卢跃刚曾经写过一本纪实文学,名叫《大国寡民》。书中曾披露,烽火村时任负责人,指使手下,使用泼硫酸的方式,致使该村一名村妇彻底毁容。由此也引发了两村之间的明争暗斗。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咸阳市后来的4任市委书记,都不愿趟这一浑水,在任职期间,从未踏足过袁家村和烽火村。
2007年,袁家村发展乡村旅游时,时任礼泉县县长孙矿玲是积极推动者之一。在举行袁家村“关中民俗印象一条街”开业仪式时,礼泉县县委邀请时任咸阳市委书记张立勇参加仪式并剪彩,但遭到婉拒。后来,郭裕禄委托媒体人马川邀请张立勇书记。
在知名媒体人马川的撮合和说服下,张立勇不仅参加了开业仪式,还做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并且明确指出“要把袁家村建成一个大乡镇”。
至此之后,袁家村开始创造一个个奇迹,仅仅用了4年时间,袁家村就成了一个闻名遐迩的“网红村”,以最初的一两千万元,滚雪球似的撬动了近50亿元的资本。袁家村一举成为名震天下的乡村旅游经济模范标杆。

在郭占武的带领下,袁家村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太阳一样,游人如织,旅游经济异常火爆。
2014、2015、2016这三年,各项数据迅猛增长,达到了顶峰,被誉为“关中第一村”。
无法复制的“袁家村模式”?
袁家村达到了郭裕禄做梦也未想到巅峰。巅峰时期的袁家村,究竟有多火呢?
据老书记郭裕禄介绍,2017年,袁家村年接待人数达420万,“五一”、“十一”期间,单日接待游客人数突破10万大关。年营业达到10亿元。这一数据,足以让袁家村傲视群雄。

不仅如此,袁家村的繁荣也造福了周边的农民。
10年间,袁家村不仅让本村62户286人脱贫致富,还造就了一大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此外,随着袁家村景区的扩建,附近10个自然村被纳入版图,面积扩大了10倍,带动周边2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2015年,处于巅峰的袁家村,开始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西安陆续开了16家餐饮体验店,全省累计20家店,且绝大多数门店生意火爆,甚至还拉升了周边商场的人气。
与此同时,袁家村也积极跨省发展,在河南、山西、湖北等地,都开设了“袁家村体验店”,资产总额从当初的一两千万,通过政府公共设施投资、招商引资、以及联营合资,资产总规模滚雪球式地达到了50多亿元。

至此,袁家村创造了多个“第一”:
第一个创建“农民创业平台”,以股份合作的方式调解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
第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带领农民进城创业,把农民培养成老板和合伙人;
第一个自主发展乡村旅游,颠覆和改写了乡村旅游的定义和范式;
第一个以村集体为单位,以品牌和模式,与地方政府及大型企业对等合作,实现全国布局,跨省发展;
袁家村火到什么程度呢?火到令昔日的南街村、华西村都瞠目结舌的程度。
为人精明、头脑清醒的新支书郭占武生性十分低调。但是当企业如日中天之时,他想不红,都难了。
一时间,袁家村车水马龙,成了“全国村长必备打卡地”,每天前来参观、考察、学习、寻求合作者络绎不绝。其中也不乏各级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甚至连国家领导人刘云山也亲自到访视察。
袁家村在爬升还是在下滑?
中国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时代在变化,商业模式在变化,人们的消费方式和理念也在变化。
在南街村名存实亡,华西村轰然倒塌,在包括烽火村、马嵬驿、白鹿仓、三国水围城等陕西20多个模仿袁家村的“山寨版”几乎全线崩溃之后,火爆的袁家村,也引发了业界的讨论。

袁家村会继续火爆下去吗?袁家村未来会像安徽的宏村、浙江的乌镇那样,成为举世闻名,长盛不衰的乡村旅游经济范本,还是会持续下滑,甚至会重蹈华西村悲剧性的覆辙?抑或是与许多“山寨版”的命运一样,最终只在江湖里留下一个传说?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话题。
4月26日,著名经济学家金乾生与记者一行,从西安出发,一个小时后抵达袁家村。从表面上看,袁家村依然繁荣,虽然是法定工作日,慕名而来的游客仍然不少。
按袁家村的老书记郭裕禄的说法,袁家村不仅没有任何衰退,而且还在稳步增长中。但记者逐街实地调查发现,车辆通过城墙,可以长驱直入,而专设的停车位很多,但停放的车辆却稀稀拉拉。过去,由于游客人数太多,车辆是不可能进村的,只能远远地停放在离村两三公里之外。
显然,这和老书记的说法有一定差距。
另外,记者通过走访各个店铺,包括两条小吃街、茶馆,以及位于南北的回民街、祠堂街、书院街发现,袁家村最热闹的地方,在小吃街和茶馆这一主区域。占地面积更大的回民街、祠堂街、书院街、文创街、游乐项目等区域显得格外萧条冷清。有的甚至由于经营不善还关门谢客。

整个袁家村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诡异景象。有不少商铺抱怨,他们已经开始面临亏损了。
显然,回民街、书院街、祠堂街由于没有鲜明的定位与差异,与国内特色小镇相比,也毫无优势可言,很难吸引游客的目光。

在这方面,浙江的乌镇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从东栅的观光,到西栅的度假,再到木心美术馆、戏剧节、互联网大会,乌镇的每个新业态的打造,都是在进行流量升级、品牌升级。最终让乌镇一步步从传统休闲古镇,转型为度假小镇,再蝶变为国际级文化小镇。

反观袁家村,表面上看,的确在扩建增容,不断在丰富业态项目,事实上就是“缺啥补啥”,科技含量低,顶层设计和长远战略并不明显。
事实上,随着长安唐村等更有品质的升级版的古村镇开发,“小吃街”已成为标配项目。尽管袁家村在食材把控、管理模式方面,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但同质化的问题,已经初露端倪。说袁家村模式不可复制,等同于说种稻割麦子技术不可复制。
郭占武和袁家村面临的艰难“大考”
未来,袁家村究竟会像安徽的宏村、浙江的乌镇那样,成为一个永久的乡村经济振兴的范本,还是会像华西村、南街村那样,走向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结局。
袁家村的老书记郭裕禄,虽然对现状满意,但他对未来也并未给出一个十分乐观的结论。他认为,“人才是根本,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未来成功与否,核心在于人。”

事实上,袁家村之所以火爆,并且难以被复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都在于郭裕禄这个传奇式的领头人。郭裕禄曾说:“一个人富了不算富,一个人只为自己谋利益,群众会把他打翻在地。”
上世纪70、80年代,在袁家村老书记郭裕禄的带领下,袁家村就有“工业化思维”、“商业思维”,在当时,该村曾出现水泥厂、硅铁厂、养牛场、建筑队、海绵厂、金属结构厂、建筑公司、金裕地产、汽车运输公司等村办企业。
1993年,袁家村还成立了“袁家农工商联合总公司”,下辖12个子公司,是一个集农工商贸为一体的集团型企业。到2000年,袁家村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小康村”。
郭裕禄在袁家村拥有绝对的“权威”,地位相当于“邓小平”,他一言九鼎,“唯我独尊”。这源于他实实在在给村民办了好事,让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为了严控产品质量关,老书记郭裕禄亲自出马,狠抓质量问题。曾粗暴地喊出的口号是:“谁敢造假,断子绝孙!”村里人对他既畏惧,又佩服,没人敢不老老实实地执行。
应该说,这种看似粗鲁的手段,实际上为袁家村品质把关和品牌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现在,人们对袁家村的农副产品充分信赖,购买热情高涨,与老书记严控质量关是分不开的。

老书记曾说,“袁家村的未来取决于人,取决于领导是不是一心为公,是不是实事求是地干事,而不是出于私心,往自己口袋里捞钱。”
据天眼查显示,郭占武目前持有陕西袁家村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所有股份,是公司实际掌控者和最终受益人。其名下有30家公司之多。

其中,仅陕西袁家村公司旗下公司就有:
陕西袁家村电子商务公司
陕西西咸新区秦风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山西秀荣古城袁家村文旅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子胥湖袁家村民俗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河南袁家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山西、湖北、河南三家公司中,郭占武占股比例分别为:51%,50%,31%,并直接担任湖北袁家村公司董事长,足见郭占武和袁家村品牌的威力。

2019年,游客接待量已超过500万,营业收入超10亿元。一个酸奶合作社一年营业额超过2000万,一个豆腐脑小摊一年能卖到上百万,每位入股的村民每年还能获得不菲的分红,2018年入股村民的收益率达到了91%。
但头脑清醒的老书记郭裕禄坦言,袁家村目前最大的隐忧,是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太长。当然这个隐忧只是技术层面的。老书记郭裕禄说,未来属于年轻人,而这个年轻人当然主要指的是掌舵人郭占武。

袁家村未来能否持续繁荣发展,取决于多个因素。比如:
掌舵人郭占武是否能够处理好个人与村民利益的关系,处理好个人与团队的关系,处理好袁家村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处理好个人与朋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好复杂的政商关系。
企业的发展到最后,拼的只有一个字——德。郭占武固然聪明绝顶,但聪明并不等于智慧。
郭占武能否跳出小农意识,成为一个厚德载物,让人从内心尊敬的掌舵人。能否掌控这么大的盘子,能否把这个战线拉得更长,最终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目前都是一个未知数。甚至我们可以说,袁家村正站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
这一切,对郭占武,都是一道大考,一道沉重而无法确定结局的大考。作为老陕,我们衷心祝愿袁家村越来越繁荣,袁家村的乡村经济模式能越走越远。

主任:李海涛总编:阳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