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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吾校吾师
文/刘德庆
正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恍然间，离开吾校吾师已有四十年的时光了。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鲁西北平原上，一个叫张石庄联中里度过的。学校建在张石庄村与我生活的刘庄村的中间位置。三排低矮的房子做教室，门是木板门，窗是木栏窗，墙是泥土墙，课桌是土台子，黑板是纤维板，那时候，最怕阴天下雨了，每次遇到这恶劣天气，屋子里就黑洞洞的。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黑屋子，土台子，里面全是泥孩子。”
校园里的杨树种植在空旷的地方，吸收了充足的阳光，茁壮而茂盛，树杈上的铁铃铛经常在值日老师那“上一，下二，预备三，叮叮当当集合去”的敲打中，振奋着我们的每一根神经。我们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甚至是集合，都无不追随着它的声音而起舞。
1974年还不满6周岁的我，就跟随教书的父亲进了一年级了。但懵懵懂懂，感觉什么也没有印象，想想，也算是上了一个一年级预备班吧。第二年的一年级，我很幸运的分在了赵荣光老师的班里，赵老师身体胖胖的、走路慢慢的、说话嗡嗡的，他颇有绅士风度，我跟着颇有耐心的赵老师学会了汉语拼音，认识了简单地汉字，也找到了学习的感觉，算是入门了。
第二年升上二年级了，我的班主任也换成了个子高高的，性格温柔的刘秀萍老师了。我的第一次表扬，就是刘秀萍老师给予我的。那是一个学期结束时，刘老师统计出了本学期全班同学出勤的情况，她跟同学们讲，我是唯一一名得全勤的学生，一个学期中没有一次迟到，没有一次早退，没有一次旷课。
升上三年级了，遗憾的是刘老师没有跟上来，她教了其它班级。在三年级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还和小伙伴们一块儿参加了入队仪式，看着老师给我带上红领巾的刹那，我充满了无比的自豪和光荣。我知道了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要格外珍惜和爱护它；我明白了少先队礼的内涵，五指并拢，高举头上，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还在老师的组织下学唱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课下同学们还一块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学习雷锋小组”，争相为大家做好事；从此，我每天就戴着红领巾自信满满，迎着灿然的阳光，背着书包去上学。
三年级时我还参加了一些政治宣传活动。70年代曾是国内动荡的年代。文革尾声，反击右倾，“四人帮”倒台，拨乱反正，运动一波接着一波。学校工作就要配合政治工作。每人自造红缨枪一杆，找个木杆，用刀削个枪头，把苘麻剥下的外皮晒干，捋成绳子，再染成红颜色，做成红缨，捆扎在枪头上。每天的活动除了练刺杀，就是带着红袖章，围着村子，喊些流行的政治口号。
跟长庆、延军、建新四个小伙伴表演《四个老汉去批判》，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那时我们四人，头上都扎上白毛巾，还带上假胡子，化上妆，在台上蹦蹦跳跳，熟练的对着早已排练好的台词，获得了台下人们的喝彩和掌声。在中心学校做汇报演出后，我们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四年级的寇爱荣老师，性格泼辣，教学严谨扎实，指导我们写作文也很有办法。她可是我的作文启蒙老师。记得有一次写作文，我用了一个“伏”字，写的是伏在桌子上读书写字的事。批改作文时，寇老师特别勾画出了这个词，在讲评作文时还表扬了我一番：为什么人家刘德庆同学，不用“趴”这个字呢？而用了一个“伏”字呢?这一个“伏”字就写出了他的学习的专心和认真。我坐在下边，心里顿时乐开了花，还悟出了汉字还有这么奇妙的作用。我从此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写出更好的作文。从此，写作一直陪伴着我，笔耕不辍，并乐在其中。
初中语文老师张振河老师，讲起课来，高嗓门，激情澎湃，远远地就能听到他的声音。我上学偏科，语文每次考试都要比数学高很多，得张老师偏爱。上语文课，我也就成了张老师经常提问的对象。张老师讲评作文时，我的作文本几乎成了范文本，惹来同学们的羡慕。栾福水老师带我初二、初三的物理和初三的化学课。栾老师脾气好，从不发火，但我学物理就是头大，欣慰的是化学成绩还勉强合格。
现在教育发展日新月异，可能再也看不到“黑屋子，土台子”了；为了生活我们来去匆匆，几乎找不到驻足的理由；为了发展我们天各一方，守望相助，每个恩师的音容笑貌还会时常浮现眼前。人们的生活都好了，老师们，你们一定都会好的。值此元宵佳节，祝福你们！
原文载《散文十二家》，有改动
2021.2.26
作者简介：
刘德庆，山东夏津人，中教高级教师，德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都市头条》认证编辑，《学习报》特约记者，《青年文学家》理事，曾任职于上海、青岛、郑州、北京等名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著有个人散文集《奔跑的岁月》，教育文集《透视灵动课堂》《多元课程创意与实践68例》，学生文集《春天的芭蕾》《盛夏的果实》等书籍，有100多篇散文、诗歌散见于全国各纸质报刊和网络平台，并有多篇文章在各类征文中获奖，作品入选《小村大书》《家国情怀》《中国民俗文化》《中国当代散文精选300篇》《散文十二家》等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