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方晨《花局》 □朱 凌 郑润良
2021年02月22日 来源：文艺报
长久以来，王方晨的叙述聚焦点都是脚下的“乡土”。虽然写作空间不断变换，但始终没有将视野离开他熟悉的“乡村”和“小镇”。他不仅长期关注和书写乡村世界，还极力通过语言文字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至今他已围绕“塔镇”构建了红杏庄、佟家庄、核桃园、樱桃园等文学地理图景。借助这些虚构的文学“村镇”，作者审视着乡村世界的政治生态，考察了乡村文化的变迁，也思考着乡村的人情人性。
长篇小说《花局》是作家叙事现场的一次转换。他将视线集中于“花局”这个已经脱离了乡村社会的城市机关单位以及单位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演绎了一场场“局中”故事。当代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和变迁，“塔镇”自然也免不了与时俱进，《花局》不是王方晨第一次以“城市”为书写现场。30年间，王方晨先是执著于乡村文化探索，在乡土文学领域独树一帜，后又创作了以《大马士革剃刀》为代表的以济南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城市小说，引起热烈反响，他也由此成为当代城市文学书写的代表性作家。
书写城市中的故事，并不代表远离了乡村。“城市和乡村的区别，就在于城市和乡村与大地的距离。”他一直期望，“我们的城市文学，在乡土藤蔓的拼命追捕中，稳稳立身于大地，向着天空，越长越高，成为一种形象鲜明的文学种类”。
《花局》虽然改变了作家熟悉的书写对象和书写场域，但是依然紧紧地贴近大地、贴近人的生存空间。王方晨以真实记录社会发展变迁为使命，审视基于社会变迁的人性以及个人情怀，以王方晨之“局”打开一扇透视当代人精神状态的大门。“花局”中人只不过身在局中，他们所思所想都不过是最普通的人的诉求，这与王方晨“乡土”作品中的人是一致的。他书写的是局机关中最普通日常之“局”，比如植树之局，正是这花局中最普通不过的日常工作，却充分展现了“局”中各色人等复杂的心理动态。“花局人物、狗、鸟，以及局外的幽灵和魅惑女子，最终发现一抹人心异色”。关于温柔之乡的遐想，恢弘绚丽的文学隐喻都使作者回归生命本然的热望跃然纸上。城市之“局”看似与乡土空间是“悬置”与断裂的，但是由乡土向城市的叙事现场迁移并没有改变作者的创作初心，即不管是在“塔镇”还是“塔镇之外”，这些作品俱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在所有表达价值上不懈地去质问、探寻。比如道德问题。他把属于伦理学、社会学、生活化的东西转到文人审视层面，由道德转为体面，挖掘人精神层面的渴望，探索人性本真。对于道德的虚幻想象只是世事变迁中的一个细微片段，被虚境遮蔽也只是转瞬间而已，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会被历史所丰富和扩大，最终呈现出复杂的思想深度。
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无论是美德善念或恶习卑鄙都是历史的尘埃，人性本就复杂，脱离现实谈美德、脱离历史谈道德都是抽象的。王方晨从未在文本中空谈道德，而是致力于展现时代新变和社会历史转型。虽然王方晨要完成的是有关老旧时代结束、新时代道德重建的故事，其中寄予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的思考，但是《花局》中他的笔力很大一部分用在了对日常生活和各色普通人的描绘和刻画。这成为《花局》一个突出特点。
王方晨并没有像其他一系列官场小说那样，构建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或设置悬疑，或讴歌，或贬斥，而是悬置了时空，致力于描述花局以及花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情境，使我们有机会把异质的道德逻辑和花局的道德传统之间的关系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故事的结局，古局长与花局夫人鲁林娜的争吵，还是花街夭婆带走古局长，结局自在人心，只剩下没有休止的传言。时间悬停不是局限视野，而是留下时间独立地思考过去与当下的关系，这既可以丰富对生活形式和意义的认识，也可以减轻历史与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便更好地了解过去、认识现在、把握未来。
